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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崔立右侧的李伯渊,从鞍上一跃而起,跳到崔立马上,一手抱住崔立,一手握着匕首从后刺入。崔立回头看了一眼,失声惊呼:“你要杀我?”李伯渊说:“杀你又怎样!”或许是有些紧张,更可能是太过兴奋,刀刃将崔立刺个对穿,又洞穿了李伯渊的左掌,两人一起坠落马下。李伯渊挣扎起来,补了一刀,崔立当场咽气。 接着,李伯渊大吼:“所诛者,此逆贼耳!他人无与焉!”事先埋伏在街道两侧的刺崔党一拥而上,黄掴三合手刃苑秀,折希颜在队伍后面,看到前面人喊马嘶,以为大舅子和谁起了争执,慌忙上前劝解,也死在了士兵刀下。 李伯渊将崔立尸首系于马尾,一路沿着御街,纵马驰骋,直至承天门前。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京城百姓渐渐聚拢围观,便朝大家说:“立杀害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无有,当杀之不?”大家万口齐应:“杀千刀,寸斩之,都难赎其罪!” 李伯渊砍下崔立的首级,跪捧在承天门前,遥祭哀宗,“一军哀号,声动天地”。最后,崔立、苑秀、折希颜三人的尸首,被吊在宫阙前的大槐树上示众,仇家“剖其心生啖之”。山“郑王”的《功德碑》或许确实没来得及立起来,不过,就算立起来了,愤怒的京城民众也会把它敲得粉碎。参与撰碑的三位文士,如今终于可以放下心来。 刘祁已在前一年北上,“由魏过齐、人燕”,辗转两千里,终于回到故乡浑源。此时,他的祖母、母亲都在离乱中去世。目睹二十余年来“所见富贵权势之人,一时恒赫如火烈烈者,迨遭丧乱,皆烟消灰灭无余”,他心灰意冷,独庆幸妻、子尚存,国破而家未亡,筑堂名“归潜”,作为读书隐居之所。 王若虚也早就离开了南京,黄冠草履,徘徊于田舍丘垄间。没过几年,七十高龄的“滹南遗老”(王若虚自号),应刘祁之弟刘郁的邀请,同游泰山的白云生处。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友人:“汩没尘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一行人竹杖芒鞋,攀上黄岘峰。王若虚打发小辈去前方探路,自己垂足坐在块大岩石...
    《隳三都》
    十月十二日,为了缓解粮食危机,金哀宗盼附,拨出十艘官船,让饥民到护城河的水面上打捞一些菱芡、苲草果腹。此令一出,百姓蜂拥而至。不几天,护城河就被捞得清澈见底,半根漂着的水草也没了。饥民只好挖掘土里的野菜根茎,同牛马等牲畜的骨头混在一起煮烂了吃。 过了不久,饿红了眼的人又开始对旁人下手,“空街净巷,往往缢人而食之”一独自行路的人,经过某条幽深的巷子口,黑暗中很可能蓦地伸出一根绳索,死命勒住他,直到断气,然后,凶手们就像一群饿狼扑上来,片刻之间就将死者脔割分食。 上任头一天,阿勒根移失刺就下令,在闹市口立了一根长竿,杀人吃人的歹徒,一经发现,斩首示众,首级就一直挂在竿头。史称,“犯者少止,然遇夜亦不能禁”。白昼,弹压官率领兵丁在城内四处击柝巡逻。然而,只要夜幕降临,幽暗的残垣断壁之间,仍然是食人者统治的王国。铁腕镇压,并不能减缓饥荒。很快,军队士兵也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加入了杀人越货的行列。 阿勒根移失刺上任不久,就破获了一起特大刑事案件。有一伙大盗,共七八人,心狠手辣,四处作案,“屠人之家,而夺其食”,弄得城内人心惶惶。案件侦破后,这伙大盗幕后的保护伞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是忠孝军的中级军官一提控一人、都统一人。忠孝军是战斗主力,金哀宗下过密旨:忠孝军违纪违法,需要向皇帝本人请示处分。金哀宗想特赦二人,在元帅王山儿的坚持下,才将二人处死。山 官兵百姓缺粮,金哀宗本人过得也很糟心。皇帝的口粮自然可以保证,但是,金哀宗喜欢吃鱼。蔡州东、北面的汝河里有鱼,可是,河面常有自上游漂下、泡得苍白腐烂的浮尸。汝河里捞上来的鱼,金哀宗只看了一眼,就蹙着眉头推到一边。这时的护卫统领一殿前左副都点检温敦昌孙(本姓王,金宣宗王皇后侄儿),身材短小,性格温和,很早就结识金哀宗。金哀宗带出的近侍旧人,到了蔡州,就只剩下温敦昌孙等寥寥数人。看到圣主食不下咽...
    《隳三都》
    就在这年春天,蒙古使节王檝来到襄阳,与南宋商议夹攻蔡州,“且求兵、粮”。如今,宋人忠实履行了这个约定。四南宋朝廷考虑,联蒙灭金,或可一雪前耻;但也有人提醒,宣和年间联金灭辽,教训惨痛,如今蒙古贪婪,宜防后患。最终,宋人判断,反正金朝已如风中残烛,救不活了,而不管是雪靖康之耻,还是收复“三京”,都不能马上同新兴的北方强权撕破脸。如此一来,做个顺水人情,趁机试探一下北方的虚实又何妨?其实,为了铲除金朝在江淮以北的残余势力,蒙古几次遣使约盟,何尝不是想多试探一下即将接壤的这个庞然大物一南宋的虚实呢? 北宋联金灭辽,南宋联蒙灭金,最终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不过,不用急于嘲笑古人缺乏历史智慧。不论宋人出不出手,契丹、女真的覆灭都难以挽回。既定的国际秩序突然崩溃,暴起的北方政权动向不明朗,在这种形势下,先参与分赃,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未尝不是一种相当理性的选择。宋人后来的惨败,根源在于误判自身实力,而这种错误,在国际政治中简直太常见了。 至于金朝一方,既然南下蔡州,不可能不把对宋战略纳入通盘考虑。面对边境蠢蠢欲动的宋人,金哀宗一方面企图以“唇亡齿寒”来劝诱,山一方面,却又放不下“甲士三千,纵横江淮”的美梦。
    《隳三都》
    蔡州城能在联军的猛攻下坚守一个多月,显然不是光靠天助。城内所有能动员的人力,都已经分配到四面城墙,参加防守:“敢匿一丁者,全家处斩,邻人绞罪。”在围城中,男丁都上了前线,身体健壮的妇女,自古就要走上城头,负责后勤工作,《墨子》中称为“丁女子”。为了不让敌人察觉守军减员严重,蔡州城内的妇女,统一身穿男子衣冠,运输弹药粮草。山完颜仲德的妻子说:“形势危急,城破之日,妇人怎能置身事外?”她带头动员高级官员的家眷,单独组成一支军队,专门运送矢石,照看伤病。☒围城期间,金哀宗多次亲自登上城头巡视防务,激励士气。出行途中遇到军民,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叮嘱、劝慰。后勤人员为守城将士熬制的肉汤,金哀宗亲自品尝,唯恐味道太淡。从城头抬下来的伤兵,他也下马仔细探问,甚至亲手给他们的创口敷药。十二月十九日,西面城墙沦陷后的第二天,金哀宗将珍贵的御用器皿统统搬出来,分发给有功将士。二十四日,他见到逃生无望,又下旨:杀掉御马五十匹、官马一百五十匹,将马肉送给城头的将士食用,补充体力。这时候,尚厩内只剩下十匹御马,城中大小官员,只有仲德、张天纲等四五名宰执,加上都弹压阿勒根移失刺,有资格骑乘马匹,其他人等一概步行。 自蔡州合围之后,仲德没有回家休息过片刻。他一直坚持在最前线存抚将士,所有阵亡的将校军官,仲德无不亲自吊唁,“哭之尽哀”。山 受到了金哀宗君臣的感召,蔡州城内“军民感泣,人百其勇”。“军士踊跃,视死如归,人以不得出战为愧”。 尽管士气不衰,以一敌二的惨烈战斗造成的重大损失,金军却无法承受。据统计,十二月短短一个月,先后在守城战斗中战殁的高级军官,就包括一名总帅、三名元帅、二名都尉,至于“总领、提控以下,不可胜纪”。
    《隳三都》
    初期的金军,“专尚骑”,主要由骑兵构成,有轻、重二种。轻骑兵牵着备用的副马,行军时“约五十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作战时往往部署在左右翼,在敌军薄弱的翼侧实施突击,称为“拐子马”。金军用来破阵攻坚的王牌部队,乃是一种“重铠全装”的骑兵,远远望去,仿佛一座座铁塔,宋人称为“铁浮屠”。“铁浮屠”骑兵戴着铁面具,“只露两眼,枪箭不能入”,上半身披挂沉重的铁甲,由于骑马作战,下半身的甲裙“独用过膝三寸”。腰上系着八棱棍棒或刀,握着一丈二尺的铁枪,背着弓和百余只长箭,箭镞形状如凿,入不可出。战马也覆以铁甲,可能还用铁索将骑士固定在马背上,“虽死马上不落”,后来讹传为用铁索将战马勾连的“连环马”。谋克下辖的每名普通士兵(“正军”“甲兵”),配备一到两名“阿里喜”,汉译“贴军”。设置“阿里喜”,据说因为金军主要是骑兵,需要有人承担马匹、战具的保养和其他杂务。金军的“阿里喜”,被视作正军的“副从”“傔人”,起初应该类似欧洲封建社会的骑士扈从(squire)。“铁浮屠”这种用铁甲层层包裹的骑兵,同欧洲的骑士一样,不仅需人保管和携带战马、盔甲及武器,还需人协助穿戴盔甲、上下马和换马,战斗中施加救援。同时期的西夏起初也以重骑兵为主,上战场每名“正军”有“负赡”三名,也是一个道理。这种重骑兵,金人自己称为“硬军”,类似西夏的重骑兵“铁鹞子”,所以,宋人也偶尔把金朝重骑兵叫作“铁鹞子”。
    《隳三都》
    这个由东北女真人建立的政权,早早就令西夏和高丽俯首称臣,在极短时间内灭亡辽国,使北宋蒙受了“靖康之耻”,俘虏宋钦宗、宋徽宗北上,渡江追击宋高宗入海而还。 “绍兴和议”(1141年)后,宋高宗向金朝皇帝称臣,南宋每年要向金朝交付“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隆兴和议”(1164年)后,南宋每年要向金朝交付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两国君主的关系从“君臣”改为“叔侄”。励精图治的中兴之主宋孝宗,递交给金世宗的国书,要具名“侄宋皇帝脊,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更屈辱的是,接受金朝皇帝的回信时,南宋皇帝要从御榻起立,向前三步,称为“降榻受书”。即使到了金朝国力由盛转衰的金章宗时期,“嘉定和议”(1208年)后,南宋朝廷不仅乖乖砍掉力主北伐的韩侂胄、苏师旦等人的首级函送金朝,还将岁币增至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两国成了世为“伯侄”之国,南宋皇帝的辈分又降了一等。 泰和八年(1208年)五月,和议达成的消息连同前线元帅府告捷的露布,一同抵达中都。金章宗无比兴奋,分遣官员奏告天地、太庙和社稷,又亲自登上应天门(宫城南面正门)城楼,盛陈仪仗,接受装有韩侂胄、苏师旦首级的锦函。此后,两位南宋大臣的脑袋被高挂在长竿上,配上画像,置于通衢,纵令中都百姓围观三日,再涂上漆,入藏秘库。 就在同一年,金章宗病逝,遗诏皇叔卫王即位。 这一年,成吉思汗彻底消灭草原上的宿敌蔑儿乞部,他的九脚白纛旗,将指向南方。 这两起事件,猛然扭转了金朝的国运。
    《隳三都》
    “防秋”之名,大概始于唐代。唐中后期,每年秋天都要征调关东各道的军队,分守长安以西的要害地区,抵御吐蕃侵袭,称为“防秋”。此后,每到秋高马肥的时候,面对呼啸南下的游牧骑兵,弱势的中原王朝大多采取类似的被动防御:北宋防备契丹,南宋防备女真,明朝防备蒙古,一脉相承,统谓之“防秋”。 勇悍的女真人,一度是“防秋”的汉人士兵恐惧的对象。就算迁人中原,面对更北边的游牧民族,金朝也一度保持强势。为了不让蒙古诸部形成威胁,金世宗下令“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这种攻势防御战略,称为“灭丁”。 不料,“防秋”竟然成了金章宗以后金朝君臣的口头禅, 真是讽刺。 为了“防秋”,金朝……启动了恐怕是秦朝“万里长城”之后最宏大的一项边境筑垒工程一金界壕,也称金长城。 金界壕的修筑,始于金章宗明昌初年,到承安三年(1198年)大抵竣工,此后间有补筑。这道防线绵延约五千里(2500公里),东起大兴安岭南麓的嫩江西岸,沿着大兴安岭向西南方向穿过锡林郭勒草原,最终消失在大青山北部的群山之中,横跨金朝的临潢府、庆州、桓州、昌州和净州;另有一道位置更靠北的防线,从今呼伦贝尔市根河南岸,向西穿过满洲里,进入俄罗斯和蒙古拉肯特山东南麓,绵延约1400里(700公里),其间还分下等的支线,加起来居然也长万里。
    《隳三都》
    在北边的中原战区,成吉思汗西征前,任命在野狐岭战绩卓越的木华黎,以“国王”的称号统军北方,还授予他象征大汗威权的九尾白纛。不过……麾下……总人数虽达十万,蒙古军却只有四分之一,远远比不上西征的左右翼主力和成吉思汗亲率的大中军。而他必须突破的,却是金朝南渡后最大的倚仗黄河—潼关的山河之险。 为了给木华黎国王进一步制造麻烦,从兴定四年(1220年)开始,金宣宗还在无政府状态下的河北、山东、山西,推行“九公封建”,将趁乱而起的几大地方军阀头子,先后封为公爵……都兼宣抚使,加银青荣禄大夫的散官,又赐号“宣力功臣”。至于其他那些小军阀,金朝也一概授予不同名分,承认他们是“义军”,借此干扰和阻滞蒙古人彻底征服和消化这些地区。郝经描述当时的河北是“豪杰哄起”: 拥兵者万焉;建侯者万焉;甲者、戈者、骑者、徒者各万焉;鸠民者、保家者、聚而为盗贼者又各万焉;积粟帛、金具、子女以为己有者,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又各万焉回。 于是,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至元光二年(1223年)前后,蒙、金之间的北方战争进人一个难得的相持阶段。木华黎辗转于河北、山东、河东和关陕地区,一边与金军作战,攻 城略地,一边收编大小制据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始终差在临门一脚。 元光二年三月,木华黎连攻长安、凤翔不下,累死在闻喜县(今山西闻喜)。 同年十二月,金宣宗在南京城内的宁德殿病逝。 再过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西征回师,大举进攻西夏,不久也重病身故。 蒙金战争的下半场,也是真正的大戏,帷幕正在缓级拉开。
    《隳三都》
    金军用来破阵攻坚的王牌部队,乃是一种“重铠全装”的骑兵,远远望去,仿佛一座座铁塔,宋人称为“铁浮屠”。“铁浮屠”骑兵戴着铁面具,“只露两眼,枪箭不能入”,上半身披挂沉重的铁甲,由于骑马作战,下半身的甲裙“独用过膝三寸”。腰上系着八棱棍棒或刀,握着一丈二尺的铁枪,背着弓和百余只长箭,箭镞形状如凿,入不可出。战马也覆以铁甲,可能还用铁索将骑士固定在马背上,“虽死马上不落”,后来讹传为用铁索将战马勾连的“连环马”。金军的王牌是重骑兵,还有一个关键证据。金军的基干编制是谋克(百户)、猛安(千户),这是从部族演化而来的军事和地方行政单位。[插图]初以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谋克下辖的每名普通士兵(“正军”“甲兵”),配备一到两名“阿里喜”,汉译“贴军”。设置“阿里喜”,据说因为金军主要是骑兵,需要有人承担马匹、战具的保养和其他杂务。[插图]这个看法有道理。蒙古军队也是骑兵,不过主要是轻骑兵,需要专门的仆役(多是奴隶)照料备用马匹(kötöl),这种助手称为阔端赤(kötölchi)。金军的“阿里喜”,被视作正军的“副从”“傔人”,起初应该类似欧洲封建社会的骑士扈从(squire)。“铁浮屠”这种用铁甲层层包裹的骑兵,同欧洲的骑士一样,不仅需人保管和携带战马、盔甲及武器,还需人协助穿戴盔甲、上下马和换马,战斗中施加救援。同时期的西夏起初也以重骑兵为主,上战场每名“正军”有“负赡”三名,也是一个道理。这种重骑兵,金人自己称为“硬军”,类似西夏的重骑兵“铁鹞子”,所以,宋人也偶尔把金朝重骑兵叫作“铁鹞子”。
    《隳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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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 近现代
    周思成,男,1984年生,湖南长沙人。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硕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就职于中央编译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曾为德国图宾根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2012-2013)。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准聘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法制史、民族史。学术专著:1.《规训、惩罚与征服: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和军事法》,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2.《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合著)普及类著作:1.《大汗之怒 :元朝征伐日本小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2.《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