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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成经典句子/名句/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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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成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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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驳正”下级的断案,别人讽刺他:“不知法,好议法,又好与人为异。”·著名的阿云杀夫案、张朝杀兄案,都可见王大参固执己见,甚至孤身奋战的身影。同僚和舆论对这种“刑名取决于执政”的作风非常不满,彭汝砺上言说,长此以往,“大理、审刑,几无用矣!”®有人感慨:“这种宰执参预断刑之例,在其他的朝代,实不多见也。”⑧其实,除去神宗朝,特别是王安石当政的时期,这种情况就是宋代也不多见。不过,“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的第二层意思,比第一层意思更关键:自信纯为天下公利,无纤毫私欲在心。刘安世,熙宁初考中进士,却不肯出仕,《宋元学案》归入涑水(即司马光)门人。④前面提到他归纳过王安石的“成功学”八字诀,这段话很值得好好分析一下: 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即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此“虚名”也;平生行止,无一点污,论者虽欲诬之,人主信乎?此“实行”也;论议人主之前,贯穿经史今古,不可穷诘,故曰“强辩”;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祸福恐动之回,此老实不可以此动,故曰“坚志”;因此入字,此法所以必行也。⑤0黄拟周等:《续资治通炊长启公之八
《王安石“强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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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家对现实政治的描述,专制王朝的君臣关系是以赤裸裸的利益算计为基础的,在支配权力的争夺上则是零和博奔,用韩非子的话说是“一日百战”,只能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在专制帝王看来,臣子主要有两类:最糟糕的一类,是无时无刻不觊觎着皇权,让皇帝“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宋太祖语)的野心家;最理想的一类,是奴颜婢膝,好利禄,贪财货,一切仰赖官家,毫无独立人格的仆从。这种人,“一旦斥去,即泛滥涕泗”(宋太宗语),哭得不行,对重获权势望眼欲穿。连一般不对皇权构成重大威胁的科举士子和职业文官,皇帝也要疑心他们或勾结辽夏,或结成朋党,欺君罔上。不过,历史上确实有极少数纯粹又很有底线的理想主义政治家,王安石就是其中之一。
《王安石“强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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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待物”,就是真诚地相信,真理永远站在自己及无条件支持自己的人一边;“非有待于物”,就是自信无纤毫野心和私欲,置生死、穷达、毁誉于度外,不避嫌疑,也无所畏惧。其实,这两点都不是现实中政治家最必需的品质。有洁癖的理想主义常常比现实主义造成更大的悲剧。但是,在政治辩论中抱着这种心态登场,自有一股孟子讲的浩然之气。程门弟子谢良佐都不得不承认,“今人不能养气,安石却能之”。·哪怕咄咄逼人、肆无忌惮乃至蛮不讲理的“强辩”,没有底气也是万万不行的,就像尼采说的,很多杰出之人,“当他们觉得自己无私时,他们就认为可以更随便地对待真理”。⑧ 如果有人像公都子问孟子一样,问王安石:“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他的回答一定是: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解释了支撑王安石“强辩”的特殊心理结构,但还未触及“强辩”本身。有些人自负则自负矣,奈何脑子转得不够快,嘴皮子不利索。
《王安石“强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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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宋神宗和王安石讨论用人之道。神宗以为,凡有一技之长的人,都不可浪费闲置,又表示,“汉武帝亦能用人材”。王安石回答,汉武帝见识凡劣,所以只能用卫青、霍去病这样的人当将帅,大肆征伐,弄得海内沸腾,“至天下户口减半”,最终也未能彻底消灭匈奴。神宗一听,想起自己不也想鞭笞辽夏,收复汉唐旧疆吗?但是,自己“天资节俭”,·和武帝可不一样。于是,他趁机说,这和拓边战事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主要是“武帝自为多欲耳”。又对在场的宰执们说: 人主举动,不当有欲以害政。 尽管君主专制的本质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但传统的政治理想,还是要求君主“任公不任私”,摒弃或至少节制私欲,使自己的个人意志服从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这自然是儒家的老生常谈(old wisdom),也是一种政治正确。宋代君主多受儒家思想熏染,往往也主动对此表示服膺,如宋孝宗讲人主“固不当用私意”。可王安石偏不按常理出牌: “欲”亦不能害“政”。如齐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 方略,不失为霸于天下,能用人故也。⑧ 只要解决了人才问题,或只要客观结果是理想的,君主何必寡欲?就像齐桓公那样,一心支持管仲的相业(这里也许是王安石自喻),多欲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这是实录,那么,那句历来真伪莫辨、众说纷纭的“陛下果能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若非出自荆公亲口,也真的不远了。
《王安石“强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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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7个片段,截取自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王安石8年相业中的朝堂争论,当然难免以偏概全。不过,这些唇枪舌剑生动明快,很能反映(至少是历史书写中的)王安石的辩论性格。其中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在辩论中频繁诉诸历史权威、既有先例。这正是前面刘安世赞叹不已的“论议人主之前,贯穿经史今古,不可穷诘”,这可算“强辩”的第一层含义。若嫌上面这些片段太短促,不妨再看看熙宁四年堂争论是否放弃啰兀城(位于今陕西榆林,宋夏边境的一个前进基地)时的一段对话:上(神宗)曰:“啰兀城非不可营,但举事仓猝为非。”安石日:“三代之事固未及论,但如李牧犹弗肯速争小利。(出《史记·廉顺蔺相如列传》)盖善用兵者,其节短((孙子兵法·兵势第五》以,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孙子兵法·作第二)。若诚出此,则啰兀城小利自不当营,非特失于举事仓辨也。《易》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是以‘动而不括'(《周易·系辞下》)。今动无成算,又非其时,宜其结括也。先王惟知时,故文王事昆夷。方夷狄未可以兼之时,尚或事之,此乃所以为文王也,岂害其为圣乎!(《孟子·梁惠王下》)今人材未练,财用未足,风俗未变,政令未行,出一令尚患州县不肯服从,则其未能兼制戎狄固宜。宣王当周衰之后,风俗坏,人材少。诗曰:‘德锚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诗经·大雅·悉民》)当是时惟一仲山甫能好德,群臣无助之者。宣王能与仲山甫协力,以养育成就天下之人材,人材既足,然后征伐,故宣王征伐之时,首日:‘薄言采艺,于彼新田,于此蓄亩。’(《诗经·小雅·采芭)言宣王先成就天下之材,采而用之,所以能征伐也。今欲使战守,则患将帅非其人,欲使之转粮饷,运材物,则患转运使非其人。又国财民力困匮如此,则征伐之事固未可议也。”0这段发言,长300余字,内容和逻辑先不必管,关键在于王安石先声明“三代之事固未及论”,还是一口气征引了7个典故,从不同角度支撑自己“时不可...
《王安石“强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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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逻辑学上有一个常识:类比推论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只能或然地为真,不存在截然成立或不成立。人类经验无比复杂,历史绝非当下的复本,只是举出一二相隔遥远的先例,很难保证前提(比如唐太宗、周太宗朝极贫)和结论(贫不足为耻)之间的相关性。很简单,甲有a、b、c诸点,于是有Q:乙也有a,b,c诸点,是否必然有Q?不一定,因为甲可能还有d点,它未被发现,却是导致Q的决定因素,于是类比无效,结论为假,比如:可见,历史类比的可操作空间很大。善辩者不但自己要提出直观而且切合的类比,还要擅长发现和利用对手类比中的缺陷,即点。荆公显然精通此道。这种思维模式,已经有点接近社会科学对变量、机制的比较分析,最终却还是从一种常识理性流入一种实用诡辩,用来“揭发”政敌污蔑今上为桓、灵,本朝为衰世的“恶意”。总之,在政治辩论中,频繁诉诸历史类比,一方面,人为建构起各种难以证伪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任何历史情境都可以被特殊化、相对化,甚至刻意曲解。结果,围绕弱类比的辩论就偏离了真正的重心,沦为政治家在一时一地为达成特定目的而采用的、令对手难以反驳的工具。历史类比,用得好或许能接近科学,用歪了则是伪科学,是尼采说的“欺骗”。0 从前面的案例看,尽管王安石号称“贯穿经史今古”,大部分“故事”还是出自常见的经史,并没有特别冷僻的出典,初看上去,技术性未必很强。并且,王安石的政治对手的辩论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王安石并没有用另外一套话语和思维来击败对手。8不过,政治辩论不比吟诗作文,没有余暇来搜肠刮肚,或故意让对方猜谜。要将类比用得贴切,用得及时,用得直截,也十分依赖真才实学、想象力丰富和思维敏捷。王安石的许多政治对手也是饱学之士,可如果临场说不出来,已先输了一筹(见第五章)。相反,荆公就像一台持续不断检索、解析、输出的终端,滔滔不绝,如下坂走丸,“辩论辄数百言”,最终结果是“不可穷诘”“众皆不能...
《王安石“强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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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当然,除了王安石的辩论性格和才能,皇帝的个性和施政作风,宋代政治决策中颇受研究者重视的“对”和“议”,皆为政治辩论的展开提供了机会和场域,后文都会一一触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是以“言语”或者说“辩”为核心的一个熙丰政治侧影。 最后,新世纪学者倾向于从政治而非社会经济角度来解读“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所谓政治,涵盖了人物、事件、制度等。本书更关注政治思想。当然,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具有多层次性。准确地说,本书关注的是作为政治思想底色的政治观念,探索行动者习染的政治思想结构(某种意义上可称“常识”)如何影响了制度、政策及其他政治活动,也就是思想与政治、社会的互动。
《王安石“强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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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决策中诉诸历史权威、既有先例,也意味着大量采用类比(analogy)推论:甲有a、b、c诸点,于是有Q;乙也有a、b、c诸点,于是推论,乙也有Q。齐桓公多欲,没妨碍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那么今上多欲,也不妨王霸之业。类比是一种十分自然,几乎人人天生会用的辩论方式。用某种听众更熟悉的事物,说明另一种比较陌生的事物,往往效果很好,所以佛经里总说,“智者因譬得解”。何况,现实的政治决策,做不了自然科学那般严格的受控实验,多多寻求历史经验和实践理性的指导,并没有错。…… 然而,逻辑学上有一个常识:类比推论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只能或然地为真,不存在截然成立或不成立。人类经验无比复杂,历史绝非当下的复本,只是举出一二相隔遥远的先例,很难保证前提(比如唐太宗、周太宗朝极贫)和结论(贫不足为耻)之间的相关性。很简单,甲有a、b、c诸点,于是有Q;乙也有a,b,c诸点,是否必然有Q?不一定,因为甲可能还有点,它未被发现,却是导致Q的决定因素,于是类比无效,结论为假。
《王安石“强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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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周以来,“天”,不管是一尊人格神,还是一道神秘的自然法则,从来都是历代王朝的政治正当性的终极证明。政治正当性(legitimacy),追问的是政治秩序的道德基础,因为统治者无法纯靠强制或暴力来实现长久而有效的支配,必须从道德上证明他的权力来源和行使皆属正当,让被统治者愿意接受统治秩序。这就涉及:第一,被统治者应当服从什么样的权第二,什么样的统治是好的统治?前一个是“政道”的问题,后一个是“治道”的问题。 在古代中国,这两种正当性,都靠天和天的意志一“天命”来证明。一方面,天命将新王朝的创业加以正当化。即使一个政权是通过血腥的暴力,通过“放弑”前朝君主而建立的,但既成事实毕竟说明“天命有德”“天与人归”。另一方面,新王朝一旦建立,日常统治是否良好,也要靠天来最终确认,通常表现为君主统治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甚至祥瑞叠见。从这两种“肯定的正当性”,派生出两种“否定的正当性”,用萧公权先生的话说: “天权对君权之限制有二:一曰予夺国祚,二曰监督政事。前者为革命受命之理论,后者为灾异谴告之理论。” 换言之,在统治失范的情形下,大则“天讨有罪”,朝代更替,小则天降灾异,警示君主。儒家发明出这一套意识形态,希望借助天的权威,对君主形成某种道义上的威慑,将权力限制在道德规范内。
《王安石“强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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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仍旧诉诸“祁寒暑雨,民犹怨咨”那一套的辩解:好比“时雨之于民”,实际不可或缺,但必然妨碍“市井贩卖及道途行役”,更不可能保证“墙屋无浸漏之患”。这些无非是达成更高的“善”必须付出的代价,为政岂能“待人人情愿然后使之”? 王安石以为,愚民不仅搞不清真正的“大利”所在,他们的意见表达还会被居心不良之人操纵和利用,针对新法。若他们真的成功“经待漏出头、打鼓进状”,那也属于遭人误导挑唆。比如,府界周边有人反对保甲法,“以十数万愚民,而欲煽惑之者,非特一人而已”,不可能不出问题,出了问题就要追究带头挑事的那一小撮头目的责任。 民众只要感到新法损害一点自身利益,就敢于“纠合众人,打鼓、截驾、遮执政,恐陛下未能不为之动心”,此风决不可长。皇帝必须“明示好恶赏罚,使人人知政刑足畏,则奸言浮说自不敢起,诡妄之计自不敢施,豪猾吏民自当帖息”。…… 最终,民意的表达由正到反,在荆公的政治辩论中形成了一个矛盾的闭环,成了某种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东西:任何明确感受自身利益受损的人都可以打鼓进状,任何实际上这样做了的人都不清楚真正的利益,是被煽惑的愚民…反对派固然无言以对,反馈和纠错的机制也成了空话。
《王安石“强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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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宋视角的原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为基调,残忍暴虐的“金狗”形象,从开篇说书人口中的《叶三姐节烈记》开始,贯穿小说始终。金朝疆域内无数的普通个体,在蒙古人掀起的历史巨浪中浮沉、受难或毁灭的体验,却被推到了幕后。
《隳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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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州陷落后,王鹗被蒙古军俘虏。一名军士用锁链绑着他和另外九人,准备处决。幸运的是,一行人半路遇到了张柔。张柔觉得王鹗器宇不凡,将他救下,带回了保州。后来,王鹗成为元世祖忽必烈的文学侍从,忽必烈的即位诏书、建元诏书,都出自他的手笔。王鹗曾专程向忽必烈告假,来到汝河岸边,希望祭拜一下故主金哀宗的墓。到了岸边,他才得知,墓穴早已沉入河底,大哭而还。 金亡后,元好问在蒙古统治下又生活了二十四个年头。在此期间,他蒐集了金朝百年的诗人作品,汇编成《中州集》,给前朝的历史辑录了百余万字的材料;他更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作,其中有不少是专为金故都燕京、汴京创作的怀旧名篇。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作品,似乎都不如黑泽明电影《蜘蛛巢城》片头的哀歌,更适合作为本书的结语:看那充满欲念的古城遗址,游魂野鬼仍然徘徊不散。人的欲望,就如惨烈的战场。不论古今,都永不变改…
《隳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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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讲述从岐国公主开始,因为她就像一个符号,几乎完美地象征了这段历史在后世的遭遇,那就是一被遗忘。 岐国公主的身影,几乎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全副武装”的现代历史学家,遍寻东西方载籍,只能找到关于她的三五条史料。并且,在蒙元帝国的历史记载中,她既不叫“小姐姐”,也不叫岐国公主,而是换了一个奇怪的称号。 在波斯文史书中,作为成吉思汗的五位“正后”之一,她叫“公主哈敦”(knj加khatun,哈敦意为娘子、皇后),主掌第四斡耳朵 一成吉思汗的宫帐之一。在寥寥几条汉文记载中,她的称号被翻译成“公主皇后”。在蒙古人的记忆中,她仿佛依然是那个盛极一时的女真王朝的天之骄女;实际上,却只是世界征服者搜集陈列的战利品的一部分。 很少有人说起见过岐国公主,只有全真教教主大概是例外。《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应邀前往西域大雪山与成吉思汗会面,途经和林(今蒙古国前杭爱省额尔德尼昭北),“汉、夏公主”送来了一些干粮,接济师徒一行人。四汉公主就是岐国公主,夏公主是西夏国主李安全献给成吉思汗的公主,名叫察合。身世相仿,或许让两位年轻女孩子一见如故,感情甚笃。 事实上,岐国公主和母亲袁氏,不仅见过丘处机、尹志平先后两位全真掌教,袁氏还拜丘道长为师,成为全真女冠。《道家金石略》中保存着两道以“公主皇后”名义颁发的懿旨,分别护持卫州汲县北极观、孟州王屋县灵都宫。 这两位逃脱浩劫的皇室女子,或许在宗教中找到了某种寄托和慰藉。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毡帐一顶,孤灯一盏,清香一炷,她们大概常常为家国丧乱中非命而死的一切亡魂,当然,还为无数同样幸存下来的人,默默祈福。 岐国公主,不过是在金朝土地上生活过的芸芸众生之一。 鼎盛时期的金朝,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大散关、淮河一线与南宋交界,东濒大海,西邻西夏,领有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
《隳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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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绍王刚即位,山东境内的一段黄河忽然变清。相传”黄河清,圣人生”,举国大庆。不料一个叫杨硅的人上书扬言:浊水反清,分明是灾异,何况,“假使圣人生,恐不在今日”。这种话放到哪一朝都是死罪,卫绍王只是盼附“锁还本管”。宣宗末年,两位太医给小皇孙治病,用药过猛,病人一命鸣呼,法当抵命。宣宗说:若是朕的叔伯兄弟之子,就该法办,为朕的孙子而杀人,实属不忍。最终两太医只是挨了一顿板子后革职。哀宗刚即位,有人披麻戴孝,在宫门前大哭大笑,声称自己笑的是“许大天下将相无人”,哭的是“祖宗家国破荡至此”。臣僚要求严惩,哀宗不同意:不久前刚下过广开言路的诏书,何况“此人言亦有理,止不应哭笑阙下耳”,杖责了事。 一个专制君主,手握视草民为蝼蚁的生杀大权,在国步艰难、沧海横流的岁月,遇上有人主动挑衅添堵,尚愿意克制一下动用“合法伤害权”的冲动,实在称得上宽仁之主。许多普通人,若在他们的处境,未必做得到。按照孟子的政治理想,若再加把劲,将这一分“侧隐之心”推及天下,就是“仁不可胜用”的圣王了。 可惜,哪怕是“仁君”,也无法应对深重的王朝危机。三位皇帝统治的二十多年,完整展现了一个有着相对稳定的统治基础和合法性的国家,如何在“军事失败一内部矛盾加剧、可支配资源锐减 军事失败…”的恶性循环中竭力挣扎,最终覆亡的过程。金朝就像一艘经历长途航行有些破损,却还不至于漏水沉没的大船。这三人,不过是这艘大船猛地撞上蒙古这座陡然出现的冰山之际,恰巧把手放在了船舵上的凡夫俗子。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主角不能太优秀,因为好人遭殃,徒增观众反感,悲剧的主角又不能穷凶极恶,否则观众会觉得他活该。最能同时激发道德感、怜悯和恐惧的悲剧主角,是平庸的,和我们一样的人。按照古希腊人的审美品位,武王伐纣写不出动人的悲剧,金朝的灭亡却可以。
《隳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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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金世宗苦恼的,绝不是朱熹说的要 “变狄夷之风,反倒是如何扭转“汉化之风”。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女真人濡染汉文化并走向腐化颓废的恶果逐渐显现。于是,金世宗开始用其余生致力于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复兴女真民族传统:大力推广女真语、女真字,创立女真进士科,注重皇子皇孙的女真文化教育,提倡女真的骑射长技,等等。四现代学者借用了一个人类学术语来形容金世宗的努力—“nativisticmovement'”(本土主义运动),即外来文化的冲击所引发的重振传统的反应。 金世宗的“本土主义运动”注定付诸东流。看看他一手培养的接班人章宗完颜璟(本名麻达葛)就清楚了。 金世宗的太子允恭早逝,所以立允恭之子璟为皇太孙。谢恩之际,完颜璟对世宗流利地讲了一大段女真话。世宗兴奋不已,动情地对大臣说:“我让诸王都学学本朝的语言,只有原对于原南宋统治区的“南人”)这一标签加以治理。
《隳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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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金朝不知不觉沾上了中原王朝的另一个老毛病,那就是“防秋”。 “防秋”之名,大概始于唐代。唐中后期,每年秋天都要征调关东各道的军队,分守长安以西的要害地区,抵御吐蕃侵袭,称为“防秋”。此后,每到秋高马肥的时候,面对呼啸南下的游牧骑兵,弱势的中原王朝大多采取类似的被动防御:北宋防备契丹,南宋防备女真,明朝防备蒙古,一脉相承,统谓之“防秋”。 勇悍的女真人,一度是“防秋”的汉人士兵恐惧的对象。就算迁入中原,面对更北边的游牧民族,金朝也一度保持强势。为了不让蒙古诸部形成威胁,金世宗下令“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这种攻势防御战略,称为“灭丁”。四 不料,“防秋”竟然成了金章宗以后金朝君臣的口头禅,真是讽刺。 为了“防秋”,金朝仿佛从昔日的“铁浮屠”那里找到了一丝灵感:虽然“重铠全装”的铁骑无法重现,薄弱的西北边境却可以用层层“甲胄”遮护起来,也许一样毫无破绽。 于是,金朝启动了恐怕是秦朝“万里长城”之后最宏大的项边境筑垒工程—金界壕,也称金长城。 金界壕的修筑,始于金章宗明昌初年,到承安三年(1198年)大抵竣工,此后间有补筑。这道防线绵延约五千里(2500公里),东起大兴安岭南麓的嫩江西岸,沿着大兴安岭向西南方向穿过锡林郭勒草原,最终消失在大青山北部的群山之中,横跨金朝的临潢府、庆州、桓州、昌州和净州;另有一道位置更靠北的防线,从今呼伦贝尔市根河南岸,向西穿过满洲里,进入俄罗斯和蒙古境内肯特山东南麓,绵延约1400里(700公里),其间还分布着长短不等的支线,加起来居然也长达万里。四 这个防御体系的主体工事一般由主壕、主墙、副墙、副壕和壕堡组成: 主壕,深4一5米,宽56米。 主墙,高6一8米,宽8一10米,多用黄土夯筑,少数为土石混筑或土包石,顶部平坦,向敌一侧筑有女墙。主墙上每隔130一150米...
《隳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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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将攻城视为下下策:“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大盾牌)锁辊(攻城车),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土山),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中国史书描述攻城,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恐怕就是“蚁附”,形容城墙外侧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攀爬的士兵。也可见,在这种场合,人命同蝼蚁一样轻贱。 美国汉学家欧阳泰(Tonio Andrade)想到过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世纪以来西欧发展出了轰塌城墙的火炮, 而中国的火器仍然是以杀伤人员为主?他的答案居然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城墙太厚,与西欧城堡完全不在同一级别上。中世纪欧洲的城堡,幕墙厚度绝少超过十米。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任何火炮也轰不开十多米厚的中国城墙。) 虽然没有火炮,但为了对付这套城池防御体系,古代至中世纪的中西方战术,基本都是三板斧及其不同组合:翻越城墙,径直穿透城墙,挖掘地下坑道。一旦这三板斧都不管用,就只好靠长期围困饿死渴死守军。②为了方便运用这三条策略,中国古人发明了许多攻城器械和方法,什么巢车、望楼车、壕桥、尖头木驴、木幔车、钩撞车、搭车、杷车、云梯、飞梯,各种型号的抛石机和弩箭,还有土山、地道,等等。其中好些自先秦以来一直沿用,也有一些属于新发明或改进品。不过,对这些凝聚了几千年古老智慧的军用技术,即将来到城墙脚下的游牧民,暂时还叫不出名字。
《隳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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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说,1211年的蒙古军还不擅于攻城,但终究只是“还”字而已。蒙古军堪称当时世界上最擅长模仿和综合的军队。起初,蒙古骑兵不配大型盾牌,为了攻城,他们学会了用“拐子木牌,为攻城避砲之具”。接下来,蒙古人学到了金朝的攻城砲术,攻打凤翔之时,曾树砲四百座,“专力打城之一角”。再过若干年,蒙古人把同金朝的战争中获得的抛石机,挪用到了中亚和西亚的城堡跟前。再过半个多世纪,蒙古人还将带着西征中学来的“西域砲”——一种中国从未见过的大型配重式抛石机—一来到南宋的樊城和襄阳城下,“一砲中其谯楼,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
《隳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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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南边的野狐岭,是一道东西走向、蜿蜒五里,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石头山脉。后来元朝人用“高岭出云表,白昼生虚寒”“涧谷深叵测,梯磴纡百盘”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它的险峻(周伯琦《野狐岭》)。往来使节行旅,如有幸北上途经野狐岭,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只要翻过这座山,便骤然闯进了另一方世界,四处散落着游牧民的白色帐篷和毡车,羊马成群。前往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伫立在野狐岭上极目北望,只见满眼“寒沙衰草”,不禁感叹:“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不过,北方南下的骑士,如在同一地方驻马俯瞰,肯定有另一番感叹:自野狐岭向南,便是利于铁骑驰骋的一马平川。因此,野狐岭有一个更具史诗色彩的名字一扼胡岭。这道天险横亘在南北农牧的自然分界线上,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要借此将那群纵马咆哮的“胡人”阻拦在温润惬意的农耕文明之外。大安三年九月,在连失三州之地后,奉命在野狐岭一线布防,阻击蒙古军继续南下的金朝军队,浑然不觉他们正处在一个自然和历史意义如此关键的地理坐标之上。对于此后野狐岭发生的那场大战,金朝的记载十分简略,大概因为卫绍王一朝“政乱于内,兵败于外”,他自己“身死国蹙,记注亡失”,所以史料大多散佚。遗憾的是,胜利一方蒙古人的记载同样简单,再加上个别与双方记载都龃龉的南宋传闻之辞,使得野狐岭之战的真相十分模糊。据元朝和南宋的史料记载,在野狐岭阻击成吉思汗军的金朝军队,数量高达四十万到五十万,显然是夸张了。但是,这肯定是一支大军。金军指挥官是“招讨”九斤(纥石烈执中)和“监军”蒲鲜万奴,二人只听从皇帝的直接调度。前锋是一名叫作定薛的武将,而撤到宣平的完颜承裕,在后方充当预备队。) 列阵之后,双方都未轻举妄动,而是互相试探了一番。金朝派去见成吉思汗的契丹人石抹明安,转身就投靠了蒙古。蒙古派出侦察的西夏人察罕,却留意到金军的骑兵“马足轻动,不足畏也”。看来,这支金军人数虽多,却...
《隳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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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些评价,一个老好人的形象呼之欲出。暂且不去深究这张脸谱,是大智若愚,是忍辱负重,还是本色当行。弥留之际的金章宗和他宠信的元妃李师儿等人,捧出这个老好人成为九五之尊,是有特殊考虑的一当时,金章宗的两个妃子贾氏和范氏已有身孕。金章宗虽然对外宣称,传位卫绍王,是本着太祖皇帝“传授至公”之意,却在遗诏中给新皇帝安排下了一道紧箍咒:“今朕之内人,见有娠者两位,已诏皇帝:如其中有男,当立为储贰,如皆是男子,择可立者立之。”这份政治遗嘱的两大执行人,李元妃,还有章宗幼年的老师兼重臣完颜匡,负责确保柔弱的卫绍王不负所托,将来章宗的遗腹子顺利继位。 虽然卫绍王才具平庸,权力的加持和诱惑,有时却能给人壮胆。很快,他就利用完颜匡和李元妃的矛盾,让范氏莫名其妙“胎气有损”“胎形已失”,只好落发为尼,又诬陷贾氏诈称怀孕,实与李元妃勾结,妄图偷梁换柱,让李家儿冒充皇嗣。李元妃势力遭到铲除没几个月,大安元年(1209年)十二月,完颜匡居然病死了,只留下卫绍王孤身一人,心惊胆战地看守着这个由盛转衰的王朝。 以金朝当时的状况,国内出点问题,比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甚至天灾人祸,凭借传统社会的惯性:官僚体系和基层制度的缓冲,多少还能够架漏过时,牵补度日。然而,谁能料想,三十多年前“除影子外无伴当,尾子外无鞭子”的落魄青年铁木真,不久前还四分五裂、自寻干戈的漠北草原,这两者的奇妙结合,竟然迸发出最终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能量? 对当时东亚世界的一切政权,尤其对金朝而言,蒙古的崛起,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应付这样复杂微妙的国际政治形势,中材之主都不行,非雄才大略不办。不过,正如卢梭《社会契约论》所言,世袭君主制的弊端,总是只顾表面的宁静,而不要贤明的政治,为此不惮于把小孩、恶魔或者白痴捧上皇位。卫绍王无非证明了,时代急需的英主,恰在此时此刻出现于金朝皇室的概率,实在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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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侍局名义上隶属殿前司,长官为提点,下设局使、副使、直长,管辖奉御、奉职等一干办事员,只遴选本局人和宫中出身人员,外廷官员极难插足。这个机构虽然只是五品衙门,却位卑权重。有人说,金宣宗“视(尚书省)宰执、(御史)台、(六)部,皆若外人,而所谓心腹,则此局也”。他不仅任用近侍充当耳目,监察百官,还派他们外出察访民情,担任监军督战。如要给这个机构一个准确定位,只要想一想蒋介石那个军务、政务、党务、外交、情报、人事无所不统的侍从室就足够了,二者都是实施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 五花八门、细如涓流的情报,通过近侍局的各条触角,汇总到金宣宗面前,非常投合他“躬亲细务”的政治性格。金宣宗也深信这一制度的可靠,甚至遇到臣下请求独对,都要“令近臣一人侍立”。后来,完颜素兰控告高琪,就是先被召入近侍局,用笔、纸写下要上奏的事情,过了一会,才在便殿受到宣宗接见,见证此事的只有一人一近侍局直长赵和和。 专靠近侍,并无法避免内外勾结、阿谀成风的弊端。四不过,在贞祐初年,官中的金宣宗和他的近侍,在外廷“自为宰相,专固权宠,擅作威福”的术虎高琪,加上多数态度含混、得过且过的文武官员,多少形成了一种政权内部的势力均衡。于是,金朝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应对更为刻不容缓的北方战局。此时战局之糜烂,也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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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如今成了横亘在交战区和大后方之间的封锁线,并非人人都能平安顺利通过这道关卡。 金宣宗的小朝廷逃入南京后,便发布了“河禁”,内容只有两条:第一条,由于河北被兵,群盗蜂起,为防备敌人奸细和不法之徒,“凡自北来而无公凭(官方出入证)者,勿听渡”!)第二条,河南进入军管状态,为防止军需物资外流,“沿河悉禁物斛(粮食)北渡”!山 本来,朝廷南渡,中都沦陷,“大河之北,民失稼穑,官无俸给。上下不安,皆欲逃窜”。四河北地区前一年饱受铁骑蹂躏,人丁锐减,耕种失时,又得不到外来接济,饿殍遍野。在朝野一片声讨之下,金宣宗只得暂缓执行第二条禁令,允许商人自愿贩粮入北,但是,一石粮食,过黄河时要扣掉十分之八,充当军储。侯挚等人指出,商人重利,政府加收如此重税,“虽有济物之名,而实无所渡之物,其与不渡何异?”劝宣宗不要强分南北,见死不救。朝廷这才极不情愿地取消禁令。 “河禁”显示,南京政府并不在乎河北百姓的死活。在战争中失去家园的人民纷纷扶老携幼,南下求生。守备河桥的官吏趁机大肆敲诈勒索,“要求民财,始听民渡河”,难民“至或饿死、自溺”。B) 在黄河渡口前焦急等候的,有曾经的富足之家,如今不惜倾家荡产,换来一张穿过浮桥的通行证。但是,无数子然一身的难民,只能跪在冷漠的官吏和守卒面前,苦苦哀求,得知无望之后,大哭而去。还有不少人,选择留下来,再碰碰运气,或者他们已经无路可退。各处渡口附近的难民营里拥挤不堪,缺衣少食,疾疫肆虐,“死十七八”。 《金史》还记载,有十一个河北人,为了躲避游骑追杀,不得已跳入黄河,历经千生万死,游到南边(“泅河而南”)。被巡逻兵丁抓到以后,司法官吏还要判他们死刑。有人劝说金宣宗:禁止私渡,为防备奸伪,不为惩罚只求保命的平民,如果他们“不死于敌而死于法”,往后人人都只有降敌这一条路了!四 在黄河渡口外守候的,除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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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没有,他做了一个令后世大跌眼镜的决定:在北边,他据河自保;在南边,他与南宋开战! 蒙古风暴在肉眼可见的地平线上刮起的当口,南宋、金朝,这对在同一间茅屋里避风的冤家,居然还在互相算计,并且都对对方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哪怕是两个政权中顶顶精英的人物,出于长年累月的憎恨或轻蔑,也只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真相”。 南宋目睹金朝在“鞑靼”部落手下接连吃亏,觉得一雪前耻的机会到了。大臣真德秀 朱子再传、意见领袖一在给宋宁宗的奏议中,力主与金朝断交,拒缴岁币,还提出报“万世必报之仇”的三种战略,其中的“上策”,居然是“练兵选将,直抵虏巢,若勾践袭吴之师”。四这种心态在南宋朝野十分普遍。大定十六年(1176年,宋淳熙三年),南宋派去贺金世宗生日的张子正使团随员周煇,艳羡金朝的黄河大桥,居然想到,过一阵待自己的国家恢复河朔,这座浮桥的用处可就大了! 金朝对南宋的轻蔑又更甚之。 丢失河北、山东之后,金朝的疆界一下子缩水大半,“地势益蹙”,于是“遂有南窥淮、汉之谋”,想从南宋那里找补损失。在金人心目中,百年以来,本国军队对南宋军队从未处于下风。因此,蒙古人的崛起,无非是在原先的鄙视链“金》南宋”的前端,再加一环,变成“蒙古》金》南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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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两个月(二月、三月),蒙古大军扫荡南京周围“商、虢、嵩、汝、陕、洛、许、郑、陈、毫、颍、寿、睢、永”等州的金军残部。然后,窝阔台汗、拖雷一同北上避暑,只留下一员韧性十足的蒙古老将,负责“统诸道兵”,主持南京围攻。这位老将名叫速不台,成吉思汗的“四狗”之首。他从百夫长干起,追随成吉思汗南征北讨,参加过蒙古帝国几乎所有大型战役。速不台一生足迹所履之地,大概超过任何一位中世纪欧洲或伊斯兰世界的著名旅行家。这位将军马不停蹄,越过帕米尔高原上白雪覆盖的群山、满目黄沙的大漠、碧浪翻腾的里海、清澈见底的多瑙河;花刺子模算端、罗斯王公、条顿骑士,在他面前像麋鹿一样惊逸;中亚的山城、罗斯的木寨、东欧的石堡,无不被他踩在脚下。 有人说,速不台“身经六十五战,灭国三十二”,让西方人真切地体会到,亚洲也诞生了毫不逊于恺撒和亚历山大的名将。四 笔者总有点好奇,这样一段今天看来仍然惊心动魄的阅历,对一个人的心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个能天才地思考、解决复杂战略战术局面的头脑,大概不会只充斥着嗜血贪婪的念头。尽管速不台不可能像诗人那样敏感冲动,或者像旅行家那样偏爱异国情调,但是,这些人生阅历,是否只令他的心更加冷酷坚硬,又或是会激起一种超越尘世的悲悯?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不像恺撒、格兰特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大批名将,速不台不曾留下回忆录,甚至任何透露他个性的文字和言语记录。我们只知道,在完成这一切洪业之后,速不台平静地退隐到秃刺河(土拉河)畔自己的营地,七十三岁高龄时离世。 金国,这样一个大帝国的轰然倒塌,仿佛只是老人闲来无事时凝视的长河上,轻轻泛起的一道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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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刘三人,谁该负主要责任?左右祖者甚多。不过,凡认同传统儒家伦理的人,对三人都没什么恕词。最严厉的比如“谄附逆贼”(赵翼《瓯北诗话》),“偷生恋爵”(乾隆帝评语),等等,觉得他们名节有亏,斯文扫地,难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北魏尔朱荣制造“河阴之变”,连杀太后、幼帝和千余名朝官,拥立孝庄帝。百余名朝官侥幸躲过此劫,尔朱荣下令胡骑将他们围住,拔刀内向,高喊:“有能为新君作禅文者,免死!”侍御史赵元则赶紧举手出列,席地起草诏书。杀侄篡位的永乐帝让方孝孺写劝进表,孝孺喊出:“死即死耳,诏不可草!”诚然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不写,有的是人写。否则,后来诸王群臣上的那几通劝进表,充溢着诸如“功光前烈,德振中兴”“尧舜之德,汤武之仁”“天命有在,孰得而辞”,又是什么人的大手笔呢?中国的文化精英,平时往往有一种以道自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可是,一遇到现实中的“恶”,他们大多数又显得软弱,甚至虚伪。如果名节、生命不可皆得,文化精英作何选择,往往是权衡利弊得失后作出的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回应。政治理念、道德信仰,只能算约束条件之一。现代人估计不会求全责备他们没有达到时代的“最高道德标准”。但是,这段不甚光彩历史的三位主要当事人一王若虚、元好问、刘祁,他们心里清楚,既然做了选择,就得承担道德责任,面对当时和后世的评骘。因此,三人通过不同形式,像芥川龙之介小说的涉案人那样,四留下了自己的“供词”,为自己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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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成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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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成,男,1984年生,湖南长沙人。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硕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就职于中央编译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曾为德国图宾根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2012-2013)。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准聘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法制史、民族史。学术专著:1.《规训、惩罚与征服: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和军事法》,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2.《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合著)普及类著作:1.《大汗之怒 :元朝征伐日本小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2.《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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