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强辩”考》简介
1.苏辙断言,贫富差距是“理势之所必至”,不能由人力强行扭转。不仅如此,富民阶层还是国家基层治理的一层重要保险: “(富户)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苏辙:《诗病五事》,《苏辙集》,第1230页) “贫富相资”反映了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国家主动放弃调控土地资源的分配,同时放弃直接主导乡村社会的内部秩序,从而默认了贫富阶级在城乡地域通过借贷、租佃乃至兼并形成的“自发”秩序。这是一种妥协,……这绝不意味着“私”的领域能够豁免国家的横加干预。在专制君主-官僚制下,富民阶级主要起到财富的蓄水池功能。只要国家感觉需要,可以随时拧开龙头放水。宋人那句有名的本朝“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特别是它还有下半句:“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变法时代乃至宋代的官僚士大夫,正是这样来理解富民的作用的:不仅在于国家放弃部分责任时“为天子养小民”,还在于“为国守财”,“又供上用”。富民通过地租、利润、利息等形式,将底层民众生产的财富汲取上来,保存积累。然而,这笔财富并不全属于他们自己,同时也属于国家,所以苏辙说:“财之在城郭者(即兼并者)与在官府无异也。”因为,当时还不存在脱离于统治-服从关系以外的私有财产,“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即使私有财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也并不建立在合法权利的基础上。除了沉重的日常性财政汲取外,只要判断有必要,国家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官爵收买、抑勒、科率…)予以剥夺和占用,不用顾忌什么法理依据或授权。
2.颇能反映王安石“真理在我”心态的,是他喜好裁断是非。宋代的刑案审决,“防闲考核,纤悉委曲,无所不至”,从州县、监司到刑部、中书门下,各环节都设计有复核程序。0这就为他大展拳脚提供了机会。嘉祐七年(1062),王安石任知制诰期间,受命纠察在京刑狱。京城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杀人案。当时流行斗鹌鹑,一个青年得到了一只善斗的鹤鹑,他的一个朋友自恃亲昵,借口玩赏,夺走就跑。主人赶忙争夺,“踢其胁下,立死”。开封府判处杀人者偿命。王安石却判断,这是一起错案,理由是“公取、窃取皆为盗”,死者大庭广众公然强夺鹌鹑就是抢劫,杀人者“追而殴之,乃捕盗也”,无须承担责任,倒是开封府法官“失入平人,为死罪”。审刑院、大理寺复核案情后,都认为开封府判决无误。不过,朝廷不打算追究王安石的责任,下诏“放罪”,要求他按规定去阁门拜谢免罪之恩。不料,王安石宣言:“我无罪!”御史台和阁门官员一再发文催促,他“终不肯谢”,朝廷只得将他调离。©后人编话本《拗相公》,就借“斗鹑案”来讥讽王安石,说他“强辩鹑刑非正道,误餐鱼饵岂真情”。®
3.“有以待物”,就是真诚地相信,真理永远站在自己及无条件支持自己的人一边;“非有待于物”,就是自信无纤毫野心和私欲,置生死、穷达、毁誉于度外,不避嫌疑,也无所畏惧。其实,这两点都不是现实中政治家最必需的品质。有洁癖的理想主义常常比现实主义造成更大的悲剧。但是,在政治辩论中抱着这种心态登场,自有一股孟子讲的浩然之气。程门弟子谢良佐都不得不承认,“今人不能养气,安石却能之”。·哪怕咄咄逼人、肆无忌惮乃至蛮不讲理的“强辩”,没有底气也是万万不行的,就像尼采说的,很多杰出之人,“当他们觉得自己无私时,他们就认为可以更随便地对待真理”。⑧ 如果有人像公都子问孟子一样,问王安石:“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他的回答一定是: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解释了支撑王安石“强辩”的特殊心理结构,但还未触及“强辩”本身。有些人自负则自负矣,奈何脑子转得不够快,嘴皮子不利索。
4.最了解王安石的,还要算他的诤友和后来的宿敌 一司马光。他说,王安石本是大贤,但有个最明显的缺点,就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其实,王安石的“强辩”性格,根源正在于此。 细究起来,所谓“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应该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王安石认为,比起眼前碌碌诸公,自己显然无比接近,甚至已经掌握了最高的、终极的真理。具体而言,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是唯一正确的,一切对立的观点和立场都是智识或道德上的谬误,换个文雅一点的说法,就是朱嘉批评的“足已自圣”®。宋代士人原有很多很宝贵的品质:勇于质疑,强调独得,讲求致用,挟道自尊0不过,对于“我”与“道”的关系达到王安石这般自信的人,似乎是极少的。
5.喜欢“驳正”下级的断案,别人讽刺他:“不知法,好议法,又好与人为异。”·著名的阿云杀夫案、张朝杀兄案,都可见王大参固执己见,甚至孤身奋战的身影。同僚和舆论对这种“刑名取决于执政”的作风非常不满,彭汝砺上言说,长此以往,“大理、审刑,几无用矣!”®有人感慨:“这种宰执参预断刑之例,在其他的朝代,实不多见也。”⑧其实,除去神宗朝,特别是王安石当政的时期,这种情况就是宋代也不多见。不过,“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的第二层意思,比第一层意思更关键:自信纯为天下公利,无纤毫私欲在心。刘安世,熙宁初考中进士,却不肯出仕,《宋元学案》归入涑水(即司马光)门人。④前面提到他归纳过王安石的“成功学”八字诀,这段话很值得好好分析一下: 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即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此“虚名”也;平生行止,无一点污,论者虽欲诬之,人主信乎?此“实行”也;论议人主之前,贯穿经史今古,不可穷诘,故曰“强辩”;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祸福恐动之回,此老实不可以此动,故曰“坚志”;因此入字,此法所以必行也。⑤0黄拟周等:《续资治通炊长启公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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