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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思成经典句子/名句/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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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127条关于"周思成"的句子：本页收录的周思成经典句子/名句/语录/周思成名句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周思成经典句子/名句/语录可以了解周思成的文字风格。
    时过境迁，势不可当的铁骑虎旅，今已凋零殆尽。 元代女真作家李直夫的杂剧《虎头牌》，描写了一个金末的破落女真家族。这家祖上也是“开国旧功臣”，世袭猛安。传到这一辈，叔父金住马，早年是一膏粱子弟，“打扮的别，梳妆的善”，脚蹬鹿皮皂靴，头戴粉花头巾，腰系金玉“兔鹘”（腰带），成天过着“吹弹那管弦，快活了万千”的荒唐生活。金住马的儿子狗皮更加不堪，追随一帮纨绔子弟，徜徉于中都的茶房、酒肆和勾栏瓦肆间，多年音信杳然。另一个叔父银住马，得了金牌，把守夹山口，觉得“如今太平天下，四海晏然，便吃几杯酒儿，有什么事？”故上任后“每日吹笛擂鼓做筵席”，喝得烂醉如泥，导致关隘失守。于是，金朝不知不觉沾上了中原王朝的另一个老毛病，那就是“防秋”。 “防秋”之名，大概始于唐代。唐中后期，每年秋天都要征调关东各道的军队，分守长安以西的要害地区，抵御吐蕃侵袭，称为“防秋”。此后，每到秋高马肥的时候，面对呼啸南下的游牧骑兵，弱势的中原王朝大多采取类似的被动防御：北宋防备契丹，南宋防备女真，明朝防备蒙古，一脉相承，统谓之“防秋”。 勇悍的女真人，一度是“防秋”的汉人士兵恐惧的对象。就算迁入中原，面对更北边的游牧民族，金朝也一度保持强势。为了不让蒙古诸部形成威胁，金世宗下令“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这种攻势防御战略，称为“灭丁”。不料，“防秋”竟然成了金章宗以后金朝君臣的口头禅，真是讽刺。
    《隳三都》
    新兴的大蒙古国，在三次敲打西夏，大致清除了肘腋之患后，几乎是本能地将兵锋指向了东南边的最强宿敌——金朝。 两个同这场战争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外国人，记下了当年蒙古大军誓师南征的详情。 第一个人叫术兹札尼，德里苏丹国的高官。他用波斯文写了一部从人类始祖到蒙古西征的全史：《纳昔儿史话》。术兹札尼的消息来源，可能是同时代中亚的霸主花剌子模国派去蒙古的使节。这部书记载，第一次南下进攻金朝之前： 成吉思汗整顿好军队，首先下令：蒙古各家各户在一座山脚下集合。他命令全体男子同女子隔离，子女同其母亲隔离，如此三日三夜，所有人头上不得戴任何装饰。在此三日内，不得进食，牲畜也不得哺乳。 成吉思汗本人立起一顶毡帐，把一条帐索挂在脖子上，三日三夜不曾出帐。在此期间，全体蒙古人齐声大喊：“腾格里！腾格里！” 三日后，第四日傍晚，成吉思汗自帐中出，宣布：“腾格里已经授予我胜利。现在，让我们整兵出发，向阿勒坦汗（金朝皇帝）复仇！” 又过了三日，在同一地点举行宴会。之后，成吉思汗率军出发。他们经过逃亡者札八儿穿越群山的道路，走了出来，攻击桃花石之国（中国）。他们发动了对该国的袭击，将其百姓置于屠刀之下。1211年春天第一次踏出草原的这支蒙古大军，几乎完全由轻型的弓骑兵组成。 定居农耕社会总是苦恼怎么把庄稼汉训练成合格的战士，蒙古人却生来就是骑兵。同时代的亲历者莫不惊叹，蒙古人“生长于鞍马间，人自习战”，游牧和围猎，让骑射几乎成了他们的本能。 在蒙古人还是幼儿的时候，他的木头摇篮就拴在马背上，随母亲驰骋出入；等到他满三岁，就在马鞍上套一条绳索，好让他用小手紧紧攥着；四五岁，他就能夹小弓、短箭，随大人射猎；长大之后更是身手矫健，弓马娴熟，“疾如飙至，劲如山压，左旋右折如飞翼”。这样优秀的骑手，身穿轻捷的皮甲，手持最大射程300米、极限射程达500米的复合弓，备有两三个装满箭的箭筒，还携带了环刀、长枪或短枪一类...
    《隳三都》
    金哀宗最大的凭恃，是他一手扶植的“新军”。 当年，随金宣宗南渡的女真军队，号称有三十万之众。可是，猛安谋克军队早就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一个谋克（百户），满员只有二十五人，四个这种谋克就能编成一个猛安（千户）。实际上，谋克内的二十五人，除去举旗的、敲鼓的、负责伙食的，能上阵的又只有十八人。何况，这种军队若真能打仗，金朝何以沦落至此？ 金宣宗末年，还从河南、陕西民间，强行征召百姓入伍。时人形容，每到拉壮丁的时节，各地“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就连退休的文官也莫能幸免，前户部郎中刘元规、前监察御史刘从益，两人都是快六十岁的老头了，硬是被任命为千户，强迫他们带兵。刘从益只好作诗自嘲：“老作一兵吾命也”。这些乌合之众，显然经不起驱使，无不以解散告终。 纸面上存在的猛安谋克军队、不堪一战的民间签军，如同晚清的八旗和绿营，都指望不上。迫于无奈，新式军队应运而生。
    《隳三都》
    忠孝军中还有少数人，是混迹南北的职业冒险家，比如蒲察官奴。官奴幼年就被蒙古军掠走，后因犯法，被锁在中都的监狱中。他竟然破狱而出，半路劫杀了一名替蒙古人办事的西域商人，抢了鞍马和财物，偷偷跑回了金朝统治区。由于官奴是女真人，金哀宗特旨，任命他当忠孝军万户。后来，金军大败，官奴转投南宋，没过多久，又抢了宋军的战马，一路招摇撞骗，逃回金国，因而享有“出入南、北军，行数千里而不慑”的美名。历史上，凡是“归正人”组成的军队，比起一板一眼选拔训练出来的正规军，战斗力的性质迥然不同。一是他们来自敌营，熟悉敌人的作战方式。二是他们背井离乡，大部分是漂泊无依的浪子，厮杀之外唯一的乐趣，就是领完银钱回营豪赌，上阵拼起命来也无所顾忌。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心里清楚，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双重变节者”，自己若再落入蒙古人手中，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一个地狱。用忠孝军一个张姓都统的话说：“我辈皆大朝（指蒙古）不赦者…”南宋的大忠臣中，排名据称仅次于文天祥、陆秀夫的张世杰，就有一个不太惹人注意的身份，类似“归正人”。他其实出生于河北涿县，在投靠蒙古的汉人军阀张柔（崖山海战消灭宋军的将领张弘范之父）手下当兵，后来才逃奔南宋。元朝大举南下，战局绝望，苦闷之际，张世杰找到前丞相江万里小酌，两人大醉一场。借着酒劲，世杰吐露，在北方，汉儿境遇不知有多么屈辱，连主动跪下给使长（主人）敬一盅酒，人家都不给面子。不自由毋宁死，再回到这样屈辱的生活是不可能了： 他家（蒙古人）事，世杰尽知之：拿一个盏，跪在地，不能得他接；接了，未得他饮。安能忍辱事人耶！……如不可为，亦只有一死！在家产制国家中，主奴的尊卑，悬隔天壤。够格主动向蒙古统治者敬酒的，大概只有与成吉思汗家族渊源很深的军功贵族，所谓“老奴婢”（ötögü boγul）了。至于女真、契丹、汉人之流，无非是奴婢的奴婢，甚至是奴婢的奴婢的奴婢。地位卑微也就罢了，蒙古人还从心底里...
    《隳三都》
    这一切，除开大量承担重体力劳动的普通士兵，都离不开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计算弹道的职业砲手，校正弹着点的观察员，设计各种器械的工程师，确定坑道线路的地形专家，实际负责挖掘的工兵，还有各类木匠、铁匠、石匠、皮革匠…这样一来，围攻堪称古代的“高科技”战争了。双方掌握和临时创造出的技术的对抗，甚至是个别守将兼工程师之间的对抗，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 围城，单是这一种战争形态，就兼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三大特征。围攻大型城池，对技术、人力、物力、时间的要求更加苛刻。且不算数以百计的攻城器具和坑道作业，光是弩箭这一项，一日的消耗量就可能以百十万计算。这样的消耗，只有大型的政治体才承受得起。 蒙古帝国的大军，恰是当时世界上最擅长向敌人学习的军队，不但支配了海量的物质资源，更不惮于引进人才，实现组织和技术革新。
    《隳三都》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主角不能太优秀，因为好人遭殃，徒增观众反感；悲剧的主角又不能太穷凶极恶，否则观众会觉得他活该。”最能激发道德感、怜悯和恐惧的悲剧主角，是平庸的，和我们一样的人。
    《隳三都》
    英国哲人穆勒认为，不论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追求的终极人生目标都是快乐的最大化，而快乐有质量之差，学会欣赏和享受高质量快乐的人，很难放弃并转而追求低等快乐。
    《隳三都》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
    《隳三都》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
    《隳三都》
    多次出使金朝的马扩回忆，他曾经遇上金太祖阿骨打邀请各部首领聚餐。贵客都坐在炕上，前面摆上矮桌子或者木盘。主食是一碗糙米饭，加上一些腌黄瓜、韭菜和野蒜。野味家禽之类的肉食倒是不少，也用木盘子盛着，“或烹或生脔，多以芥蒜汁渍沃”，末了供应一些淡薄无味的冷酒。所谓“御宴”，不过如此。四女真百姓还爱吃一种主食，“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对于这种“狗血拌饭”，宋朝使节纷纷表示“污秽不可向口”。
    《隳三都》
    春天放鹰，夏天在月儿灭怯土的金色大帐中避暑，秋天在古薛纳兀儿的清澈湖水边斋戒，冬天到汪吉的木栅营地围猎野兽。山“世界的合罕”徜徉于美酒、音乐、射箭和摔跤比赛之间，觉得犯不着大老远跑到帝国的边陲（汉人的“中原”），给垂死的猎物致命一击。所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围攻战中，骑着白马、披着红氅的拜占庭末代皇帝和骑着黑马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隔着城墙遥遥对视的壮观场景，注定不会出现在蔡州城下。
    《隳三都》
    就在这年春天，蒙古使节王檝来到襄阳，与南宋商议夹攻蔡州，“且求兵、粮”。如今，宋人忠实履行了这个约定。四 南宋朝廷考虑，联蒙灭金，或可一雪前耻；但也有人提醒，宣和年间联金灭辽，教训惨痛，如今蒙古贪婪，宜防后患。最终，宋人判断，反正金朝已如风中残烛，救不活了，而不管是雪靖康之耻，还是收复“三京”，都不能马上同新兴的北方强权撕破脸。如此一来，做个顺水人情，趁机试探一下北方的虚实又何妨？其实，为了铲除金朝在江淮以北的残余势力，蒙古几次遣使约盟，何尝不是想多试探一下即将接壤的这个庞然大物南宋的虚实呢？
    《隳三都》
    金哀宗亲手捧着玉玺，塞到承麟手中，轻轻拍拍他的肩膀：“朕传位给你，也是万般无奈之举。朕如今体态臃肿，一旦城池陷落，乱军之中，无法骑马驰骋。你平时素称能干，又懂军事，愿上天保佑你躲过这次劫难，我大金的国祚不致传到朕就断绝，列祖列宗不至于无人祭祀，不得血食
    《隳三都》
    马克思的名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隳三都》
    正如卢梭《社会契约论》所言，世袭君主制的弊端，总是只顾表面的宁静，而不要贤明的政治，为此不惮于把小孩、恶魔或者白痴捧上皇位。 马基雅维利一再警告，一个君主，如果不能受人爱戴和畏惧，至少必须避免受人轻蔑和憎恨。
    《隳三都》
    儒家文化精英（士大夫），允许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比如，写文章的技艺，来为明显欠缺合法性的统治者（僭主）服务吗？哪怕是在暴力胁迫之下？ 传统伦理的标准回答是：不允许。
    《隳三都》
    李侃率领的二千宋军，拦住了那十几名金军骑兵。金军小队的头领解释：「仗不打了，汴京城下已经议和，我等奉斡离不太子之命，回国公干。」李侃偏不信，非战不可。于是，眼见这十七名骑兵从容不，变换成战斗阵形，共分三队，前锋七骑，左右两翼各五骑。金军前锋端起长枪，只用了第一次冲击，就打乱了宋军的行列，剩下两队从侧翼包抄，彻底击溃了宋军，宋军伤亡过半。1：118。这样人数对比悬殊的胜仗，整个中国历史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例。
    《隳三都》
    专制皇权依靠另一股依附势力来清除它自己产生的毒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大常态。
    《隳三都》
    切勿追逐权力表面的光晕，而要看清权力的实质。不过，权力的光晕，就像菩提树下诱惑佛陀的魔王，幻化出千万种形象，其中总有一种令人迷醉，无法自拔。
    《隳三都》
    人生大似巢雁，或在华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临，皆当逝去。人生虽有富贵贫贱不同，要之，终有一死耳！
    《隳三都》
    初兴的蒙古骑兵，以掳掠为资粮，本无固定的后勤补给线，沿途那些难啃的坚城险隘，特别是首府城市，不妨暂时甩到侧翼或背后。散落各处的小城小堡，防御薄弱，往往迅速沦陷。这样一来，野战军被歼主城与周边地区的联系被切断，难民从四面八方涌入主城，散布恐慌心理，造成了严重物资短缺，主城陷落也就指日可待。
    《隳三都》
    历史上，凡是“归正人”组成的军队，比起一板一眼选拔训练出来的正规军，战斗力的性质迥然不同。一是他们来自敌营，熟悉敌人的作战方式。二是他们背井离乡，大部分是漂泊无依的浪子，厮杀之外唯的乐趣，就是领完银钱回营豪赌，上阵拼起命来也无所顾忌。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心里清楚，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双重变节者”，自己若再落入蒙古人手中，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一个地狱。用忠孝军一个张姓都统的话说：“我辈皆大朝（指蒙古）不赦者…南宋的大忠臣中，排名据称仅次于文天祥、陆秀夫的张世杰，就有一个不太惹人注意的身份，类似“归正人”。他其实出生于河北县，在投靠蒙古的汉人军阀张柔（崖山海战消灭宋军的将领张弘范之父）手下当兵，后来オ逃奔南宋。元朝大举南下，战局绝望，苦闷之际，张世杰找到前丞相江万里小的，两人大醉一场。借着酒劲，世杰吐露，在北方，汉儿境遇不知有多么屈辱，连主动跪下给使长（主人）敬一盅酒，人家都不给面子。不自由毋宁死，再回到这样屈辱的生活是不可能了：
    《隳三都》
    在早期的蒙古征服观念中，缺乏一套复杂而兼容的政权间（ inter- polity）关系概念。蒙古帝国外部的政治势力，要么选择“投拜”，与蒙古统治者结成各种形式的人身隶属关系，要么就是敌人 （yaghi），只有被彻底毁灭。可是一旦某个势力感觉，这两个选项都不怎么有吸引力，蒙古人送来的不大像是“谈判条件”，而是“最后通牒”，那么，在没有外交豁免权的时代，最先遭殃的必然是蒙古使节。在当时的亚欧大陆，这简直是一种普遍现象。
    《隳三都》
    北宋联金灭辽，南宋联蒙灭金，最终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不过，不用急于嘲笑古人缺乏历史智慧。不论宋人出不出手，契丹、女真的覆灭都难以挽回。既定的国际秩序突然崩溃，暴起的北方政权动向不明朗，在这种形势下，先参与分赃，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未尝不是一种相当理性的选择。宋人后来的惨败，根源在于误判自身实力，而这种错误，在国际政治中简直太常见了。
    《隳三都》
    正如卢梭《社会契约论》所言，世袭君主制的弊端，总是只顾表面的宁静，而不要贤明的政治，为此不惮于把小孩、恶魔或者白痴捧上皇位。
    《隳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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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思成经典句子/名句/语录
    周思成
    年代： 近现代
    周思成简介：
    周思成，男，1984年生，湖南长沙人。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硕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就职于中央编译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曾为德国图宾根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2012-2013）。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准聘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法制史、民族史。学术专著：1.《规训、惩罚与征服：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和军事法》，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2.《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合著）普及类著作：1.《大汗之怒 ：元朝征伐日本小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2.《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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