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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认为，自我无法凭空创造发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标准。自由选择和价值判断需要依据价值尺度，而价值尺度不可能由“自我”来发明创造，我们只能”选用”和“改造”价值尺度，这正是泰勒的社群主义观点带来的启发：个人自主性的来源不可能是“唯我论”的独白，而只能来自关系性的对话在祛魅之后的现代世界，我们好像失去了任何标准，但泰勒告诉我们，意义和价值的标准依然存在，就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共同背景之中。本真性的理想，一方面让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唯我论的独白，积极地介入对话和反思，这是自我通向共同背景的通道，把我们和一个更开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最终，向对话和反思开放，让自我变得更加清醒、更加丰富，才能更好地“成为你自己”。——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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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理性的自负”，是指对人类的理性能力抱有过度的信心，相信理性能获得几乎完美的知识，从而构建出完美的社会规划，实现理想的人类生活。——P155纳粹的灾难不是一群疯子或恶魔造成的，其根源是对“理性”的错误认知，被“理性的自负”所诱惑。人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极其崇高的，但“理性的自负”会让事与愿违。哈耶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波普尔的看法相当一致。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P157理性的自负之所以致命，是因为我们很难逃脱一种诱惑，就是想用理性去做整体设计。因为这给了我们一种期望，用整体规划能够摆脱和征服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它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但是，这是一个虚幻的期望。在这里，我们就进入了哈耶克思想的深层。他告诫我们，必须始终清醒认识到“人类的必然无知”。这不是说人类什幺都不知道，而是强调人类的知识总是有局限的，必然包含着无知的一面。在哈耶克看来，理性有两个作用。第一就是追求知识。第二个作用就是认识到理性知识本身的局限性，对此保持审慎和怀疑。哈耶克指出，即使没有人为的整体设计，秩序也能够自然生成、自发演化。——P158康德曾经说，人类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敢公开大胆地运用理性。哈耶克则进一步揭示出，如果妄想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这是人类的另一种不成熟。事实上，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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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理性，理性有局限。在波普尔看来，我们人类是一种“问题求解”的动物，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活动，都是这个模式：遇到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找到方案获得进展。但我们无法找到一劳永逸的完美解决，因为解决方案本身总会遇到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求解”之旅就永远没有终点，是一种“无尽的探索”。理性体现在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错性体现在，人类的办法总是不完美的，总会出现新的问题。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会犯错的动物。所以人类总是会一边进步，一边犯错，再从错误中学习。我们总是能够向前迈进，但又永远无法抵达绝对的真理。——P145什幺是“乌托邦社会工程”呢？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性，按照某种预定的蓝图去改造整个世界，创造出完美的社会。波普尔认为，将这种社会工程的理念付诸实践，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波普尔当然不是反对一切社会工程，他批判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主义”。这是一种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的全方位规划：在空间上涵盖了所有社会领域，大到国家制度的设计，小到一个家庭的形态几乎无所不包；而在时间上则是由近到远地设计长久的规划，延伸到遥远的未来，直到人类社会最终的理想状态。乌托邦社会工程具有这种全面而久远的整体性特征，所以他有时候也称其为“整体主义社会工程”。这背后有一种观念非常迷人，叫作“历史决定论”。就是认为历史是被一套规律所决定，向某个确定的目标发展，最终会实现这个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是被一套铁的规律所决定的，因此被称为“历史决定论”。按照历史决定论看法，主观努力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只能促进或者拖延这个历史进程，但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规律。那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规律，并且预测历史发展的未来，从而制定最完美的蓝图来整体性地改造社会。波普尔认为，我们并不能发现那个历史发展的铁律，或者说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对真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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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相信，如果社会的进步仅仅只是越来越富裕，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进步，因为人的异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深人更广泛地渗透和弥散在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是一个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的社会，一种平庸而单面的世界。他认为，如果社会的进步只是变得富裕或者只是财产的转变，那就是对“人的解放”这一承诺的背叛，是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理想的背弃。因此，马尔库塞呼吁真正的社会变革，摆脱资本主义的异化，去争取经济、政治和精神的全面自由。而这场变革在理论上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揭示资本主义这场贿赂的真面目，论证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欺诈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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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多元化之于个人精神和公共社会生活还有消极的一面。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在这种状况下，好像无论我们如何选择都可以，要幺是人云亦云的，要幺是任意武断的，但都没有确定无疑的依据。这种空虚的不确定性，让现代人很容易被焦虑和无意义感所困扰。在社会层面，价值多元化也带来了棘手的问题。公共生活中有许多激烈对立的议题，本质都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那幺，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寻求共识、弥合这些分歧呢？韦伯的看法是，分歧的根本原因如此深刻，许多冲突是无法化解的。这就是韦伯说的“诸神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诸神之争的本质是现代社会中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科学，科学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幺，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判断。科学理性在事实领域给我们提供了把握确定性的强大武器。但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科学无法解决价值判断问题，它给不出一个确定的回答。结果是价值观念之间冲突不断，在个人层面和公共层面都造成了严肃的问题。韦伯说：“个人必须决定，在他自己看来，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这种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因此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现代人虽然拥有很大的自由，拥有选择自己生活理想和政治立场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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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理性”的运用条件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言谈的有效性”，需要四个条件：可理解、真实、正当和真诚。你可以用这四项“有效陈述”的标准来检查一下自己平时的谈话。其次是交谈需要的“理想言谈情景”，这个情景也有四个条件，总的来说就是保证所有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自由地展开理性的讨论。如果你有兴趣进一步探索，可以去读哈贝马斯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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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文化中，本真性的理想就是要忠实于我自己。否则，就没有领会对我而言“做一个人”是什幺意思，就没有获得真实的存在感受。所以，本真性和现代人的自主性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特别注重自己的内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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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他的第一个主张。为什幺我们不能放弃个人自主性？因为没有自主性，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个赝品，失去了“本真性”（authenticity）在西方哲学中“本真性”有特定的含义：就是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这不仅是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道德理想泰勒的研究发现，西方在道德思考的历史中发展出了一种“内在化”的要求：道德不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要和自己内心的良知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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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理性也是如此。理想的交往行动在现实中非常罕见。但有了哈贝马斯确立的标准我们能够更清晰地分辨谁在好好说话、谁更讲道理，以及在日常交往中如何改进自己的言谈行为。提出一个概念，确立一个标准，大家都知道应该往哪里走。这就是思想家工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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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言谈的有效性”，需要四个条件：可理解、真实、正当和真诚。你可以用这四项“有效陈述”的标准来检查一下自己平时的谈话。其次是交谈需要的“理想言谈情景”，这个情景也有四个条件，总的来说就是保证所有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自由地展开理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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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心有不甘。他认为，在人生信仰和生活理想方面，百花齐放是好事，但如果这种多样性瓦解了公共生活的客观性原则，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政治生活就失去了共同规范，那会怎幺样呢？没有规范的冲突是什幺？就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野蛮。没有规范的妥协是什幺？就是迫不得已的让步。没有规范的宽容是什幺？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回避或者“大人不见小人怪”的恩赐。这样下去，就会威胁到社会的正义和人的尊严。难道我们只能指望这样的公共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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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当然会做出选择，但个人的目标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与社群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作为中国人，你会更加看重对父母尽孝，你也会认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你还可能觉得，陶渊明诗中的生活理想也挺令人向往的。也正是在这种纽带关系中，你才具有归属感，才能完整地讲述你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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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的社会观是什幺呢？他认为，社群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合作团体中的情感依赖。事实上，社群有一种纽带关系，它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用桑德尔的术语说这是“构成性的社群观”：社群是“构成性的”，社群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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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性，按照某种预定的蓝图去改造整个世界，创造出完美的社会。波普尔认为，将这种社会工程的理念付诸实践，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他批判的乌托邦会工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主义”。这是一种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的全方位规划：在空间上涵盖了所有社会领域，大到国家制度的设计，小到一个家庭的形态，几乎无所不包；而在时间上则是由近到远地设计长久的规划，延伸到遥远的未来，直到人类社会最终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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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和现代性还有第二个关联是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科学主义实际上对大屠杀提供了某种理念支持。鲍曼把这种理念叫作“园艺文化”。在这种观念中，犹太人变成了秩序里的“杂质”。一方面，是本国人，但也不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散居到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祖国。他们就是一群无在当时普遍的民族国家诉求中，犹太人的位置很尴尬，因为根据所谓完美的民族国家理想标准，犹太人当然不是本国人，但也不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散居到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祖国。接下来，按照理性逻辑，要实现完美纯净的秩序，对犹太人这种黏性的异类应该怎幺办呢？自然就要把异物和杂质清洗掉，所以就有了“种族清洗”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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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本我。本我就是“最根本的我”，是人格的最底层。这里就是“无意识”的领域，主要是人本能的原始欲望。这些与生俱来的欲望要寻求即刻的满足，不论是非对错，只要满足了欲望就会很快乐。本我之上是自我，这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那个自己。自我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成长过程和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有理性，会正视社会现实，重视常识和规则它能够感受到本我的欲望，但自我会用理性来甄别本我的要求。如果说本我是人心中的一个小婴儿，只知道追求满足和快乐，那幺自我就像是小婴儿的监护人，会用理性来考虑这些要求，根据对现实情况的考量，有选择地去满足那些欲望。自我再往上，就是超我。顾名思义，是超越自我的那一部分，这是我们心中的理想化人格。它是在人与“道德”的接触和理解中形成的，我们把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道德权威内在化成心灵的一部分，最终就形成了这个理想人格。都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超我就有点像是那个天使；但我们的实际行动常常达不到天使的标准，超我就会通过内疚感和罪恶感来影响我们的心理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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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德沃金认为，尊重还应该有更积极的方式。因为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理想，都需要一定的资源，那幺公平的做法就应该是，为实现这些生活理想提供平等的资源，这就是他主张的另一个原则：“平等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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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刚才的问题，无意识真的这幺诡异危险吗？难道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幺吗？要理解“无意识”究竟怎幺影响我们，我要带你看一下精神分析学说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人格结构三元说。你可能听说过这“三元”的名字：本我、自我和超我，但它们到底是什幺意思呢？先说本我。本我就是“最根本的我”，是人格的最底层。这里就是“无意识”的领域，主要是人本能的原始欲望。这些与生俱来的欲望要寻求即刻的满足，不论是非对错，只要满足了欲望就会很快乐。本我之上是自我，这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那个自己。自我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成长过程和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有理性，会正视社会现实，重视常识和规则。它能够感受到本我的欲望，但自我会用理性来甄别本我的要求。如果说本我是人心中的一个小婴儿，只知道追求满足和快乐，那幺自我就像是小婴儿的监护人，会用理性来考虑这些要求，根据对现实情况的考量，有选择地去满足那些欲望。自我再往上，就是超我。顾名思义，是超越自我的那一部分，这是我们心中的理想化人格。它是在人与“道德”的接触和理解中形成的，我们把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道德权威内在化成心灵的一部分，最终就形成了这个理想人格。都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超我就有点像是那个天使；但我们的实际行动常常达不到天使的标准，超我就会通过内疚感和罪恶感来影响我们的心理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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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关怀之所以“终极”，是因为它追寻的是所有答案背后的根本答案。回应终极关怀的依据，就是所谓“人生信仰”或者“人生理想”。所以，我们需要信仰来支撑生活的根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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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认为，人总是要维护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每个人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都想把他人变成客体，以此来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萨特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他人存在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我们不可能实现那种理想虫的共同自由，因为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的主体性。我们没办法既承认别人的自由，又让别人承认我们的自由，或者说把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对象性调和起来。因此，人与人之间只有永恒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萨特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不相信自由主义所向往的那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平等尊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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