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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动人处，往往也有这样的底色。老杜是三人中最宜代表儒家的一位，因为他的诗歌对他者的需求最为迫切，也就不可能留在心灵孤岛上走自我扩张的路（毕竟没有社会生活的儒教徒根本就不能被称为儒教徒）。“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终要在每一种“看到”里确定自己的坐标——也正因杜诗是真正在与远近高低每一重真实性里建立心灵上的连接，它才有被后世称为诗史的资格。杜甫的共情能力极强，也是三人中唯一能用“我们'”的视角作诗的人。他允许自我被人群包围，并以集体的身份存在：他能从“三吏”“三别”中的新妇、老妪、新丁、老兵身上看到不同情境中的自己，也甘心以他们的痛苦为痛苦。“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们很难说这样的表达是劝人还是自劝，是独白还是群呼一当一个人能代表千千万万个人去呼喊，他的声音一定意义上就容纳了天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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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剑四顾心茫然”，李白与世界的关系一直处于这种既戒备渴望的状态中，或许这也是他灰心于朝局后选择受篆修炼的原因：他总想变得无限巨大，然后如鲲化鹏，彻底飞向一个只有自我的自由世界。但当然，只要他还在遵循这种戏剧式扩张，这个想就永不可能实现——“非我”仿佛一面“我”的镜子，永远跟随他同比例增长。一定程度上说，李白诗的魅力注定要在这样的冲突里成型，毕竟戏剧的本质就是冲突。“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诗歌史上很少见到如李白这样能理直气壮地珍视自己的感受，将自我满足驾凌于万物之上的诗人：若世界与他不能调和，那么一定是世界的错，而他愿意与错误奋战到底。大多数人无法拒绝李白，或许正是因为最初那个两手空空、仅凭一团生命元气来到世上的孩子其实一直住在每个人的心里。当它被李白用诗歌唤醒，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给出一霎向往的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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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先生曾说盛唐诗可以分为三派：以王维为代表的自然派、以李白为代表的纵横派和以杜甫为代表的社会派。后来，人们也尝试着用教途分流去解释他们的不同：王维从释，李白从道，杜甫从儒。无论怎样分类，这种表述大抵可以证明，他们三人拼在一起，就几乎可以涵盖盛唐的全部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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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的成长是跳过了少年阶段的，换言之，他从未真正好好打开过自己。一个无凭无恃的孩子要从容周旋于一众位高权重的成人之间，最好的策略当然不是逞才，而是藏锋一从诗的角度看，沿着这种性情向天地间多进一步，便是“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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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的“空”是一种佛学意义上的“空”。我们前面说过，在华严宗眼中的色相是虚幻的，色即是空，但“空”又不意味着死寂一片，而自有一种超越性的生动和美丽，它高于一切经验与法度，故而能圆融地走向无限。若以这个视角去理解王维的“空山”就会明白，他所说的“空”是对即时色相的瓦解，意味着一种方死方生的状态。因此，这首诗就不是对某瞬风物的定格，而是“一境中具足万有”，从无数个相似的瞬间中提取出来的、最美的现象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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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横截法写小景则更可爱。万物的形态与隐现都成了与时间共生的偶然：雪下久些画面便白得满，而设若初落或将化，便又有许多新的物象呈现出来，所以画雪景时，作者可以通过留白大小确定这幅画卷能够“占有”多少时间。无雪时用这种思维观物亦然。用在诗中，如写鸬鹚的“乍向红莲没，复出清蒲飏”，写寺景的“灞陵才出树，渭水欲连天”，写北垞的“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又如刚刚才说过的“荆溪白石出”，都是如此。俯瞰视角中随机隐现的物象让人们清晰地感受到时间的累积，它取代了平视坚固的永恒感，让世界呈现出神秘而无常的显相——而当时间被拉至足够漫长，万有便归于无。这与佛教理解世界的理念暗合，或者也是王维晚年偏爱雪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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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声音被认识到的世界总是更切近于人的体感的，它不能被遮挡，无法调用视觉想象，也就更容易唤起身体的律动。臂如同在写大雨，与苏轼的“白雨跳珠乱人船”相较，王维的“高柳早莺啼，长廊春雨响”就因得来于听觉，不暇思索而更直接有生机。这不是笔力的差别，而是对世界认知方式的差异。二维的格子已无法框住三维的空间。通过感应与世界相逢的人，情感很难被意象归纳进某种范式，通常也就不会迷恋自我蹈袭的套路化写作，无论用以欺人还是自欺。这正是王维的诗不能成“体”，也终不可学的原因之一。当人和世界间有足够多的连接点时，就很难被逼入情绪的犄角了：无论命运际遇如何，其人生总不至太过萧条。他们通常更为温柔，因为“仁”就往往建立在不排他的辨识能力上，孔子要儿子学诗以“多识草木鸟兽之名”，正是出于这个底层逻辑。王维喜欢用事物独特的名谓去辨认乃至称呼它们，继而与之生出情分。同写节序变化，他的“绕篱生野蕨，空馆发山樱”就比大谢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要来得亲切温存；同写饮馔之美，“香饭青菰米，嘉蔬绿笋茎”也较李白的“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更见咀嚼玩味。他是真的在用身心去细密地感受这个世界。爱能接请注意，我并不是在说王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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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吕往往又被称为十二律，是古代音乐的定音方法。王绩有首诗叫《古意》，说“宁知轩辕后，更有伶伦出…裁为十二管，吹作雄雌律”，写的就是伶伦定音的故事：黄帝的乐官伶伦择竹管制成十二律，按照凤凰鸣叫的音高，定“雄鸣为六”，称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六个阳律；“雌鸣亦六”，称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为六个阴吕。名字复杂，也不需要记，我们可以简单把它们理解为十二个绝对音高，以半音为阶，始于黄钟一一按隋唐太常律来说，就是C1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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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与灯，形与影，本相的一霎真实与分形的无限可能，这本就是最令诗人着迷的意象，不独武则天大受震撼，恐怕古今东西的慧人都概莫能外。王维会被这样复杂森严的体系吸引，也是自然且必然之事。他不但终生孜孜勤学，也常寻找各种机会与高僧谈法，至晚年仍是“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元谈为乐”。不同于壁坐自苦的坐禅，他在佛理方面的兴致大概已出离了求解脱的执念，而更近乎是在这种极具美感的理论体系中无法自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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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唐诗选本都很有默契地忽略掉了这一首（《少年行其四》），它的笔法乏善可陈，通篇弥漫着一片模糊而俗气的喜庆，而人们期待的游侠也再没出现，想评都没有地方下手。但这样一首诗，在这组连章中又是必要的。将军获得的一切封赏荣名，都是游侠在人间的价值投影。若说前三首诗是阴刻，这首诗便是阳刻一一王维以轮廓之外的雕琢，在虚空中托出了一个形影，衬底越俗气，越显出离场之人的高举。若没有这重明码定价，读者就很难感受到游侠所不屑获取的东西在人间有多重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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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间的酬唱本质上是一场由诗进行主导的氛围虚构，臣子诗题有“奉和”“应诏”至“应制”的，都是这种文学盛会下的产物。“奉和”往往指皇帝首唱、臣子酬和之作，“应诏”“应制”则意味着皇帝不作诗，只命题，由臣子们分韵竞作。上好下兴，王族们身边也有自己的文学团体，随之派生出酬和太子的“应令”诗、酬和诸王或公主的“应教”诗等。王维前期追陪诸王，就写过许多应教诗，如《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都在此类。在应制诗的创作场域里，君臣都戴着文朋诗侣的面具，把尊卑主从解构成了一场风雅的文学共识。每个人都在专注地饰演，也都对角色背后的真身心知肚明。于是，这种文体也就出现了表面与内核两个维度的语言标准。内核自然是诗的表达不能悖于舞台下的真实，但在这场演出中，能拿上台面的表面标准仍在于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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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简单总结一下了。乐府中的歌行本质上是一种士人采自民间的音乐叙事，经过六朝文人雅化而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诗歌范式：它天然具有虚构性，得益于这样一重创作身份的间离与免责，诗人们便可以通过铺排建构，在一个近似戏剧的空间中尽情表达。因这种自由，情感内核上反而更接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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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音乐中，没经过系统训练的普通人也很难精准地听出高低半音的差别，更遑论音高调节范围远小于歌唱的口语。以此，大部分人写歌行都没能力在选韵层面太过讲究，形式上的合律就已经够用——这也是并非所有大诗人的诗歌都会被乐工们选来传唱的原因：对音律不敏感的人写出来的诗文本或许极好，但唱起来可能确实不那么舒服。所谓清浊轻重，说到底本是人发声时对呼吸和音位的控制，一定程度上说，调整好人的呼吸节律，是可以微妙地左右其情绪的。郭绍虞先生在评价杜甫时说他七律“能在仄声中再严上、去、入之分”，就是说老杜对声律气韵辨别得比别人谨细，并能很巧妙地加以利用。唐宪宗时的《元和韵谱》说：“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总结是否精准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四声确实各有独特的气质，也自有它们擅长处理的情感。平声对应普通话的一（阴）、二（阳）声，绵延稳定（恒清），有种徐徐延展的故事性，适合用来铺陈或叙事；去声通常对应为普通话的四声，自高而降（由清到浊），沉重深郁，则更适合发悲音、表决绝；对应三声的上声音调不太稳定，在语音史上也最易起变化（如上声后期出现了“全浊变去”的现象），有个下沉再振起的转折，欲扬先抑，属于更为复杂的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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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所用配器、乐工，就都归王维所在的太乐署来管理。太乐署管理的乐器是真的很多：以天子宫县之乐为例，需陈设镈钟十二、编钟十二、编磬十二、建鼓四，编钟之下有笙、竽、笛、箫、篪、埙，编磬之下有琴、瑟、筝、筑，建鼓之外有鼓吹十二，上置羽葆之鼓、大鼓、金钲、歌箫、笳··若再考虑大燕会时的十部乐，还要加入各种西域乐器，如箜篌、琵琶、五弦、觱篥、长笛、尺八等，体量就更为惊人。在此做令为丞，不但有制曲之职，亦有教乐之务，这就意味着他们需熟悉每一件乐器习性，知道不同的曲依礼依用各自宜配什么样的乐器，每一件乐器该如何安排乐工练习，又要怎样对其进行考核。这种职业习惯会带来一种置身事外的视野和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通常乐工对音乐的理解是线性的，音乐思维有点近似摩斯码：对缓急、强弱极为敏感，但于疏密、穿插、编织、击应等二维层面的渲染则顾及不多（以管乐尤甚）。可对于太乐署的管理者来说，要入乐、编曲，则需在理解每一种乐器的脾性之上运用这张多种线性感受交织形成的大网——这种交响思维，是高级乐官和演奏者最根本的区别。王维应该是有几门料理娴熟的乐器的，也能随时切换出演奏者的思维——调用这种思维作诗，则以歌行或从歌行中脱出的绝句为佳，梨园、教坊的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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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语林》中有一则很可爱的记录，可借以窥见他们兄弟日常相处的气氛：王缙多与人作碑志。有送润笔者误致王右丞院。右丞曰：“大作家在那边。”润笔会送错门，可见两人居住很近。王缙文名高，也确实给人写过不少碑志，诗人王之涣的夫人渤海李氏的墓志和铭文就出自他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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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边塞诗不再试图抒写抱负、阐发主张，既不表忠，也不卖惨，总之几乎是避开了这个题材最擅长的所有方向。他对官场看得已经足够明白，自然再难如岑参、高适他们那样满怀期待和向往地讴歌这段境遇。当热血已经冷却，冀望沉入空无，这个被一代代歌行击节传唱出来的幻境也就彻底破灭了。他把左右过自己少年想象的种种文字背后的物象在它们的来处认真摹写了一遍，于是，这批真正诞生在边塞的诗歌本质上也就更接近风土察辨与世理参悟，和中年王维在朝或在隐时的作品如出一理，并无分别——与其把它们定义为边塞诗，倒不如说它们只是“王维”这个诗核的某一种法相。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高适在河西时也曾有首写大漠落日的赠别诗，其中颈联是“出门看落日，驱马向秋天”，健美轻快，英气勃发，既有时不我待的紧迫，也有建功立业的盼望，与王诗气质的迥异跃然可见。高适将自己如小石子般奋力投入了大时代，与王维相比，也许这才是更接近盛唐之音的边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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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喜欢用时序收编自己的记忆，无论作画还是写诗。《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中《鸟鸣涧》有“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之句，事实上便是诗中的一例“雪里芭蕉”：桂花落时已近中秋，何来春山春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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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艺术表达本质上都是人对经验的美学处置。诗是如此，书法、音乐、绘画等其他门类也是一样。以此，诗人的创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他对自我经验的态度，或用，或藏，或珍视，或逃避，或被动裹挟，或主动加工…诗人的性格与能力，也多能在这个过程中清晰地涌现出来。古人崇拜文字，继而尊崇语言，诗歌创作也就随之拥有了较其他门类更高的地位。但语言并不与感官天然相接，诗歌也便无法直接根植于人的五识，它要设法与那些通往眼耳鼻舌身的艺术门类相连，才能保证自己的持续生长。因此，多才总会与多艺联系在一起，毕竟看似只可意会的才，本就滋生于艺的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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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喜欢用事物独特的名谓去辨认乃至称呼它们，继而与之生出情分。同写节序变化，他的“绕篱生野蕨，空馆发山樱”就比大谢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要来得亲切温存：同写饮馔之美，“香饭青菰米，嘉蔬绿笋茎”也较李白的“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更见咀嚼玩味。他是真的在用身心去细密地感受这个世界。请注意，我并不是在说王维的诗好于二者，但对比来看，他们的不同显而易见。谢、李这样的大诗人操办意象如调配三军，往往捭阖从容、指挥若定，他们会按照情感需要去组织自己眼中的世界，自我之庞大也是一定优先于物的。读者很容易追随这些物象被他们的气质裹挟，也正因此，他们笔下的事物必然有其工具性。它们或诱，或阻，或演阵，或追击…正如将帅眼中的士兵只该是一个个血肉单元，没有五官，也不必有心事。王维的写法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充盈但绝不雄武，因为观物细，笔下便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意象单元。王维很少用文本意义去替代物象本身：当一个将帅喊得出每个士兵的名字，知晓每个人的性情，便注定无法将他们组织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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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题为“辛夷坞”（辛夷即玉兰），王维当然是在用芙蓉花去拟代玉兰的形貌，比喻也不可谓不贴切，但字字特用《九歌》，却是有意在提示读者，如此真切而自然的过程，其实都是幻觉。芙蓉盛放的圆满，本是自不可能中结出的妄相。妄相缘何而生呢？“山中发红萼。”王维写短章很少用对句，但这句调回韵尾倒装看，其实是著了宽对的：依句意本为“木末芙蓉花，山中红萼发”（“花”即“華”，开花之意，是动词），在一个似真似假、似对未对的连接中，幻象与真实实现了交融——枝头幻化出来的芙蓉已经宛然盛放，而它的实体辛夷花刚刚在山中吐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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