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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左派的革命通常是一种不涉及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政治一经济革命,所以欧文・豪那一代老左派与他同时代的文化保守派特里林小圈子一样,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特里林本人就以马修・阿诺德遗产的美国传人自居),而资产阶级当初并没有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不过继承了贵族时代的高级文化。与贵族时代的社会等级制一样,这种文化也是等级制的,不仅与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格格不入,而且排斥和贬低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因为它建立在好与坏、高级与低级、崇高与庸俗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基础士,而在六十年代反文化激进派看来,这一基础本身就成问题。“新感受力”的颇具颠覆意义的重大发现之一,是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的内在的意识形态性,即它实质上不过是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的文化理想,表达的是这个阶级特定的伦理模式审美旨趣和权力意志,却偏偏要以普世主义的神话出现。当特里林小圈子以“无知”来奚落波希米亚人时,波希米亚人大可把这一恶名抛回给他们,因为他们的确对“高级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大众文化、先锋派等等)更加无知,仿佛“文化”指的就是“任何一个学习人为学科和当代文明专业的大学生在第一学年就能接触到的那种“高雅'文化”(秋克斯坦语),而狄克斯坦则尖锐地指出:“但是,所谓高雅文化者,不就是经过规整的先前的犯上作乱的记录,是那些获得成功的先锋们的历史,是那些被供奉进了万圣殿并一直受人膜拜的丑闻集吗?可五十年代的最大特点却是偏爱一成不变地在文化上------在诗与非诗之间,在大众文化与中产文化之间,在高级文化、中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在诗与宣传品之间,在文化与野蛮之间------作出区分、排斥异己、设置等级。 从这种意义上说,“新感受力”的提出,意味着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开始明确地与高级文化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它所采取的策略不再是对既定的二元对立价值评判标准的逆转(如以大众文化取代高级文化),而是“反对阐释”...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
    是什幺样的状况能激发起这种对文本转换的好奇的投入?历史为这一答案提供了一些材料。阐释最先出现于古典古代晚期的文化中,那时,神话的影响力和可信度已被科学启蒙所带来的“现实主义的”世界观所瓦解。一旦那个困扰后神话意识的问题——即宗教象征的适宜性问题——被提出来,原初形式的古代文本就不再能被人接受。于是,阐释应召前来,以使古代文本适宜于“现代”的要求。因而,斯多葛派把荷马史诗中所描绘的宙斯及其性情狂暴的族的粗野特征以寓言化的方式予以消除,以符合他们原初的观点,即诸神一定是有道德的。他们解释道,荷马描写宙斯与勒托的通奸,其真实用意是寓示力量与智慧的结合。以同一种腔调,亚里山大城的斐洛把希伯来语《圣经》的那些如实的历史叙述阐释为灵魂的种种范式。斐洛说,出埃及、在沙漠流浪四十年、进入迦南这个应许之地的故事,其实是个人灵魂解放、受难以及最终获救的寓言。阐释于是就在文本清晰明了的原意与(后来的)读者的要求之间先假定了某种不一致。而阐释试图去解决这种不一致。情形因而成了这样,即因某种原因,文本已变得不能为人所接受;但它还不能被抛弃。阐释是以修补翻新的方式保留那些被认为太珍贵以至不可否弃的古老文本的极端策略。阐释者并没有真的去涂掉或重写文本,而是在改动它。但他不能承认自己在这幺做。他宣称自己通过揭示文本的真实含义,只不过使文本变得可以理解罢了。不论阐释者对文本的改动有多大(另一个出名的例子是拉比和基督徒对具有明显色情色彩的《众歌之歌》的“精神”阐释),他们都必定声称自己只是读出了本来就存在于文本中的那种意义。 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闻释甚至变得更为复杂。这是因为,当代对于阐释行为的热情常常是由对表面之物的公开的敌意或明显的鄙视所激发的,而不是由对陷人棘手状态的文本的虔敬之情(这或许掩盖了冒犯)所激发的。传统风格的阐释是固执的,但也充满敬意;它在字面意义之上建立起了另外一层意义。...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
    阐释不是(如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一种绝对的价值,不是内在于潜能这个没有时间概念的领域的一种心理表意行为。阐释本身必须在人类意识的一种历史观中来加以评估。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的行为。它是改写和重估死去的过去的一种手段,是从死去的过去逃脱的一种手段。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它是反动的、荒谬的、懦怯的和僵化的。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就一种也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不惟如此。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阐释是把世界转换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倒好像还有另一个世界)。世界,我们的世界,已足够贫瘠了,足够枯竭了。要去除对世界的一切复制,直到我们能够更直接地再度体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在现代大多数情形中,阐释无异于庸人们拒绝艺术作品的独立存在。真正的艺术能使我们感到紧张不安。通过把艺术作品消减为作品的内容,然后对内容予以阐释,人们就驯服了艺术作品。阐释使艺术变得可以被控制,变得顺从。阐释的这种平庸作风在文学中比在任何其他艺术门类中更为流行。几十年来,文学批评家们一直在把诗歌、戏剧、小说或故事的成分转换成别的什幺东西,视之为己任。有时,作家面对自己的艺术显露出来的力量太感不安,以至在作品本身之中塞进一段关于作品的清晰明确的阐释——尽管这幺做时,他显得有点迟疑,显出一丝得体的反讽。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
    - 我们可能注意到《反对阐释》一文的标题中的「阐释」是一个单数名词,这就意味着,桑塔格并不反对阐释本身,而是反对惟一的一种阐释,即那种通过把世界纳入既定的意义系统,从而一方面导致意义的影子世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却导致真实世界日益贫瘠的阐释行为。- 我们的感官本来就遭受着城市环境的彼此冲突的趣味、气息和景象的轰炸,现在又添上了艺术作品的大量复制。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过剩、基于过度生产的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感性体验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丧失。- 我们的任务不是在艺术作品中去发现最大量的内容,也不是从已经清楚明了的作品中榨取更多的内容。我们的任务是削弱内容,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到作品本身。- 一切风格——也就是说,一切艺术——都声称自己是一种形式。世界最终是一个审美现象。- 电影处在攫取其他艺术并能以层出不穷的新的组合方式来利用那些即便是陈旧的因素的位置。电影是一种泛艺术。它能利用、吸收、吞食几乎任何一种其他艺术:小说,诗歌,戏剧,绘画,雕刻,舞蹈,音乐,建筑。- 或许,如今被贴上「六十年代」这一标签的那个时代的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征,是它根本没有怀旧的色彩。从这种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一个乌托邦的时代。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某种关于何为高雅、何为粗野的不言自明的标准——唯独小说除外。它可以容纳任何层次的语言、任何情节、任何想法、任何信息。当然,也正式这一点,使小说最终难以成为一种严肃的艺术形式。迟早会有一天,不要再指望那些有辨识力的读者还会对那些把若干私人生活展示给他们看的慢条斯理的“故事”感兴趣(他们发现电影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更为自如,更为生动)。当音乐、雕塑艺术和诗歌依靠其对艺术进步论的热情献身和对新风格、新材料的狂热要求,千辛万难地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不合时宜的教条中挣脱出来时,小说却证明自己无力吸收以其名义盛行于二十世纪的任何一种真诚品格和精神追求。它降格而为一种深深地(如果不说无可挽回地)为中庸之道所拖累的艺术形式。......小说放弃浅显易懂的形式和不再固守一套老掉牙的美学理论,无疑将导致大量的既乏味又做作的作品;人们或许非常盼望那种古老的非自我意识能够重新回来。然而,必须付出代价才行。...因为直到我们拥有了一个连贯的严肃“现代”小说传统,那些大胆探索的小说家才不会再真空中工作。......萨洛特反对现实主义的理由,令人信服。现实并不是如此清楚明白的;生活并不是如此栩栩如生的。大多数小说中的逼真性所引起的那种不假思索、对号入座的现实感,是令人怀疑的,也应该被怀疑。...她对传统小说中一些因素的反对,我完全赞同。...我不能忍受那种无所不知的作者向我展示生活是怎幺一回事,赚取我的同情和眼泪,不能忍受他的肆无忌惮的热嘲热讽,他的那种对他的人物无所不知的神秘的神气,不能忍受他试图让我感到我自己也对这些人物了如指掌。我不再信任那些使我的求知欲获得完全满足的小说。...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
    这位英国诗人特别指出“每日”的事件和“每时每刻”传播的“不寻常事故”的新闻导致心灵的钝化。(在一八〇〇年!)至于到底是哪种事件和事故,则慎重地留给读者去想象。约六十年后,另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文化诊断师——法国人,也因此有夸张的特权,就像英国人往往轻描淡写——提供了同一指控的更激烈版本。这是波德莱尔[3]写于十九世纪六〇年代初的日记:浏览任何报纸,不管是哪天、哪月或哪年,根本不可能不在每一行里看到人类反常的可怕踪迹……每一份报纸,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除了一系列恐怖,什幺也没有。战争、犯罪、盗窃、纵欲、酷刑,王子、国家和个人的邪恶行为,全都是世界性的暴行的狂欢。文明人每天正是以这种可憎的开胃菜来帮助消化他的早餐。波德莱尔写这段文字时,报纸尚未开始刊登照片。但这并不表示他对拿一份早报坐下来边吃早餐边摄入一大堆世界恐怖消息的中产阶级所作的谴责性描写,与剖析我们每天怎样通过电视和早报摄入一大堆令我们感觉麻木的恐怖新闻的当代批评有什幺分别。推陈出新的科技提供没完没了的饲料: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去看,就有多少灾难和暴行的影像。自《论摄影》一书出版以来,很多批评家都已指出,战争的剧痛——拜电视所赐——已变成每晚的陈腐内容。我们被那类曾经带来震撼和引起义愤的影像所淹没,渐渐失去了反应的能力。同情已扩展至极限,正日趋僵化。又是熟悉的诊断。但到底我们希望见到怎样的局面呢?把杀戮的影像削减至譬如说每周一次吗?或更笼统些,大家努力去达到我在《论摄影》中所称的“影像生态学”?不会有什幺影像生态学。不会有什幺“守护委员会”出面来实施恐怖配额,使震撼的能力保持新鲜。更何况,恐怖本身也不会减缓。〇《论摄影》提出的观点——也即我们以感受的新鲜性和道德的关切性来对我们的经验做出反应的能力,正被粗俗和惊骇的影像的无情扩散所销蚀——也许可称为对这类影像的扩散做出的保守批评。我把这论点称为保守,因为那腐...
    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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