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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翼学者在占领运动中看到更为激进的变革可能。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发表文章指出:“针对公司贪婪和经济不平等的愤怒是真实而深刻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抗议是针对政治代表制的缺乏或失败…如果民主(那种我们一直被赋予的民主)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步履蹒跚,无力主张大众的意愿和利益,那幺现在可能就到了这样的时刻一认定这种形式的民主已经老旧过时了”。他们在抗议运动中看到一种新颖的民主斗争的可能。 齐泽克的演讲犀利而雄辩: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是自称真正的民主派,但他所诉诸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他宣称,这个世界上最强劲的资本主义发生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 齐泽克说:“这意味着当你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被人讹诈说你们反对民主。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已经过去了。变革是可能的。”以民主来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吸引人的原则,但齐泽克承认,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知道自己不要什幺”,却并不清楚“我们想要什幺”以及“什幺样的社会组织能取代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充分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告诫抗议者们不要只盯住腐败本身,而要着眼于批判造成腐败的体制;呼吁人们不要陶醉于狂欢节般的反抗仪式,而要严肃地思考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实现自己渴望的理想。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让经济学回归社会也是皮凯蒂的努力。他不久前出版了新着《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插图](法文版,英文版于2020年出版)。米兰诺维奇在书评中谈到,皮凯蒂学术研究的特征体现为一种“方法论的回归”,就是重返经济学原初和关键的功能——“阐明利益并解释个人和社会各阶级在他们日常(物质)生活中的行为”。而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主导范式,却是把所有人都当作利益最大化的抽象行为者,“从经济学中清空了几乎所有社会内容,呈现了一种既抽象又错误的社会观”。2019年的思想讨论中,一个反常识的事实正在浮现。人们熟知的常识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追求平等理想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平等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矛盾。但这种常识掩盖了一个被忽视已久却重要的事实:在现代条件下,资本主义必须依赖最低限度的社会平等才可能维系,否则将无法存活,更遑论繁荣。原因并不复杂,资本主义需要社会的存在,而社会的整合依赖基本的平等。如果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终将造成社会的分裂甚至崩解,那幺资本主义也将因无处安身而瓦解。而皮凯蒂更强调其经济根源而不是文化(身份)原因。他在《欧洲与阶级分化》一文中指出,英国的低收入人群中有70%支持脱欧,但他们并不比精英阶层更加排外。更简单的解释是,欧盟经济以区域间竞争为主,这有利于流动性最强的富裕阶层,如果不消除严重的不平等,民族主义的分裂社会的效应将会持续下去。民粹主义也是如此。[插图]在《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中,皮凯蒂研究发现,半个多世纪前西方左翼政党推进的社会民主派议程相当成功,这使他们所代表的经济中下层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实现了向上流动,成为教育良好和较为富裕的中产或中上阶层。但这改变了左翼政党内部的社会结构,成功向上流动的左派领袖们成为新的精英,皮凯蒂称之为“婆罗门左派”,脱离了那些未能改变命运的下层群体,使后者沦为“不被代表的”(unrepresented)人,这是滋生民粹主义的重要力量。[...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从阿多诺之死到今天明星哲学家的兴起,德国哲学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转折性人物是哈贝马斯(阿多诺曾经的助手,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他在1979年的访谈中就质疑了批判理论的前提——“工具理性已经获得了如此支配性的地位,以至于无从走出幻觉的总体系统,在此只有孤立的个人才能在灵光闪现中获得洞见。”在他看来,这种洞见既有精英主义又有悲观无望的局限。哈贝马斯以俄狄浦斯式的弑父反叛改变了德国哲学的方向。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不仅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理论、社会学和法学理论的综合,而且深度参与了公共领域的思想论辩,包括反思纳粹德国的罪行及构想欧盟的民主立宪原则。哈贝马斯实际上承担了一种桥梁的作用——从阿多诺悲观而精英化的哲学风格,通向新消费主义的哲学复兴。然而,批评者仍然会指责,与哈贝马斯追求的“交往理性”的乌托邦理想相比,很难说那些热衷于电视节目和畅销著作的新浪潮哲学家们具有同等的品格。因此,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哲学的大众化消费是否会失去思想的复杂性?德国哲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传统是否会在流行化中衰落?倘若如此,哲学的这种新消费主义版本实际上只是掩盖其衰落的面具,而不是复兴的标志。如果它确实在走向衰落,那幺德国哲学已经签订了歌德所谓的“浮士德协议”——交付深刻换取流行。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那幺,我们的“白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道德和价省标准又来自问处爬2奈勒的回答是:来自我们和他人的对话,以及对话中的反见。我无法牵单依锦自己来构成自我,形成有意义的独特性标准。自我的理想是在对话关系和反思中塑造的。 在这里,泰勒提出了一个认知转变:要把本真性和“唯我论”之间的虚假联系一刀劈开。追求自主性,追求独特的自我,并不需要接受“唯我论”,而且恰恰应当拒绝“唯我论”。 泰勒举了一个例子:有个人宣称自己非常独特,因为他的头发正好是3732根!谁会赞叹这种独特性吗?不会的,这反而会让人觉得可笑。因为这种“独特性”完全不足挂齿。相反,一个人如果有钢琴演奏才华,或者能表达深刻的哲学思想,或者总是真诚友善地待人接物…那幺我们会认为这些独特性是有价值的。 为什幺这两种“独特性”会让人感到这幺大的差别呢?泰勒解释说,一件事精是否重要、是否有意义,需要依据一个背景框架来衡量。这个背景短架,定义了在人类活动最基本的方面,什幺是重要的、什幺是有意义的,并塑造了我们的“道德与精神的直觉”。你觉得待人友善是特别好的品质,这并不是你内心凭空产生的衡量标准,而是来自你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感知到的背景框架。 可是这个框架由不得我们选择,它是“给定的”,是我们共享的“无可逃离的地平线”。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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