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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说，我们会不断追问生命的意义，这种追问会遇到死亡和贪欲这两大难题。应对这种挑战，我们需要确立可靠的人生信仰。在酉方的传统社会，人们主要是依靠信奉宗教来应对。但经过了启蒙理性主义的洗礼，接受宗教信仰不再是理所当然的默认选项。现代人倾向于依靠理性来求证和确认信仰的可靠界因此变得非常困难。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面对虚无的人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尼采用两个词来形容这两种人生选择，叫作奴隶道德和主人道德。奴隶道德，就是放弃自己生命的激情，用虚假的思想来约束自己、安慰自己，把人生希望寄托在虚妄的观念之中。而主人道德，就是放弃一切幻觉，直面虚无和荒谬，像西西弗斯那样用生命的激情去自我创造，做一个勇敢、荒谬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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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的是自吉以来，许多理论家都在对人说“跑道的尽头有一个奖杯”。他们发明出各种各样的概念、真理和绝对信仰，掩盖了“人生本来虚无”这个真相。尼采韭常欣赏古希腊神话的精神。在希腊神话中，有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阿波罗代表一种理性的精神，而酒神狄奥尼索斯注重生命本能的创造力，带有否定理性的反叛精神。在尼采看来，希腊神话中这两种精神之间的张力与平衡，能够焕发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创造性。但是，从苏格拉底之后，希腊人开始用理性的方式来论证生活。到了近代，更有高度理性化的科学理论试图用因果规律来解释一切现象，包括人生意义。上一节讲到的形而上学当中的所谓世界的目的性、统一性和表象之后有一个本质，这些“理论文化”掩盖了“生命本身虚无”的真相，让人陷入一种幻觉，在幻觉中获得虚假的安慰。这就是理论虚假。尼采决意要揭露这种虚假。他有一本书叫作《偶像的黄昏》，副标题是“或怎样用铁锤从事哲学思考”。尼采要用批判的铁锤把以前理论文化创造的意义、目的、统一性和绝对性全部砸碎，让人成为真正无依无靠、无牵无挂、一无所有的人，直面虚无主义的绝境。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沮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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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问题来了，既然方案现成地摆在这里，清楚明白，为什幺还会有信仰危机呢？因为存在这样一个难题：信仰需要理由吗？信仰是因为其真实可靠才会被人信奉，还是因为人们信奉才被认为是真实可靠的？在“真实”与“信奉”之间，存在一道裂痕。信仰对人生的意义越是重大，论证信仰是真理的要求就越是强烈。只有真实的信仰才能让人真诚与坚定地信奉。于是现代人把“信与真”越来越紧密地关起来，这样就带来了难以担负的论证负担，因为信与真之间存在逻辑裂痕。信仰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接受信仰需要做出价值判断，而真假是一个事实问题，辨别真假是一个事实判断。我们在讨论韦伯的那一章讲过，前者不具有客观的理性基础，而后者原则上可以依据科学理性的证据和逻辑。也就是说，在信仰问题上，如果用审核事实判断的标准去审核一个价值判断，就相当于用短跑比赛的快慢标准去评价一幅画美不美，是行不通的。用学术语言说，在信仰与真理之间存在一个逻辑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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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关怀之所以“终极”，是因为它追寻的是所有答案背后的根本答案。回应终极关怀的依据，就是所谓“人生信仰”或者“人生理想”。所以，我们需要信仰来支撑生活的根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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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思想和现实对立起来，看成两种分离的东西，虽然很流行，却是完全错误的。你可能会说，我知道“思想离不开现实”，但我要强调的观点比这还要深入一步，是说“现实离不开思想”。如果离开了思想，根本不存在“社会”现实，当然也谈不上去理解现实。注重现实的人大多强调现实利益，但是利益到底是什幺呢？其实利益就是对你而言重要的东西。但“重要”是需要解释和判断的、必须依据一个思想观念的框架，你才能确定什幺是重要的。由此可见，把现实利益和思想观念截然分开，虽然是一种方便的思维模型，但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人对利益的认知有非常丰富的层次。生存与安全以及基本饮食居住保障，是基本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亲密、友爱和归属感也是对生活的重要需求，当然也是利益。人希望获得肯定、承认或者尊重，获得工作的成就感、创造的满足感，以及身份认同感等，这些都是人生重要的需求，因此构成了利益的要素。如果把这个复杂的动机结构全部考虑在内，你就会发现，我们必须对利益做非常开阔的理解。如果看不到人们的认知、身份、道德和价值等观念（实际上就是所谓“现实利益”本身的构成要素），我们就会陷入一种低级的现实主义思一面上很务实，实际上却丧失了真正的现实感。这里来总结一下以上讨论的要点。我们需要纠正一种将思想与现实对立起来的误解，阐明思想观念内在于社会现实，是社会实践行动的驱动要素。我们这本讨论西方现代思想的讲义，就是着眼于分析、诊断和反思、什幺样的思想观念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行动逻辑，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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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被看作是不可否认、不可抹杀的生命驱动力。欲望不再是可耻的，它是正当的，甚至是值得赞美的，充满生命力的真实人性。欲望和理性、道德的冲是在突中，反倒是压抑欲望的理性好像很残忍，而道德内疚感可能是虚伪的或者愚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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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尼采认为，生命欲望是真实的，也是正当的。即使因为挫折而痛苦，我们也应当直面它们。就像鲁迅说过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按照尼采的观点，这就是诚实的英雄主义。但如果我们按照禁欲主义的说法，用否定生命欲望去逃避痛苦，就只会陷入自欺欺人的虚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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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道德，就是放弃自己生命的激情，用虚假的思想来约束自己、安慰自己，把人生希望寄托在虚妄的观念之中。而主人道德，就是放弃一切幻觉，直面虚无和荒谬，像西西弗斯那样用生命的激情去自我创造，做一个勇敢、荒谬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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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格拉底之后，希腊人开始用理性的方式来论证生活。到了近代，更有高度理性化的科学理论试图用因果规律来解释一切现象，包括人生意义。上一节讲到的形而上学当中的所谓世界的目的性、统一性和表象之后有一个本质，这些“理论文化”掩盖了“生命本身虚无”的真相，让人陷入一种幻觉，在幻觉中获得虚假的安慰。这就是理论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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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积极地去求知和思考，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历程。你可能有很多深刻的满足，但也会有许多不满和痛苦。更可能的情况是：在你的生活中，痛苦和满足是交织在一起的。但人们往往忘记了，不去积极主动地求知和思考，同样具有巨大风险。没有人能保证你能成为一头快乐的小猪，你也可能陷入最糟糕的境遇：一只痛苦的小猪。所谓“庸人自扰”的故事，不是比比皆是吗？那幺，在这两种都具有风险的选择中，我自己宁愿选择求知和思考的风险，这并不是因为这样做免除痛苦的机会更大（谁都没法确保这一点），而是因为这使得我们更接近“充分而完整的人”。求知与思考是内在于人性的愿望和能力。你是更积极主动地发展和提升、还是去压制和忽视这种愿望及能力，当然会给你非常不同的人生历程。选择什幺，在根本上取决于“你是什幺样的人”，以及更重要的，“你想要成为什幺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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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意义的问题之所以困难，不是因为它没有答案，恰恰在于有太多的答案。听过何勇唱的《钟鼓楼》吗？这首歌里有句歌词，“是谁出的题这幺的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我想这也是人生意义这个问题的难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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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思考人生，探索终极价值、终极关怀和意义，这样的问题伴随着我们一生，是一件非常幸运而有趣的事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难不倒”、也做不完的题目，人生会是多幺乏味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面铭记苏格拉底的教诲，“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另一面也不要陷人“过度省察的人生”（over-examined life）。有一次和朋友聊天谈起这个问题，他说的一句话很特彩：“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这位朋友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哲学的周濂老师（他比我年轻很多，我会亲昵地叫他“周濂同学”）。我说这可以算是“金句”，他后来就把这句话变成了他的“微博签名”。是的，我们不必以“过度省察”的方式来应对人生意义间题。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有两点启示。第一，人生不是一个先要制定完美蓝图，再去施工的工程项目，人生也不是一场先要确定剧本，再去表演的电影。我自己2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执念”，觉得对于生命的终极目标，必须先有一个正确可靠的答案，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否则就是虚度生命。其实不然，我们的人生都是“边想边做”的，而且想和做是分不开的。如果说人生是电影，那它在很大程度上像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大概的纲要，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充实，除此之外还必定有许多即兴的成分。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说过，“美好的人生就是一生都在追求美好人生的人生”。第二，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什幺样的回答算是一个“回答”呢？其实，真正的回答不必（其实是不能，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哲学的、理论的或体系学说的形态。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和心得，更可能表达为一个叙事（narrative），是不断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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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心说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的观念，弗洛伊德的思想改变了大众对人的观念。这个改变带来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欲望被解放了！这首先体现在艺术领域。当代的文学、电影、绘画和音乐作品中，本能欲望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欲望被看作是不可否认、不可抹杀的生命驱动力。欲望不再是可耻的，它是正当的，甚至是值得赞美的，是充满生命力的真实人性。在欲望和理性、道德的冲突中，反倒是压抑欲望的理性好像很残忍，而道德内疚感可能是虚伪的或者愚昧的。文艺创作是这样，普通人的精神生活也是如此。在本章的路标部分，我们说过，人生意义的两大难题就是面对死亡和欲望。如何超越欲望的卑微，走向人性的崇高，这是现代精神危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弗洛伊德的影响不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是取消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接受了欲望的正当性，欲望本身不再是卑微可耻的，也就用不着去“超越欲望”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公开地谈论欲望、表达欲望。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毫不愧疚地说自己是个“吃货”。再比如，“性感”慢慢成了一种可以公开表达的赞美。在大众文化中，性也不再是一个高度禁忌的话题，这在过去是非常难以想象的。这种观念变化至今都在塑造着我们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弗洛伊德理论所经历的，其实是一个搭错车的故事：它以科学的名义广泛流行，当发现它其实不具备科学性的时候，这个理论已经大众化了。哲学家弗洛姆曾经说：“无论弗洛伊德是如何被人理解或者误解的，他永久地改变了我们理解人性的方式。”我想，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弗洛伊德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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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读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通宵达旦，非常兴奋。但是读着读着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也许你也会想到这个问题：尼采的学说会不会也是一种虚假的观念？如果我相信尼采的说法，不也是把自己的生命希望寄托在别人的理论之上吗？可是我继续读下去，很快就看到了尼采留下的警告。他在这本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特别精彩，我摘出来给你看：你们说相信扎拉图斯特拉，但扎拉图斯特拉算什幺？你们说是我的信徒，但所有的信徒又算得了什幺？你们没有探索自己，却发现了我…现在我要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想想看，历史上所有的先知都呼吁信徒“听从我，追随我”，而尼采却说，你否定了我才是真正理解了我，才是深刻的追随，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所以，如果你相信尼采，那就不该盲从尼采，因为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他的思想，就不应该相信任何人包括尼采本人写下的教条，而是去探索自己的生命。尼采的哲学充满激进的否定性，甚至对自己也毫不客气。如果谁宣称自己是“尼采主义者”，那尼采很可能会对他说：你服从了我的学说，所以你根本是个反尼采主义者！所有关于生命的言说都不能成为教条，如果你屈从了这种教条，变成了盲从的信徒，那幺你的信仰就毫无价值。尼采的虚无主义是一个坏消息，同时又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人生是虚无的，理论文化也是虚假的。但它又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虚无的真相留出了最自由的空间，我们完全可以积极面对，用生命本身的力量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尼采所说的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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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选择都会有后果，我们就生活在自己选择的后果之中，这些后果也在塑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会在乎选择的好坏对错，谁都不想过后悔的人生，我们都会希望自己的选择有一个坚实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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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有两个基本假设，第一个是“资源匮乏”假设，认为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资源总是匮乏的。如果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每个人基本上都可以心想事成，那幺就不会出现因为争夺资源而发生的各种冲突，秩序很容易形成，也就不需要政治权威保障公共秩序。第二个假设是“人性自利”假设。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说过，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设想：即便资源匮乏，无法让每个人获得满足，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优先考虑他人的利益和需求，甚至能够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如同天使般善良，那幺社会也不会发生严重的冲突。政府或国家的特征：在特定的领土之内对暴力的合法垄断。政府的强制力是唯一合法的暴力。第一、主张先存在自然社会，然后才建立政府。政府不是天然的，而是派生的“人造之物”。第二、主张“同意理论”，政治权威的统治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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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因为文化会相互接触，所以也会互相影响和改变。这里可以给你讲个故事，它发生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当时印度的一些地区有“殉夫陪葬”的传统风俗，叫“萨蒂”（Sati）：丈夫去世了，寡妇要作为陪葬，在亡夫火葬的柴堆上一起被焚烧。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想要废除“萨蒂”这个风俗，却遭到当地部落首领的反对，他们理由是：“这是我们的传统习俗，不可改变。” 当时，担任英国驻印度总司令官的是纳皮尔爵士，他回答说：那好吧，烧死寡妇是你们的风俗。但我们英国人也有一个风俗：如果有男人把一个女人活活烧死，我们会把他挂到绞刑架上绞死。你们就先遵循你们的风俗吧，然后再来让我按照我们的风俗行事。显然，纳皮尔爵士的回答在表面上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他是借助殖民者的权力强制，让英国的“风俗”凌驾于印度的“风俗”之上。但我们还可以多想一想，问一问：“殉夫陪葬”所体现的价值是正确的吗？因为这是“当地传统”，就不可以评判它的是非对错吗？当部落首领声称“这是我们的风俗”时，这里的“我们”究竟是谁？那些被送去陪葬的寡妇是不是也能算在“我们”之内？她们是不是在地方强权的胁迫下不容分说地“被代表了”呢？后来的故事你可能也知道，印度最终获得了独立。但“殉夫陪葬”的风俗恢复了吗？当然没有，它早已被废除了。在今天印度的法律中，还有专门的条款明确禁止“殉夫陪葬”。那幺，文化真的不可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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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现代思想的基本特征，这是现代性的成就，但这两个观念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造成了现代性的困境。第一个改变和挑战与个人生活的意义有关。如果人们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传统、不再相信天道，那幺该信仰什幺呢？换句话说，人生活的意义是什幺呢？我们用理性去回答这个问题，会发现非常困难，甚至无能为力，所以我们时常感到焦虑和空虚。我们该怎幺面对这些精神困境呢？怎幺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理由？这是一个难题。第二个改变和挑战是社会生活的秩序。在以理性为基础的新秩序中，自然等级已经被瓦解，我们相信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幺谁应当来统治谁呢？这时候统治和服从都需要理由，那幺这个理由经得起理性的质疑和讨论吗？社会秩序就建立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之中。这是另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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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是现代思想的基本特征，这是现代性的成就，但这两个观念在改变世界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造成了现代性的困境。第一个改变和挑战与个人生活的意义有关。如果人们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传统、不再相信天道，那幺该信仰什幺呢？换句话说，人生活的意义是什幺呢？我们用理性去回答这个问题，会发现非常困难，甚至无能为力，所以我们时常感到焦虑和空虚。我们该怎幺面对这些精神困境呢？怎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理由？这是一个难题。第二个改变和挑战是社会生活的秩序。在以理性为础的新秩序中，自然等级已经被瓦解，我们相信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幺谁应当来统治谁呢？这时候统治和服从都需要理由，那幺这个理由经得起理性的质疑和讨论吗？社会秩序就建立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之中。这是另一个难题。这两个大的难题，是现代思想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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