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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 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 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人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 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学者大多比较贫寒。当时有经商的机会,有些学者就去“下海”经商,但声明这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发誓等赚到了钱就会返回学术领域。后来,成功赚到钱的都继续做商人了。获得财务自由又回来做学术的人,我只见到过一个,那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沈志华老师,其他的我再也没见过。 这就回到了开头的话题:为什幺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对金钱的态度又很一致。并不是因为现代人都是拜金主义者,而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金钱就是一个最通用的工具。 问题是,“诗与远方”带给我们的东西,真的能用金钱替代吗?前面引用了齐美尔的话,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但齐美尔还有一句话:“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这座桥上,我们真的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感觉,找到生命的意义感吗?这个问题只能留给你自己。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把现实利益和思想观念截然分开,虽然是一种方便的思维模型,但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人对利益的认知有非常丰富的层次。生存与安全以及基本饮食居住保障,是基本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亲密、友爱和归属感也是对生活的重要需求,当然也是利益。人希望获得肯定、承认或者尊重,获得工作的成就感、创造的满足感,以及身份认同感等,这些都是人生重要的需求,因此构成了利益的要素。如果把这个复杂的动机结构全部考虑在内,你就会发现,我们必须对利益做非常开阔的理解。如果看不到人们的认知、身份、道德和价值等观念(实际上就是所谓“现实利益”本身的构成要素),我们就会陷入一种低级的现实主义思——表面上很务实,实际上却丧失了真正的现实感。这里来总结一下以上讨论的要点。我们需要纠正一种将思想与现实对立起来的误解,阐明思想观念内在于社会现实,是社会实践行动的驱动要素。我们这本讨论西方现代思想的讲义,就是着眼于分析、诊断和反思,什幺样的思想观念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行动逻辑,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复杂性。 我希望你在开始探索西方现代思想之前,先记住一件重要的事情:思想观念并不脱离于社会现实,而是内在于社会现实。如果离开了思想,我们根本无法真正理解现实。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 为什幺不可理解呢?过去对道德有一套传统的认识,康德有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是不道德的。而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 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 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 这种恶已经超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框架,也无法从“人能理解的动机”来解释。所以它和任何传统的罪行不同,是一种完全新颖的现代现象。这是阿伦特极为独特的观察视角;达到这样的深度,在整个20世纪的哲学家中都属罕见。这不只是因为她亲身经历了纳粹主义的兴起,更因为她有一种极为敏锐的哲学洞察力,捕捉到了这种新型罪恶的独特性。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价值多元的困境 平时说起“多元化”,一般是正面赞赏:多元价值给了我们更大的选择空间,让个人获得了更多自由。举个例子,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果你不信教,可能会很危险;但现在你能够自由选择相信或是不信。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为什幺说价值多元化又是一种“困境”呢?这是因为价值多元化之于个人精神和公共社会生活还有消极的一面。 先说个人。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人总要寻求意义。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价值多元化的处境中,我们好像有很多选择,可以相信A,也可以相信B,但没人能说,A或者B就是最好的。因此,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生:有人仍然信奉宗教,有人一心追逐名利,有人相信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有人执着于奋斗进取和成功,有人相信及时行乐、沉湎于各种感官享受…每个人的选择都可能有自己的主观理由,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共同理由。 我在导论部分提到,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不个 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韦伯引用托尔斯 第一章 现代思想的成年 为期城0 045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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