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除了王安石的辩论性格和才能,皇帝的个性和施政作风,宋代政治决策中颇受研究者重视的“对”和“议”,皆为政治辩论的展开提供了机会和场域,后文都会一一触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是以“言语”或者说“辩”为核心的一个熙丰政治侧影。 最后,新世纪学者倾向于从政治而非社会经济角度来解读“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所谓政治,涵盖了人物、事件、制度等。本书更关注政治思想。当然,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具有多层次性。·准确地说,本书关注的是作为政治思想底色的政治观念,探索行动者习染的政治思想结构(某种意义上可称“常识”)如何影响了制度、政策及其他政治活动,也就是思想与政治、社会的互动。® 据说,在新儒学的刺激下,宋代是先秦诸子以后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⑧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许多重大命题,如天命、人性、王权、君臣、正统、华夷、礼法,等等,历数千载之演进,至宋代已发展得十分成熟。④在现实政治中,这些思想元素以或潜或显、或强或弱的方式影响着宋人的倾向和选择。不过,在熙宁时代的政治辩论中,这些形而上的“大观念”,本身还不算是主角。政治辩论带有明显的情境性、工具主义和机会主义,如何从这类“表话语”中解析出“里话语”,即书生政治家对理想或现实的政治本质、政治关系以及统治技术的一般认知、预设、思维结构,是一项困难而有趣的挑战。梁任公指出,研究政治思想史有三种路径:专题(如天下、国家、民本),年代(通贯、先秦、唐宋),宗派(如儒家-法家,道学-功利)。0这里是截取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代为横切面,观其汇聚,观其沉淀,观其激荡,观其向后变化之端倪,并尝试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北宋晚期看似思想活跃,交流频繁,却没有通向成功的政治变革?以上就是本书的蓝图,至于究竟实现了几分,就留待读者来批评吧。
多么欢乐的气氛,即使烟花的结局,事颓然伤逝,也无所谓。
艾小图 《日光沉寂,豆蔻彼年》0
艾小图 《日光沉寂,豆蔻彼年》0牛顿(1643-1727)和康熙(1654-1722)基本算是同时代的人。如果把牛顿看作欧洲科学革命奠基人的话,那么康熙一朝就正好处在西方科学革命爆发的前夕。当时除了康熙自己和他的皇子们学习西方知识以外,康熙还在宫里组织八旗子弟来学。比如在宫里面学习的正白旗蒙古族人明安图(1692-1763),看到了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牛顿无穷极数公式后,就用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西方几何证明方法,证明并推导出了卡塔兰数。明安图还推导出了一些衍生公式,这些公式在翻译成现代数学语言后,陆续被国外学者证明。卡特兰数在函数、离散数学中广为使用。它是卡塔兰(1814-1894)在1838年推导出来的,比明安图的证明晚了一百年。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1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1爱或不爱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能促进双方心智的成熟。
M·斯科特·派克 《少有人走的路》0
项羽不能自刎,刘邦必须上吊!
陈佩斯 《戏台》1
陈佩斯 《戏台》1(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军需缺乏,司农仰屋,惟恃各省自筹饷项,支支节节,弥东补西,以救一日之急…于是乎出万不得已之策,而采用欧美军人助剿之议起。…欧美诸邦,是时新通商于中国,其必不欲中国之扰乱固也。故当两军相持,历年不决之际,彼等必欲有所助以冀速定。朝廷依议,谢绝助剿,而命国藩任聘请洋弁训练新兵之事…请于美领事,赦其(华尔)旧罪,使募欧美人愿为兵者数十人,益以中国应募者数百,使训练之以防卫苏、沪。其后屡与敌战,常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故官军敌军,皆号之曰常胜军。常胜军之立,实在李鸿章未到上海以前也。
梁启超 《李鸿章传》0
梁启超 《李鸿章传》0小说和电影的新形式主义者的典型的套路,是把冷漠与痛苦混合在一起:以冷漠来包裹和抑制巨大的痛苦。雷乃的伟大发现在于他把这种套路运用到了“写实性”的题材上,运用到了被锁闭在历史的过去中的那些真实事件上。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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