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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按照理性逻辑,要实现完美纯净的秩序,对犹太人这种黏性的异类应该怎幺办呢?自然就要把异物和杂质清洗掉,所以就有了“种族清洗”这个词。最开始是设立专门的犹太人生活区,在当地隔离;后来把犹太人聚集起来流放到边缘地区;最后就是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屠杀和灭绝。这还不是全部。理性观念不仅在加害者一方起作用,在受害者一方也起作用。现在回头来看大屠杀这件事,会发现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地方:当时一共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600万人啊,为什幺就没有出现组织化的反抗呢?在战争情况下,特别是在与苏联交战之后,纳粹军力非常有限,要镇压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并不容易。实际上,当时不仅没有出现犹太人的大规模反抗,在大屠杀中甚至还有受害者的参与。鲍曼认为,这种合作是经由一种策略实现的,就是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否则肯定会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比如,纳粹政府一开始说,特殊人才可以留下来,很多人就开始找各种渠道证明自己是特殊人才。你可以想象,有了可能的求生渠道,大规模反抗就很难组织起来。纳粹还设立“犹太人委员会”,招募犹太人警察,任命犹太人来管理犹太隔离区。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因为在受害者看来,如果能够保存一部分生命,总比全体被屠杀更好。恰恰是这种得失计算的求生希望被纳粹所利用。比如,你是选择到隔离区继续生活,还是立刻被逮捕?你是选择通过官方渠道积累功绩,用稳妥的方法保护家人,还是铤而走险去反抗?借助这样的策略,最终,纳粹在军力有限的条件下,以相当少量的纳粹官兵,依靠许多犹太人的“合作”,实现了这场大屠杀。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尼采究竟留下了怎样的思想?我们就从“上帝死了”说起。这句话几乎成了尼采的品牌标志,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句欢呼——尼采这个基督教的反叛者在欢呼上帝死了,人类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真是这样吗?实际上,尼采在宣告“上帝死了”之后,下一句话就是“是我们杀死了上帝!”他说:“这个世界上最神圣、最万能的上帝,现在已经倒在我们的刀下”。他还质问:“我们这些最残忍的凶手,如何才能洗清我们身上的血迹啊?”你听听,这根本就不是欢呼,“上帝死了”完全可以是一句沉痛的宣告,而且尼采指控人类就是杀死上帝的凶手。那问题就来了,尼采不是反基督教吗,为什幺他对“上帝死了”这件事好像很痛心?又为什幺说“是我们杀死了上帝”?先看第一个问题,尼采为什幺痛心?这是因为他知道,“上帝死了”,后果很严重。尼采很清楚,基督教信仰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道德基础和人生意义的寄托,意义极其重大。正因为如此,这种信仰本该是真诚的,容不得作假。但他却发现: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并不是真实的,而是基于一种“虚假的信念”。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尼采做的事情就像是对一个从小被收养的孩子说出了他的身世真相。这个真相当然会对孩子造成沉重打击,但是这件事又太过重要,孩子应当知道真相。“上帝死了”这件事比身世问题更严重。尼采用了许多比喻来形容上帝之死。他说“地球仿佛正在向下坠落”;他说“没有尽头的黑夜来临了,天越来越冷”;他说“笼罩我们的是永恒的虚空”。尼采用如此沉重的语调来宣告“上帝之死”,就是在表达后果的严重性。对于当时的西方人而言,否定了上帝,信仰的大厦完全倒塌,生命找不到意义,人们就会陷入虚无主义之中。那幺尼采为什幺又会说“是我们杀死了上帝”?当然,这个问题并没有定论,解读尼采是学术界最麻烦的工作之一,可以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尼采,我要给你讲的是我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虽然尼采以反基督教着称,但仔细阅读尼采著作会发现,他对耶稣本身并没有敌意...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样看来,工具理性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很明显的好处。但你记得吗,我们说过,韦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既能够看到现代性的强大力量,又能敏锐地指出其中的深层问题。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入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学者大多比较贫寒。当时有经商的机会,有些学者就去“下海”经商,但声明这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发誓等赚到了钱就会返回学术领域。后来,成功赚到钱的都继续做商人了。获得财务自由又回来做学术的人,我只见到过一个,那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沈志华老师,其他的我再也没见过。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工具理性的计算有客观公认的标准,所以可以普遍化,成为一种通用逻辑。而价值理性的权衡没有公认的标准,是多元化的,所以在现代社会难以普遍化。结果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压倒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塑造了现代社会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观念。我们高度重视理性计算、永无止境地追求高效率。韦伯认为,这导致了一个显着的后果,就是社会制度的官僚化:不仅是在政府,而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学校、军队、公司……官僚制这种组织形式占据了重要地位。官僚制最典型的体现是行政管理系统,不仅用在政府公务员体制,只要有管理需求的地方,成熟的管理体制都是官僚制。它的特点就是有一个等级严密的上下级结构关系,整个系统有明确的分工,每个职位都有一套严格的任务清单,每个人按照规定的流程和规则行事。你可能会说,不对吧,我们经常在批评官僚主义,就是因为官僚制度的效率低下、办事拖沓、不通情达理、繁文缛节。你的个人直觉可能有道理,但这不是官僚制的必然结果。对个人来说,这可能僵硬、机械,但个人体验和全局效益不同,有时个人体验不佳恰恰是系统追求高效的结果。——P50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入太深,以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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