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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福写的海伦故事中，这是斯巴达王后自己的要求。她已经有一个丈夫，但是帕里斯来了之后，她选择了更年轻、更健壮、也更英俊的后者。这个观点受到了温和的审查。1906年，当《残篇16》第一次被拼起来时，两名男编辑格伦费尔(Grenfell)和亨特(Hunt)原本只是让海伦对着帕里斯的男性阳刚之美垂涎欲滴，而不是凭着一股冲动，真的跳上他的船。读者很难不注意到，萨福对海伦的描写，反映了斯巴达在古代著名的一妻多夫现象。一妻多夫制（“共有一夫”或有许多男性伴侣）可能是对斯巴达的错觉之一，可能是外人对名声在外的彪悍的斯巴达女孩产生的奇怪误解。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也可能是真的。我们第一次明确听到一妻多夫制是从波利比乌斯(Polybius)那里，出身高贵的波利比乌斯是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作家，他记录了一些他认为“传统”的习俗——也就是说，这些习俗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或者还要久远。海伦选择了那个优秀的家伙（帕里斯），萨福可能认为海伦这么做，只是遵照习俗而已，诗人通过阅读当时的斯巴达游记，对此种风俗已经非常了解。《来库古传》(Life of Lycurgus)的作者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斯巴达有一种已经存在了500多年的古老风俗，丈夫允许自己的妻子和适龄的情人匹配，假如她们认为年轻的血液可以使自己的后代更强壮和更有成就的话。假如事实真的如此，而不是后人编造的话，那么萨福可能听说过这种习俗。可能她认为——假如时光倒流——海伦作为一名斯巴达公主，沉迷于一妻多夫制实在是再正常不过。我们可能还见证了有关海伦的回忆对古代斯巴达产生的影响，这名性格活泼且有婚外情的祖先给了斯巴达女人许多启发。普鲁塔克说她们和海伦一样，时兴一妻多夫制。这并不是说，斯巴达女孩把英俊的小伙子带回家是一种传统的延续，这种传统起源于青铜时代晚期海伦与帕里斯之间真实存在的关系。而是说，鉴于斯巴达与海伦的故事之间的密切联系，她的事迹可...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0

关键是要对妇女使用的这些诀窍和方法进行管理，因为没有妇女的健康生产，古代社会将难以存续。因此，公元前5世纪的某个时候，《关于少女》［Peri Partheniōn，《希波克拉底文集》(Hippocratic Corpus)的一部分］，面世了。这篇文章讨论了月经、青少年的歇斯底里、正确对待处女膜的方法等问题，还有一些离奇的理论，包括月经周期期间子宫会在女性体内游走。在古代，女孩及其月经是一桩令人感到困惑的严肃事件。那些将为家族或族群诞下继承人的古希腊妇女都要定期接受身体检查。从女孩(parthenos)到女人(gyne)的转变以三次流血为标记：月经来潮、失去童真，以及分娩。家庭的其他成员会把这些步骤列成图表。而一个女人只有在她生完第一个孩子并正常地排出恶露之后，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妇女或妻子。希腊女性为了让自己的身体表现符合“正统”生理模式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 *然而，在古希腊人流传下来的故事里，海伦经过了这项考验——她证明了自己能生育，而且在一个明显的母系社会里，她已经成功为斯巴达城堡产下一个继承人。赫尔迈厄尼显然继承了海伦完美而诱人的美貌，古代作家对女儿和对其母亲一样充满了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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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青铜时代的海伦到了12岁，也将担负起为斯巴达城堡产下子嗣的责任。青铜时代晚期的残骸表明，女人的预期寿命要短于男人，主要原因是不断的怀孕和生产所带来的损伤。考古学家对青铜时代晚期地中海东部地区妇女的骨骼材料进行过一次意义深远的调查，他们研究了受损的耻骨后得出结论，即妇女生前通常会怀孕5次。对这段时期的其他研究表明，妇女可能一年至少会生一个孩子。一名青铜时代晚期的贵族女性，她通常会在二十七八岁死去，永远不可能活到绝经期；她看上去永远都具有旺盛的生殖力。然而我们知道，青铜时代晚期的贵族女子却在努力避免自己怀孕：当时的社会上流传着一些避孕的秘方和小窍门。埃及人对此的记录尤为详细。由于和埃及之间经常有贸易往来，迈锡尼人绝对有可能学到埃及的避孕方法，它从大约公元前1850年起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埃及的文献显示，埃及人曾和迈锡尼人统治下的米诺斯人交流避孕方法。在迈锡尼的祭坛附近，立着两根埃及的蓝绿色彩陶门柱，上面刻着阿蒙诺菲斯三世的王名和全名，门柱连接的房间有人说是埃及的“领事馆”，一个专门为埃及的利益斡旋和收集包括医学知识在内的情报的地方。埃及人喜欢使用栓剂（不管是塞入口中还是阴道）和膏药避孕。一些肯定让人避之唯恐不及，例如那些用大象或鳄鱼粪便做的药。然而老妪们偶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种药剂中含有金合欢树的叶尖（含有阿拉伯树胶），叶子在发酵的过程中会产生乳酸——而乳酸是许多现代避孕药的有效成分。这些药膏和搽剂许多都用蜂蜜合成，并用天然海绵固定在适当位置——堪称蜂蜜胶囊的先驱，今天环保型避孕药的首选。现有的资料无法证明迈锡尼人使用过避孕药，必须等到古典时代希腊人才会记录下他们的药方。一旦有了书面证据，有一点便很清楚，那就是许多女人在避孕和堕胎时使用多种药物；也就是说，她们将尽可能多的原料混合在一起，然后祈祷神灵保佑一切顺利。（她们）给子宫口抹上雪松树脂，用醋和油浸泡海绵，吃圣洁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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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里斯：在我看来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是，地竞然肯抛弃自已的丈夫，和一个异国来的陌生人私奔。阿佛洛狄忒：请你放宽心；我有两个漂亮的僮仆，性欲之神和爱情之神；我会让他们一路指引你。爱情将会完全进入这个女人的内心，使她爱上你，而性欲将整个进驻你的身体，让你变得性感迷人。我也会在场，我还将邀请美惠三女神和我同行；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说服她。海伦是为了激发人的欲望才来到世间的。为此，她被人类恨了3000年：因为在追求欲望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需求和失败。海伦体现了人类向往、渴求和掠夺自己没有的东西的欲望。海伦既美妙又可怕，因为不论你占有了她多少次，你都无法满足：没有人能停止对她的欲望。忒修斯强奸了幼齿的海伦，但希腊的勇士依然在排队等待和她牵手。帕里斯一度赢得了她的芳心，但是依然有成千上万人准备为她赴死。墨涅拉俄斯猛攻特洛伊时，她已经转投另一个特洛伊王子的怀抱，但是这位斯巴达国王依然想让她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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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补充了特洛伊战争的许多细节，然而我们发现，在他所使用的语言中，情欲和杀戮欲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利剑刺向对手屈服的身体，英雄们从切割敌人的肉体中得到满足。赫克托耳逗弄和恐吓埃阿斯说：“我的长矛将吞下你白皙的肉体。”或者，正如菲格尔斯（Fagles）把这句话翻译成：“假如你胆敢抵挡我的长矛/它的尖头将把你柔软温暖的皮肤撕成碎片！”在激烈的斗争中，身材高大的埃阿斯突然变成了女人：在希腊艺术和文学的象征手法中，通常女人才会以拥有柔软和雪白的肌肤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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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海伦主动权和性欲，并不意味着她就有了地位。恰恰相反。古往今来，当人们发现海伦是个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情人后，便迫不及待地给她贴上了淫妇的标签。随着2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人皈依基督教，“荡妇海伦”的观点越来越深入人心。她同时成了任性女人和妓女的典型代表。帕里斯带着大量礼物来到斯巴达宫廷这件事，在信仰基督教的作家们看来，更进一步证明了海伦的私奔是一种卖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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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寻找最原始的海伦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荷马史诗已经经过较大的修改。许多抄工和图书管理员把自己的观点加进了古代的文本中。公元前284年，亚历山大博物馆的第一任图书馆馆长泽诺多托斯（Zenodotus），就删除了《伊利亚特》第3卷中描写女神阿佛洛狄忒给海伦拿来一张凳子的4句诗，因为他认为神祇不应表现得如此卑微。事实上，在我们看来，原文的这一细节暗示了海伦和阿佛洛狄心忒的亲密关系，以及海伦在众神眼里崇高的特权地位。泽诺多托斯实在不该瞎掺和。其他作者也经历了类似的删减。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份15世纪的《埃涅阿斯纪》，第2卷的第567-588行胡乱地写在页边的空白处——一段描写海伦的生动短文。埃涅阿斯在特洛伊到处寻找这位斯巴达王后，当发现她畏畏缩缩地躲在维斯塔神庙（Temple of Vesta）时，埃涅阿斯高高举起宝剑，差一点把她杀死。记载这一片段的原始资料只有一种，那就是4世纪塞尔维乌斯（Servius）为维吉尔所作的注释。塞尔维乌斯说，删减最初是维吉尔的编辑瓦留斯（Varius）和图卡（Tuca）所为。审查员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turpe est viro forti contra feminam irasci”——“勇士朝女人发火实在丢脸”。如果没有那道小小的注释，这几句诗将散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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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没有基督信仰的古希腊时代来说，她的美貌太重要也太强大了，完全无法用图画或文字记录下来或加以限制。海伦的美无法仅仅用一张脸来描述，简直可以说无法用言语表达。亲眼看到海伦的美，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体验，皆因这是一种来自神灵的美。当特洛伊的老人看着她沿着城墙走来时，他们明白，这场仗值得一打，但他们却说她美得“令人生畏”，一如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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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讲述的特洛伊战争和青铜时代最后的辉煌，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荷马的观众看来，这个关于海伦的故事必须做到两点：第一，必须向一群生活在男性社会的观众解释女性的影响力，因为这种影响力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消失。第二，必须（更加潜意识地）描写一个更替和不断变化的历史时刻：少年宙斯是否会成为众神之王，或者他将统治的是哪一种世俗王国，一切均未见分晓。在荷马（和几乎所有后来的作家）看来，海伦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一个长着两张脸，一张脸看着未来，一张脸看着过去的女版雅努斯（Janus），一个象征着从俗世向灵性世界过渡的青铜时代的普通女人。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一个会令人不安地想起事情本来样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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掳走其他社会群体的女人是一种必须要报复的挑衅行为。海伦被掳这件事是三重冒犯：侵犯别人的领土；搅乱了一个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年轻少女在神圣场所的舞蹈表演）；以及，不用说，侵犯了一名未成年的王室成员。她的被掳变成了一桩必须洗雪的耻辱。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小小年纪的海伦已经开始了她制造冲突的一生。海伦的被掳（被忒修斯和帕里斯）与斯巴达城邦有着无尽的政治关联。统治这片古老土地的斯巴达人其实是闯入者，多利安人在大约公元前1050年入侵了这一地区。然而斯巴达的竞争对手雅典人却自称是土生土长（从土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一个生来便统治雅典地区的部族，而把斯巴达人看成后来者，这一史实让他们极为敏感。斯巴达人大力宣扬自己的古老承袭，他们之所以认为自己合法拥有斯巴达，原因之一便是他们是美丽的海伦的直系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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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记录以来，人类就相信海伦。相信她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是美貌、女人、性感和危险的原型。在研究海伦的过程中，我不仅关注她现在意味着什么，还关注她对以前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将研究人们是怎么运用海伦这个人物的，努力想象古代乃至更久之前的人——当他们走过她的神庙时，当他们看着崇拜海伦的女祭司验视血淋淋的肠子来推断海伦的旨意时，当他们在罗马的墙壁上乱刻有关她的猥亵文字时，当他们听到政治家和哲学家在雄辩中提到她时，当他们用她的形象装点自己的宫殿和庙宇时——是如何体会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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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警告，尽管海伦已经成为红色警戒，尽管愤怒的语言源源不断地从这些神学家的笔端流出，普通人还是不加理会，继续做出亵渎自然母亲和惹恼教会的行为。每有一个女人被打上海伦的印记，戴着白色的忏悔帽站在教堂的角落里，就有一个见习修女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研读奥维德的情书。每有一个诗人希望看到海伦和帕里斯被地狱之火炙烤，就有十个人把帘子拉开，让这位特洛伊人进入斯巴达王后的寝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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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对“开膛手杰克”的形象如此习以为常，视他为神秘莫测、无人能敌的男性杀手，以至于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依然在我们中间行走。我们可以经常在伦敦的海报、广告和公共汽车车身上，看到他头戴礼帽、身披斗篷，挥舞着沾满鲜血的刀子。酒保用他的名字为酒命名，商店把他的绰号写在招牌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白教堂朝圣，追随他的脚步，参观专门纪念他暴行的博物馆。世人已经学会了在万圣节打扮成他的样子，想象自己是他，赞扬他的天才，把一个杀害女性的凶手当作笑谈。借着拥抱他，我们拥抱了1888年时他周遭的一整套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告诉女性，她们低人一等，被羞辱和虐待也很寻常。我们强化了这样的概念——“坏女人”应该受到惩罚，而“妓女”更是次等的女人。为了让开膛手活着，我们不得不忘记被他杀害的人。在她们被抹除的过程中，我们都充当了共犯。当我们在报纸、电视纪录片和互联网上重复讲述公认的开膛手传奇时，当我们不去质疑故事的来由和出处、不去考虑故事所基于的证据或假设是否可靠，就把它教给学校里的孩子时，我们不仅延续了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纵容了那些最为卑劣的暴力。只有让这些女性重新变得有血有肉，我们才能让开膛手和他所代表的东西闭嘴。通过允许她们说话，通过试图理解她们的经历，并看到她们作为人的一面，我们可以把她们应得的尊重和同情交还给她们。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人绝非“不过是妓女”；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姐妹和爱人。她们是女人。她们是人，而无疑，单单这点就已足够。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0

今天，只有一个原因会使我们继续接受“开膛手杰克是妓女杀手”这一想法：有一整个产业在依托着这个神话挣钱。毫无疑问，开膛手杰克的故事编得很不错。这是一个哥特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在逃的怪物潜行于迷雾笼罩的伦敦的黑暗街道上。它包含了悬念和恐怖，以及一点性刺激的元素。遗憾的是，这也是一个片面的故事，对凶手的追捕成为人们聚焦的中心。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这名罪犯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主人公：一个邪恶的、疯狂的、神秘的游戏者，他是如此聪明，直到今天都没人能抓到他。为了欣赏和审视这个恶意的奇观，我们象征性地从死者的尸体上跨过，有时候还在经过时停下来踢她们两脚。凶手的形象越是高大，受害者的形象似乎就越淡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凶手和那些被他谋杀的人都已脱离了现实，他们的经历和名字已经与民间传说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对一些商人来说，她们不再是人，而是卡通人物，她们血淋淋的形象可以印在T恤衫上，她们的死亡可以成为明信片上的笑料，她们的内脏可以装饰贴纸。既然我们从未把这五名成为代表的女性当作真实的人来对待，也从不觉得她们有什么重要的，那么没人愿意去研究她们的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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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称开膛手杰克杀的是妓女，也使得这一恶性连环杀人案的故事变得稍微容易被人接受了。如同在19世纪一样，受害者“仅限妓女”的主张试图延续这样的信念，即存在着好女人和坏女人、圣母和妓女。它暗示有一个公认的女性行为标准，那些偏离这一标准的人理应受到惩罚。同样，它也有助于加固双重标准，免去男性一方作为加害者的罪责。这些观念可能不像在1888年时那样普遍，但它们仍然存在——虽然不像爱德华·费尔菲尔德那时一样能轻易宣之于口，但巧妙地整合进了我们文化规范的结构之中。这些蛛丝马迹在司法案件和政治活动中变得显而易见，并被编织进了有权阶级的言辞里。人们可以在公民起诉特纳案（2115年）这样的案例中发现类似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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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堆压在女性肩头的重担顶上，还垒着一样最沉重的东西：道德和性的纯洁性。由于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的品格必须无可挑剔，不然家里的其他人走上歧途就都是她的错。她的谨慎和自我牺牲为孩子树立了道德标准，她对丈夫的无私奉献使他免受罪恶的诱惑，即远离酒馆和其他女人。这种双重标准确保了男人寻花问柳虽然不一定被社会彻底容许，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很正常；另一方面，女人却只有在与男人合法结婚的情况下才能与之发生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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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开膛手活着，我们不得不忘记被他杀害的人。在她们被抹除的过程中，我们都充当了共犯。当我们在报纸、电视纪录片和互联网上重复讲述公认的开膛手传奇时，当我们不去质疑故事的来由和出处、不去考虑故事所基于的证据或假设是否可靠，就把它教给学校里的孩子时，我们不仅延续了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纵容了那些最为卑劣的暴力。只有让这些女性重新变得有血有肉，我们才能让开膛手和他所代表的东西闭嘴。通过允许她们说话，通过试图理解她们的经历，并看到她们作为人的一面，我们可以把她们应得的尊重和同情交还给她们。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人绝非“不过是妓女”；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姐妹和爱人。她们是女人。她们是人，而无疑，单单这点就已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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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查尔斯·沃伦在他的警察令中也认识到，要从身份和行为上区分妓女和其他贫穷的工人阶级妇女是很困难的。而当一个女人行为的前因后果以及她自己的声音完全没有出现在故事中时，情况尤其如此，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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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旁人把玛丽·简描绘成一个性子温顺的人来看，她显然善于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这对于所谓的“卖笑女”来说是一项基本技能。唯有一次她罕见地坦露了自己的心迹，向20岁的邻居莉齐·阿尔布鲁克说出了心里话，后者好像对她丰富的人生阅历感到着迷。玛丽·简警告她不要从事类似的职业，接着说，实际上，“她打心底里厌恶她所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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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丽莎白的一生中，她遇见过许多人，在不同的人面前有着不同的身份；她既是黑暗的也是光明的，是威胁也是慰藉。她曾是女儿、妻子、姐妹、情妇、骗子、清洁工、咖啡厅老板娘女佣、外国人，以及多次卖过身的女人。然而，在警察和报纸的眼中，她不过是又一个受害者：一个住在白教堂寄宿屋里的“倒霉女人”，一个酗酒、堕落、完蛋的女人，早已不再年轻。他们说她的逝去令人难过和惋惜，但算不上什么重大损失。这些印象，一旦落成铅字，就会固定下来，不再有人质疑。没有不同的声音来反对这种描述，也没有人去展现更完整的她。没有人愿意找到她的瑞典家人并讲述他们的故事。没有记者去寻找她的姻亲，也没有人真正好奇她的过去，好奇海德公园的那位绅士、高尔街的邦德太太，或是曾经在她咖啡厅的长椅上落座过的波普勒的顾客。最终，真正了解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机会将随着凶手一起溜走，隐人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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