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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哈伯却火冒三丈地打断了他：“育儿中心是你的创意，不是我的！我只是像往常一样，在暗示中简单概述了你做梦时需要的东西；我也试着暗示过其中一些事情的执行方法，但是这些暗示似乎从未被采纳过，要不就是被你那该死的初级思维过程扭曲得面目全非。你用不着对我说，你抵制和反感我为人类所做的一切，你知道——这从一开始就是明摆着的。我迫使你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被你抵消了，你做梦时会设法达到这个目的，但正是那些迂回或愚蠢的法子让你陷于瘫痪。每一次，你都想要后退一步。你自己的驱动力完全是消极的。要不是你做梦时处于强有力的催眠之下，几个礼拜前世界就已经被你化为灰烬了！看看你和女律师出逃那晚差点做了什么——”“她死了。”奥尔说。“很好。她对你的影响是破坏性的、不负责任的。你没有社会良知，也不具备利他主义思想。你就是个道德水母。每一次我都要在催眠时向你输入社会责任感，每一次都被你阻挠了、毁掉了。育儿中心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认为，核心家庭是神经质人格结构的主要塑造者，在理想社会里，有些办法是可以改变它的。可你的梦却只抓住了那些对它们最粗陋的解读，将之与廉价的乌托邦思想又或者是愤世嫉俗的反乌托邦思想混为一谈，然后造出了这些中心。尽管如此，这也
    厄休拉·勒古恩 《天钧》
    你没有社会良知，也不具备利他主义思想。你就是个道德水母。每一次我都要在催眠时向你输入社会责任感，每一次都被你阻挠了、毁掉了。育儿中心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认为，核心家庭是神经质人格结构的主要塑造者，在理想社会里，有些办法是可以改变它的。可你的梦却只抓住了那些对它们最粗陋的解读，将之与廉价的鸟托邦思想又或者是愤世嫉俗的反乌托邦思想混为一谈，然后造出了这些中心。尽管如此，这也比它们所取代的旧世界要好！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少有精神分裂症患者。这是一种罕见病！”哈伯咧开嘴笑了，他的黑眼睛放出光来。
    厄休拉·勒古恩 《天钧》
    比如说，你找到了一个叫“为了理想未来而家里蹲”的网络组织。他们的使命宣言中说，“日本社会鼓励人们谨遵规则、过多工作、自我牺牲，但是现在对于进入这个机器的人来说，它连最低生活标准也给予不了，所以我们决定彻底退出这个社会。”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研究对象！你找到了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他们对其生活方式的解释非常令人信服。你就此写了一本书。在准备出版之际，你还想再次去找他们，来补充一些资料。这时候，你却发现，这个组织曾经最活跃的博客作者，现在居然是贝尔斯登投资银行的副总裁。你再去找组织中的其他人，发现他们也都去工作了。这是怎么回事？这其实是一个有普遍性的陷阱：如果有人能够有条有理地阐述某些理念，他的话甚至可以直接照搬到社会学论文里，那么一般来说他和社会学家以及其他中产阶级从业者的共同点，应该远远大于他和其他群体成员的共同点。
    约翰·李维·马丁 《领悟方法》
    余英时认为东汉末出现了士大夫的“群体自觉”，他说：“惟自觉云者，区别人己之谓也，人已之对立愈显，则自觉之意识亦愈强。”（《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收入《士与中国文化》）简单地说，正是在与宦官集团的激烈冲突中，士大夫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所必须坚持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利益。而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当士大夫阶层以一种自觉的意识从事政治活动时，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一阶层与皇权在某种意义上的离异倾向。他们的领袖或代表人物虽然并不否认皇权是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但同时也并不将自身视为完全依附于皇权的存在；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会认为自己才真正是能够维护合理的社会秩序与文化价值的人。
    骆玉明 《精解世说新语》
    在儒与道之间，形成了“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的相互对立的理论系统。前者主要强调事物的规定性与秩序（它的背后就是以理念来规范事实的理想），后者则更多地重视事物的自然本性与可变性，尤其在庄子的思想里，它还更多地指向对个人精神自由的追求。
    骆玉明 《精解世说新语》
    在老、庄那里，宇宙的本体是“无”。它不能够被命名因而也不能够被阐释一一称之为“道”也只是“强名”，它无往不在而无形无迹，它的唯一特性是“自然”一一自身如此，不具有任何外加的规定性。由于“无”本体是包括人类、人类社会在内的万物的本源，所以从根本上说，“自然”也是人与万物的本性及理想状态。
    骆玉明 《精解世说新语》
    就是根据某种神圣原则制定名称，根据名称所包含的理念展开教化，由此建立世界的秩序，保证人间万事的有序运转。果然如此，就能建立一个理想化的社会。
    骆玉明 《精解世说新语》
    窗外夜色四合，像是立着根乌黑的塔柱。窗外生气勃勃的、黑森森的果园冻僵了。月光下，通至教堂的路像是一条乳白色的闪亮的水流在流淌。大地覆盖着朦胧的光。亮闪闪的果实好似项链挂在灌木树上。百合花的香味洁净而又馥郁，犹如酒香。这阵阵清新的毒气扼住了炉灶油腻的、滋滋发响的呼吸，驱散了洒在厨房各处的云杉枝满含树脂的闷气。 夏晨的寂静犹如蜘蛛网般漫延于明亮、挺立的四壁间。一道笔直的阳光直射圣像画的台座。只见点点亮闪闪的尘埃飞舞于光柱之中。 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陪着它走，藉以温暖我心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和不合时宜的歌曲。
    巴别尔 《红色骑兵军》
    窗外夜色四合，像是立着根乌黑的塔柱。窗外生气勃勃的、黑森森的果园冻僵了。月光下，通至教堂的路像是一条乳白色的闪亮的水流在流淌。大地覆盖着朦胧的光。亮闪闪的果实好似项链挂在灌木树上。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陪着它走，借以温暖我心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和不合时宜的歌曲。
    巴别尔 《红色骑兵军》
    他拖着瞎子朝门口走去，但是走到门槛前放慢了脚步，用手指招呼我过去。“傻乎乎的法兰西斯，”他向我眨了眨眼睛，轻声说，“袖管上停着一只鸟，或者是鸽子，或者是鹤鹬，随先生的意 说完，便和瞎子，他的生死之交，一同消失了 “噢，真是个蠢货！”教堂差役罗巴茨基说道，“这人不得好死 罗巴茨基张大嘴，像猫一样打了个哈欠。我同他告别，回到我那些被洗劫一空的犹太人那里去睡觉。 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陪着它走，藉以温暖我心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和不合时宜的歌曲。
    巴别尔 《红色骑兵军》
    无家可归的月亮正徘徊在城市上空。我与月亮同行，无以兑现的理想和不成曲调的歌谣使我感到一丝暖意。
    巴别尔 《红色骑兵军》
    P23 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陪着它走，藉以温暖我心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和不合时宜的歌曲。
    巴别尔 《红色骑兵军》
    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陪着它走，借以温暖我心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和不合时宜的歌曲。
    巴别尔 《红色骑兵军》
    ……通过将异教古代的文明用作一个常量，表明集体记忆作为对于各种风格的出现的形成性力量的功能。在这个时期的反映中看到的描绘上的变化，揭示了那个时代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选择性倾向，从而揭示集体心灵，这种心灵产生了这些愿望，主张了这些理想，在它的不断地从具体化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化的转变中，证明了人类为了达到平静所展开的那些斗争。（瓦尔堡）p309
    贡布里希 《瓦尔堡思想传记》
    在自己面前投射出一个理想的榜样，他也是他自己，只不过是他希望成为的他自己，她要努力成为的他自己，而不是他自然而然的那个样，不是他听任自便就能成为的那个样。高乃依为我们描绘的内心斗争，是理想人、榜样人跟主人公要竭力否定的自然人之间的斗争，总归一句话，我们觉得，我们离包法利性格那种东西不远了。因为这个名词真是用来称呼这样一段距离，某些人欲超越这一距离，脱离自己的生活，而去过想象中的另一种生活，跳出自己本来的身份，去成为他们自以为的或他们愿意成为的人。每一个并未见弃于现实却竭力去趋向理想、竭力迎合理想的人物，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双重性的例子，一个包法利性格的例子。
    安德烈·纪德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法兰西的主人公，如同高乃依所描绘的，在自己面前投射出一个理想的榜样，他也是他自己，只不过是他希望成为的他自己，他要努力成为的他自己，而不是他自然而然的那个样，不是他听任自便就能成为的那个样。高乃依为我们描绘的内心斗争，是理想人、榜样人跟主人公要竭力否定的自然人之间的斗争。总归一句话，我们觉得，我们离儒勒·德·戈蒂埃先生[83]称之为包法利性格——他根据福楼拜笔下的女主人公之名造出的名词——的那种东西不太远了。因为这个名词正是用来称呼这样一段距离，某些人欲超越这一距离，脱离自己的生活，而去过想象中的另一种生活，跳出自己本来的身份，去成为他们自以为的或他们愿意成为的人。
    安德烈·纪德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每一个并未见弃于现实却竭力去趋向理想、竭力迎合理想的人物，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两重性的例子，一个包法利性格的例子。
    安德烈·纪德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法兰西的主人公，如同高乃依所描绘的，在自己面前投射出一个理想的榜样，他也是他自己，只不过是他希望成为的他自己，他要努力成为的他自己，而不是他自然而然的那个样，不是他听任自便就能成为的那个样。
    安德烈·纪德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你以什么神的名义，以什么理想的名义，禁止我按自己的天性生活？但这种天性会把我带到何处，如果我只按天性行事？
    安德烈·纪德 《如果种子不死》
    我开始觉得，义务对每个人来讲可能是不尽相同的，上帝本人很可能对这种千篇一律也感到厌恶；造化就反对千篇一律，但基督教的理想却似乎力求千篇一律而压抑天性。我现在只接受具体的道德，这种道德有时会提出相互对立的绝对必要的要求。我深信每个人，或者至少上帝的每个选民，都要在世间扮演某种角色，确切地讲就是他自己的角色，与其他任何人的角色是不相同的。因此任何让自己服从于某种共同准则的努力，在我看来都是叛逆，不错，是叛逆，我将之视为反对圣灵的这样一种“十恶不赦”的大逆不道，因而使个人丧失了自己确切的、不可代替的意义，丧失了他那不可复得的“味道”。
    安德烈·纪德 《如果种子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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