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南宋朱熹也说他“直是强辩，藐视一世”，而且认为，别人怀疑王安石女婿蔡卞伪造《王安石日录》，其实简直是一眼真，因为“其词锋笔势，纵横捭阖，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书也”。©王安石在江宁的故居半山园旁有一土丘，俗称“谢公墩”，相传是东晋谢安（字安石）的故宅遗址，也是王安石日常游憩之地。他戏作过一首小诗，以为如今这个地名不妨改为“王公墩”：“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文人胡仔借机戏谑说：“介甫性好与人争：在庙堂，则与诸公争新法，归山林，则与谢安争墩。”⑧可见，再往后，“强辩”这个标签，不仅和王安石的历史形象和人物评骘再难分离，甚至口舌之外的荆公文章、诗词，也被某些有心人发掘出好争辩的个性印记，包括后人对他书法艺术的品鉴一“躁扰急迫”，大概也与此有关，这些显然是北宋人想不到的。 综合上述“指控”，强辩的表面意思是清楚的：“强”是说王安石自恃学问高超，又有神宗撑腰，藐视同僚，蛮横无理，“辩”是说他思维敏捷，善于论辩。在王安石的反对者看来，他的“强辩”就是一种权势加持的无理之辩。 王安石“强辩”，是不是无中生有、众口铄金的污蔑呢？倒也不全是。他的政敌、净友、同僚、门生，一致认为他存在这个毛病，而且犯起来不大分对象和场合，对朋友、对属下，对同官、对圣上，态度上或许有些差异，本质上还是一样的。至于究竟说他是“强辩”还是“雄辩”，首先是个判断和立场的问题，根子在政见分歧。王安石多半觉得自己是“雄辩”，是在“辟邪说，难壬人”。0 退居江宁后，王安石写过一首《杖藜》诗： 杖藜随水转东冈，兴罢还来赴一床。 尧桀是非时入梦，因知余习未全忘。⑧ 六十岁以后的王安石，在江宁颇为闲适，每天悠游山水，寻访寺院，参研佛理，与友人联句，再修订几篇《字说》，一派退休后的学者生活。尽管如此，他仍感神宗知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