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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他的解释,他对“犹太问题”如此着迷,这源于自身的“理想主义”。这些犹太人跟他鄙视的那些同化主义者不一样,他厌烦的那些正统犹太人也不一样。他们跟他是一路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理念而活,所以他不能成为个商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 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 艾希曼认识的最伟大的犹太“理想主义者”是鲁道夫・卡斯特纳博士。从匈牙利运送犹太人期间,艾希曼同他进行过磋商,并且达成协议:艾希曼同意让几千犹太人“非法”离境、转移到巴勒斯坦(火车事实上由德国警察监管)条件是把集中营里的数十万犹太人“安静有序”地转移到奥斯维辛。几千位声名卓著的犹太人和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因为这一协议而得救。用艾希曼的话说,他们是“最好的生物材料"。 卡斯特纳博士,按照艾希曼的理解,为自己的“理念”牺牲了犹太同胞,乃理所应当之事。本雅明・哈拉维法官,艾希曼审判的三位法官之一,曾经主持过以色列的卡斯特纳审判。当时,卡斯特纳就与艾希曼以及其他纳粹高官合作一事为自己护;在哈拉维看来,卡斯特纳“把灵魂卖给了魔鬼”。现在,魔鬼就站在审判席上,可魔鬼到头来竟是个“理想主义者”。尽管会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有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理念而活 ,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商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艾希曼认识的最伟大的犹太“理想主义者”是鲁道夫·卡斯特纳博士。从匈牙利运送犹太人期间,艾希曼同他进行过磋商,并且达成协议:艾希曼同意让几千犹太人“非法”离境、转移到巴勒斯坦(火车事实上由德国警察监管),条件是把集中营里的数十万犹太人“安静有序”地转移到奥斯维辛。几千位声名卓著的犹太人和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因为这一协议而得救。用艾希曼的话说,他们是“最好的生物材料”。卡斯特纳博士,按照艾希曼的理解,为自己的“理念”牺牲了犹太同胞,乃理所应当之事。本雅明·哈拉维法官,艾希曼审判的三位法官之一,曾经主持过以色列的卡斯特纳审判。当时,卡斯特纳就与艾希曼以及其他纳粹高官合作一事为自己辩护;在哈拉维看来,卡斯特纳“把灵魂卖给了魔鬼”。现在,魔鬼就站在审判席上,可魔鬼到头来竟是个“理想主义者”。尽管会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有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另外,迫不及待地创建博物馆去纪念他们的敌人,这是纳粹的典型特点。战争期间,为了获得建立反犹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殊荣,几个部处争得你死我活。感谢这种怪异的狂热,它挽救了欧洲犹太人的许多文化宝藏。[37]这一年(1933年0,希特勒发表了系列和平演讲……正是这一年,纳粹政权赢得了国内外普遍的、也可谓不幸的真正承认,希特勒成了一个到处受人膜拜的政治家。对德国本身而言,这也是一个过渡之年。因为经过庞大的重整军备项目,失业问题不复存在,工人阶级最初的抵抗不攻自破;而政府的矛头,起初主要指向“反法西斯者”,即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左翼知识分子、位高权重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尚未完全转为对犹太人(因其犹太身份)进行迫害。[38]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尽管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43]他们惊诧万分:“这就像一个自动化工厂,一个连通面包店的面粉厂。这一端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犹太人,他也许拥有一座工厂、一家商店或一所银行;走进这个建筑,从一个柜台到下一个柜台,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头时,他便身无分文,没有任何权利,而只有一份护照,上面写着:‘您必须在两周内离开这个国家。否则您将被遣送至集中营。’”[46]最终导致他被捕的是,他控制不了自己说大话的冲动——他“受够了匿名...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卢梭认真地而且按字面望文生义地接受意志这个词一般隐含的内涵,所以他把国民看作犹如一个人那样的由一个意志来控制的一个肉体。……从而,卢梭认为“意志被未来所约束是愚蠢的事情”。结果他也预见到革命政府的宿命的不安定性和缺乏信赖的特征;……它(国家理性)左右全体国民的命运,代表他们的利益,……从而,对于法国革命的人们来说,卢梭的理论是具有魅力的,因为他把多数人替换成一个人,这是发现了一个明了的非常直截了当的手段。……为了制造出持有这样多的头脑的一个人,卢梭依赖一种最单纯的假设,他假设有两者具有对立相争的利害,这两者在面临同样是对立关系的第三者时,互相抱成一团,结成了同盟,他从这一般的经验中去找线索。从政治来看的话,他先假设国民有一个共同敌人的存在,把这作为前提,他要通过依赖这个敌人来统一盟友的力量。只有敌人存在的场合,法兰西人及其所有的国民的理想,能够成为一个不可分裂的国家那种情况是可能实现的。从而,他只能在民族的统一,只能在国际关系中至少具有的潜在的敌对关系中,提出自己的主张。这种结论,在19世纪、20世纪的国家政策中是一种暗中默认的惯用手段。……但是,卢梭自身又朝前进了一步。他在国内政治上也采用统一原理,企望在国民内部发现什么。……他的答案是这种敌人……存在于市民的特殊意志、特殊利害之中。……卢梭引用阿尔贾松侯爵的说法,即“两个特殊利害的一致,是以反对第三种利害形成的”。阿尔贾松认为……如果不同的利害没有的话,共同的利害将不会遇到任何障碍,所以也几乎不能感觉出来。……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她的另一个梦想是关于英国的,部分源于英国殖民家庭将其理想化,而更多则源于她奶奶送给她的书,她用这些原材料创造了一个比心爱的多米尼克更加诱人的应许之地。父亲对她到达英国后会发生什么曾经有隐约的预感,曾警告过她那里的生活“非常不同”,告诉她如果不开心就给他写信,“但不要在第一次被吓到时就写,否则我会对你失望的”。他们告别时,他紧紧地拥抱她,甚至挤碎了她的珊瑚胸针,她却对他的情绪无动于衷,甚至感到非常开心——“因为那是去英国啊”。她到达之时,对英国一无所知,就好像降落在火星一般。这还不仅是明显无知的问题,比如不知道火车长什么样子(她第一次进入火车站候车的棕色小房间时,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或以为浴室水龙头里的热水是取之不尽的(她第一次洗澡时就这么开着水龙头把热水用光了,被狠狠地责备了一通,但她怎么会知道?),还有,她做梦也没想到,无边无际连在一起的街道两边伫立的全是灰色的砖房……这已经够糟了,但更糟的是,她完全没有生活在复杂社会、被一群人围绕着的我们早就学会的给予和索取的直觉意识。她之前所认识的那些年长女性,也没有比她更有机会来学习这些……她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缺乏什么,只知道自己不知所措,而这后果严重。在英国,她遇到的每个人都知道她所不知道的事,不仅是学校教的东西,还有令人困惑的日常事务。许多年轻女性都非常善于保护自己的面子,懂得如何摆脱困境,但简不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她在某些方面很孩子气,被妄想吓坏了,根本没想到还可以学习,能做的只有憎恨。她憎恨这个与她的梦想相去甚远的国家,更憎恨这里的居民,因为他们鄙视(她确信如此)她的无知和她的家乡。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她晚年,有一个女人说圣卢西亚的卡斯特里是个贫民窟,她突然爆发了,当即认为这个冷嘲热讽的女人、这些冷嘲热讽的英国人,会同样看待罗索,但罗索可不是贫民窟,完全不是,他们根本就没法正确看待。她跳起来,要保护它免受外人的攻击,这...
    戴安娜·阿西尔 《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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