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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理性的自负”，是指对人类的理性能力抱有过度的信心，相信理性能获得几乎完美的知识，从而构建出完美的社会规划，实现理想的人类生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波普尔就是从这种问题求解的模式中，总结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他用这个词，是想同时强调理性的作用和理性的自我批判，或者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及其可错性。在科学领域，波普尔从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出发，提出了证伪主义理论，用“问题一猜想一反驳”的三要素机制解释了科学知识成长的逻辑，同时拒绝了科学至上论。到了社会政治领域，批判理性主义要拒绝的，就是所谓“乌托邦社会工程”的理念。这是波普尔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什幺是“乌托邦社会工程”呢？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性，按照某种预定的蓝图去改造整个世界，创造出完美的社会。波普尔认为，将这种社会工程的理念付诸实践，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波普尔当然不是反对一切社会工程，他批判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主义”。这是一种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的全方位规划：在空间上涵盖了所有社会领域，大到国家制度的设计，小到一个家庭的形态，几乎无所不包；而在时间上则是由近到远地设计长久的规划，延伸到遥远的未来，直到人类社会最终的理想状态。乌托邦社会工程具有这种全面而久远的整体性特征，所以他有时候也称其为“整体主义社会工程”。那幺，整体主义的规划工程有什幺问题呢？那就是低估了可错性。因为这背后有一种观念非常迷人，叫作“历史决定论”。就是认为历史是被一套规律所决定，向某个确定的目标发展，最终会实现这个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是被一套铁的规律所决定的，因此被称为“历史决定论”。你可能会说，人有主观能动性啊，我们的主观努力能不能改变这种规律呢？而按照历史决定论看法，主观努力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只能促进或者拖延这个历史进程，但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规律。那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规律，并且预测历史发展的未来，从而制定最完美的蓝图来整体性地改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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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尊重首先，要把每个人当作人。把人当人是什幺意思？就是尊重每个人的自主性。德沃金说，我们要平等地尊重每个人自己选择的生活目标和方式。这就是他的第一条原则，“平等的尊重”。人和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有人每天读莎士比哑，听“得到”ApP上的课？思考哲学问题。还有的人呢，下班之后就喜欢看连续剧，刷搞笑视频，一边喝着啤酒或奶茶，一边说“这才是生活的滋味啊”，把这种时刻当作最高的享受。如果有人站出来说，后面那种生活简直太庸俗了，国家应该引导大家过高尚的生活，天天刷搞笑视频的人必须缴更多的税，国家再把这些钱拿来扶持博物馆、歌剧院这样的高雅文化设施，让大家都来追求高雅的生活。对此，德沃金会怎幺说呢？他会反对这种建议。因为这就是把一些人当成了工具，而没有当作人来尊重，违背了“平等的尊重”原则。他认为，对于各种不同的生活理想和方式，只要本人自愿而且不伤害他人，那国家就不能干涉，也不应当偏袒，应该一视同仁，保持中立。这就是德沃金说的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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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的社会观是什幺呢？他认为，社群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合作团体中的情感依赖。（事实上，社群有一种纽带关系，它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用桑德尔的术语说，这是“构成性的社群观”，社群是“构成性的”，社群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个人当然会做出选择，但个人的目标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与社群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作为中国人，你会更加看重对父母尽孝，你也会认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你还可能觉得，陶渊明诗中的生活理想也挺令人向往的。也正是在这种纽带关系中，你才具有归属感，才能完整地讲述你自己的故事。既然社群和个人具有这幺紧密的“构成性关系”，那幺个人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义务，桑德尔称之为“团结的义务”或者“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这与道德个人主义所主张的义务相当不同。道德个人主义的义务是自愿同意签订契约而形成的义务，没有自愿同意就没有义务。但“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不是你选择的结果，而是被社群所赋予的义务，是一种给定的义务，它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自愿同意。没有自愿选择，也能带来责任和义务吗？其实你想想，你并没有选择自己的父母，但你是不是被施加了赡养父母的义务呢？这是你作为家庭这个社群成员的义务。同样，在国家这个共同体中，你继承了前辈的遗产，同时你也被施加了对于国家的特殊义务。这就是“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它的道德约束性源于社群主义的道德认知：你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你的生活故事是更为宏大的社会故事的一部分，也蕴含于无数他人的故事之中，包括历史上你的前辈的故事。隔断了这种联系，就割裂了你的存在。正因如此，人们应当为自己（哪怕未曾谋面的）祖辈的行为担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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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的社会观是什幺呢？他认为，社群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合作团体中的情感依赖。事实上社群有一种纽带关系，它在根本上定义了是推，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贵任意识。用桑德尔的术语说，这是“构成性的社群观”：社群是“构成性的”，社群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个人当然会做出选择，但个人的目标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与社群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作为中国人，你会更加看重对父母尽孝，你也会认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你还可能觉得，陶渊明诗中的生活理想也挺令人向往的。也正是在这种纽带关系中，你才具有归属感，才能完整地讲述你自己的故事。既然社群和个人具有这幺紧密的“构成性关系”，那幺个人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义务，桑德尔称之为“团结的义务”或者“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这与道德个人主义所主张的义务相当不同。道德个人主义的义务是自愿同意签订契约而形成的义务，没有自愿同意就没有义务。但“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不是你选择的结果，而是被社群所赋予的义务，是一种给定（given）的义务，它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自愿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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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对现代性的诊断：世界祛魅了，现代社会越来越理性化了，但理性本身却分裂了，分成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比工具理性的大行其道，价值理性却严重衰落了。因为事实判断有统一标准，而价值判断各有各的尺度。在祛魅之后的现代社会，人们失去了古代人信奉的自然、天道和上帝等客观标准。在价值问题上，大家很难达成共识。现代社会在人生理想、道德规范和政治生活这些涉及价值判断的领域，陷入了相互争执的多元主义。韦伯也找不到解决办法，只好说，让我们接受工具理性的巨大成就，同时承受价值理性衰败的后果。这就是现代性让人悲喜交加的命运，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看清世界，放弃幻想，然后从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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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独特性只有从自我的内部才能获得吗？那些看似“自我赋予”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仍然是有渊源和来路的，是由许多经历和故事造就的，也是在社会生活的关系中形成的。所以泰勒认为，自我无法凭空创造发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标准。自由选择和价值判断需要依据价值尺度，而价值尺度不可能由“自我”来发明创造，我们只能“选用”和“改造”价值尺度，这正是泰勒的社群主义观点带来的启发：个人自主性的来源不可能是“唯我论”的独白，而只能来自关系性的对话。意义和价值的标准依然存在，就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共同背景之中。这个共同背景不是一套清晰固定的规则或公式化教条，而是一种资源。它有着丰富的多样性，为意义和价值的选择标准提供了资源：它并没有机械地决定我们具体的生活理想和选择。正因如此，个人的选择仍然必要，对话和反思才有意义。我们向对话和反思开放，让自我变得更加清新、更加丰富，才能更好地成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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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极其崇高的，但“理性的自负”会让事与愿违。哈耶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波普尔的看法相当一致。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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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并不是“”为问题设定一个理想的答案”，而是指出了“”我们有一种讨论问题的理想方式”，你觉得这两者有什幺区别，它们区别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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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哈贝马斯并不是“为问题设定了一个理想的答案”，而是指出了“我们有一种讨论问题的理想方式”，你觉得这两者有什幺区别吗，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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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由主义倡导一种特定的自由，是个人自由，特别重视保障个人权利，视其为优先甚至首要的价值。这可以作为这个家族的共同相似特点。其次来看看两个维度，我认为可以从空间和时间的维度考察自由主义家族内部的差异。第一个维度是从空间上看地域差别的类型，主要是英美自由主义和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传统，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休谟和洛克，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卢梭和德国的康德。前者有很强的经验主义取向，强调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后者有很强的理性主义取向，强调自我主导的积极自由。当然，这个说法是比较粗线条的。我认为第二个维度更重要，它是从时间上看代际差别，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自由主义家族不同辈分的特性。我们曾在前文提到，这个家族辈分最高的成员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他强调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主张国家最少干预，在政治上提倡宪政自由原则，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后来到了19世纪，英国的约翰·密尔那一代，出现了所谓现代自由主义，他们非常注重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转向强调政治民主。这个代际转变当然有历史变迁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大革命摧毁了等级制度，每个人生而平等，有天赋人权。从此自由就是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就是平等的权利。所以到了现代，自由主义如果不顾及平等问题，就会变成少数精英的理论，慢慢失去其主导地位。所以，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认真对待平等问题，兼顾自由和平等这两种价值。伴随着现代转变，平等的自由权利带来更多样化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我们提到了自由主义是一个大家族的说法，它就像家里有一大堆孩子，都去学校上学，有的特别会考试，有的会打篮球，有的会跳舞，但同时呢，有的数学不好，有的语文不好，有的和同学关系不好。于是这个大家族三天两头就会听到表扬和赞赏，也受到接连不断的批评和抱怨。这就解释了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幺自由主义一直在“死亡”。其实是因为，自由主义有着丰富的内在多样性，多样性造成了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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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和现代性还有第二个关联是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科学主义实际上对大屠杀提供了某种理念支持。鲍曼把这种理念叫作“园艺文化”。你可能见过欧式的那种庭园，各种乔木、灌木、花圃修剪得整整齐齐。园艺文化看待社会也是这样，社会秩序就是一项工程，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整理得干干净净，整齐划一，清晰优美。在这种观念中，犹太人变成了秩序里的“杂质”。一方面，在当时普遍的民族国家诉求中，犹太人的位置很尴尬，因为根据所谓完美的民族国家理想标准，犹太人当然不是本国人，但也不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散居到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祖国。他们就是一群无法分类的“异物”。鲍曼用了一个隐喻，把犹太人这种难以归类的特征叫作“黏性物质”，自身不是一个明确的类别，只能成为黏附在明确类别上的一个附加物。这种黏性特征使犹太人成为所谓内部的外部人，对那种完美构想的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当时德国还流行一种伪科学，就是所谓的“优生学”，把雅利安人看作高贵优秀的种族，把犹太人看作低劣病态的种族，种族主义的歧视就这样披上了科学理性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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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我健美操“自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又来自何处呢？泰勒的回答是：来自我们和他们人的对话，以及对话中的反思。我们无法单单依靠自己来构成自我，形成有意义的独特性标准。自我的理想是在对话关系和反思中塑造的。……所以泰勒认为，自我无法凭空创造发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标准。自由选择和价值判断需要依据价值尺度，而价值尺度不可能由“自我”来发明创造，我们只能“选用”和“改造”价值尺度，这正是泰勒的社群主义观点带来的启发；个人自主性的来源不可能是“唯我论”的独白，而只能来自关系性的对话。本真性的理想，一方面让我们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感受，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唯我论的独白，积极地介入对话和反思，这是自我通向共同背景的通道，把我们和一个更开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最终，向对话和反思开放，让我们变得更加清醒、更加丰富，才能更好地“成为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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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自负”具体表现就是，在经济领域中推行计划经济，在社会规划中依赖高度理性化的系统设计……哈耶克说，纳粹主义有它深刻的思想起源，它其实是集体主义梦想的一个最高版本。……哈耶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幺？”……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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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波普尔的看法相当一致。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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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错误的个人观，也会导致对社会的错误理解。自由主义往往倾向于“工具性的社群观”，就是认为社群只有工具性的意义。比如，在诺齐克的理论中，国家唯一的功能就是保障个人权利，是个人追求自身福社的工具。如果只是工具，那个人对国家就谈不上什幺情感与忠诚。这就好像你不会说，我爱一把剪刀，我要忠于这把剪刀。罗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比诺齐克要温和一些；他主张“情感性的社群观”，认为社会是一个合作互惠的体系，人们在合作中会产生善意和情感，建立共同的价值。但桑德尔认为，这种情感性的社群仍然没有真正的相互依赖，也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团结。你想啊，恋人之间也有感情，但要分手还是会照样分手。那幺，桑德尔的社会观是什幺呢？他认为，社群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合作团体中的情感依赖。事实上，社群有一种纽带关系，它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用桑德尔的术语说，这是“构成性的社群观”：社群是“构成性的”，社群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个人当然会做出选择，但个人的目标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与社群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作为中国人，你会更加看重对父母尽孝，你也会认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你还可能觉得，陶渊明诗中的生活理想也挺令人向往的。也正是在这种纽带关系中，你才具有归属感，才能完整地讲述你自己的故事。既然社群和个人具有这幺紧密的“构成性关系”，那幺个人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义务，桑德尔称之为“团结的义务”或者“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这与道德个人主义所主张的义务相当不同。道德个人主义的义务是自愿同意签订契约而形成的义务，没有自愿同意就没有义务。但“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不是你选择的结果，而是被社群所赋予的义务，是一种给定（given）的义务，它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自愿同意。没有自愿选择，也能带来责任和义务吗？其实你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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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并没有什幺明确的人生理想，照样能正常地饮食起居，过好每天的日常生活。这样好像就能避开对人生终极性问题的追问，就能摆脱信仰问题的麻烦。可是，许多哲学家认为：这只是假装解决了信仰问题，实际上你无法真正摆脱。你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但信仰问题像幽灵一样，总会在某个时刻与你不期而遇。这是因为，人在精神层面上总会面对两个根本性的人生难题，一个是死亡，一个是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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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把每个人当作人。把人当人是什幺意思？就是尊重每个人的自主性。德沃金说，我们要平等地尊重每个人自己选择的生活目标和方式。这就是他的第一条原则，“平等的尊重” 人和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有人每天读莎士比亚，听“得到”App上的课程，思考哲学问题。还有的人呢，下班之后就喜欢看连续剧，刷搞笑视频，一边喝着啤酒或奶茶，一边说“这才是生活的滋味啊”，把这种时刻当作最高的享受如果有人站出来说，后面那种生活简直太庸俗了，国家应该引导大家过高尚的生活，天天刷搞笑视频的人必须缴更多的税，国家再把这些钱拿来扶持博物馆、歌剧院这样的高雅文化设施，让大家都来追求高雅的生活。对此，德沃金会怎幺说呢？他会反对这种建议。因为这就是把一些人当成了工具，而没有当作人来尊重违背了“平等的尊重”原则。他认为，对于各种不同的生活理想和方式，只要本人自愿而且不伤害他人，那国家就不能干涉，也不应当偏祖，应该一视同仁，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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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个人体验不佳恰恰是系统追求搞笑的结果。一个理想的官僚系统规则合理，纪律严明，人尽其责，照章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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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不是物质性的。有人为某种理想或者信仰可以牺牲很多世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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