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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张居正本人并不这么看。当他在积香庐里乍一听说那两道旨后，内心着实惶惑了一阵子，但冷静下来慎重思考，他又觉得这并非外人所想象的那种“政治危机”。李太后如此做，并非动摇了对他的信任，而是在国与家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凡朝廷大政，只要不触动王侯勋戚的根本利益而给皇上添麻烦，余下的事情还是听凭内阁处置。因此，皇上下旨只是免去王侯勋戚的胡椒苏木折俸，而并非尽行更改悉数推翻。还有补吕调阳人阁之事，从内心深处讲，张居正也觉得吕调阳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所需要的阁臣是助手而非对手。吕调阳与高仪为人处事差不多，都是远离朋党案牍劳形的人物。他之所以在推荐手本中把吕调阳列在第三，是因为杨博、葛守礼都是三朝老臣，资望远在吕调阳之上，从礼仪与舆情上都不得不这样排位。谁知歪打正着，李太后硬是帮小皇上挑出了这位位居末席的吕调阳。虽然各有心思，结果却是一样。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件事也消除了张居正的担心，那就是皇上增补阁臣并没有另辟蹊径，而是仍在他举荐的人中选出一个。这般思考下来，张居正重又恢复了那种“挟泰山以超北海，舍我其谁乎”的心态，让王篆把王之诰、王国光两位心腹大臣连夜召来积香庐商议如何渡过难关。
    熊召政 《张居正》
    在逝去的漫漫时光中，似乎总有这么一个短暂时期，其开端相对而言距今并不久远，其结局与我们的时代巧合。无论是其引人注目的社会，政治特征，还是物质设施，文化情调皆与我们具有显著的“同时代性”，并由此产生出与过去不同的长处和短处——P31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宗教家、经济学家、政治家……，这类冗长混乱的拉丁化名词还可以列出一大串，但千万要小心，不要因此忘了他们的真面目。只要这种分类不至于成为有害的东西，将人分成有名无实的种类或许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还是要把他们重新联为一体，有血有肉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正因为有着如此作用，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决然不会放弃任何一条似真或假的史料，它们在荒诞或虚构之下，往往隐藏着最真实的细节。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所谓的“正史”和“野史”作一解说。初级历史爱好者凡谈及“野史”，总是抱以鄙夷，觉得不值一哂。其实正史之义，只不过是指以特定体例编成的官修史书，除此之外都称野史。“正”和“野”，并非“真”和“假”的区别。当然，官方掌握的资料资源更丰富，人才更充沛，技术更高超，理论上可信度能够做到更高；但官方同时也有出于政治目的对历史修改涂抹、美化丑化的需要，而私人著述有时反而可以避免这一点。所以从真实性而言，不可仅凭正或野一概而论。应当理性认为，无论哪一种史料，都有其值得研究的价值。 学习历史，首先要摈弃掉只有正史才是历史这一陋见。
    戴波 《有为》
    这是一个略有些尴尬的事实，推动学术发展，往往靠的不是学术本身的精妙高深，而是靠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和现实利益。因此学术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为了彰显独立精神，它必须离政治越远越好；但为了普及弘扬、应用验证，它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提供的平台。做一个纯粹学者，还是成为一个政治角色，理论上可以兼顾，现实中却两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贡献最大的，常常不是那些守静研学的知识分子，而是适当收敛个性去迎合政治口味的“离经叛道”者。他们也很容易因此被视为不纯粹的投机分子。
    戴波 《有为》
    从马邑之谋开始，刚刚通过和亲建立起来的和平关系就此结束。匈奴对于边境的骚扰变本加厉，不可胜数。不过民间的关市照旧，互通有无。政治决裂了，生活还要继续。
    戴波 《有为》
    而这篇《循吏列传》最奇妙的地方则在于，篇中提及的五个人，全部来自距离司马迁很多世纪以前的春秋时代。而与之对比，《酷吏列传》的篇幅六倍于《循吏列传》，里面总共提到了十三人，侯封在吕后时期，晁错、致都在景帝时期，宁成、周阳由活跃在景武两朝，其余张汤、赵禹、义纵、杨仆、杜周等八人，全部都是由刘彻提拔专任。反而一向被汉人视为反面典型猛烈攻击的亡秦，却没有一个人物入选。王颖女士在论文《酷吏与汉代政治》中也问及：“为何亡国的暴政却未孕育典型的酷吏，而作为汉代盛世的武帝一朝却涌现出如此之多的酷吏”？其实秦政之下不可能没有酷吏。秦末大乱时，范阳人蒯通对本县县令说：“这十年里，您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早已不计其数了吧。”一范阳县，显然绝非秦政之下的个例。太史公不记秦之酷吏，大约因为他的重心，还是在于借《酷吏列传》感慨当世政失而已。而用悬于数百年前的五名春秋循吏作题外之引，又似乎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一种“世道人心每况愈下，而于今尤甚”的哀叹。但我们不禁由此想起他的父亲——老太史令司马谈的临终之言，在那番饱含深情的嘱托里，司马谈谈及自己对时代的认识。他认为春秋以来孔子之后，世道的确曾变坏，但经过汉朝历代君主，尤其是今上的治理之后，已经回到正确轨道之上。如今海内一统，天下升平，堪称盛世。这正是司马谈想要撰史的动机之一。而从《循吏列传》《酷吏列传》的创作手法来看，司马迁对于“盛世”的感受，显然和父亲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时代还需要不断涌现酷吏、依赖酷吏，那和盛世总归还有些距离。父亲的意旨和自己的良心之间，他试图用一种很委婉的方法两全之。
    戴波 《有为》
    战国至秦，国家政治体制的一大变化是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两者的根本区别是权力和资源归属问题。分封制下，所封区域内一切都实际归封君所有，包括土地和人民；而郡县制下，一切都归中央帝王所有，郡县的地方首长只不过是由帝王派出，替帝王实行管理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帝王是权力的所有者，而郡守是权力的实操者。这种变化，是中央集权的必然，因此也是战国时期变法的关键方向。
    戴波 《有为》
    高祖刘邦的长陵邑、惠帝的安陵邑、景帝的阳陵邑、武帝刘彻的茂陵邑、刘彻之子昭帝的平陵邑合称“五陵”。 后世提及“五陵”，往往用来形容出身富贵，生活奢靡。比如李白的《白马篇》有“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白居易的《琵琶行》有“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都是写富贵之态。唐伯虎也有一句“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大意是说，你看那些贵族世家，在朝代更替里纷纷落魄调零了，如今连墓地也被推平为耕地，没有后人去祭祀悼念。 是的，帝王陵邑便是如此，它由和着血泪心酸的政治移民开始，以流淌的人间欲望为相，又以落寞的荒烟蔓草为终。刘彻的茂陵邑，数次动辄迁徙成千上万户人家前往居住，在西汉末一度达到六万多户，近二十八万人口，然而最迟在西晋时期便已废弃。白云苍狗，世事无常，盛世会崩塌，权势会倒台，财富会散尽，唯有慢悠悠的时光，始终在日出日落之间不住地往前奔涌。
    戴波 《有为》
    无论哪一种和亲目的，其本质都不变，能够打动对方的，只有物质好处和政治利益。尽管解忧公主在乌孙，以及更往后的王昭君在匈奴，表面上似乎起到了一些推动合作的积极作用，但背后真正决定两国关系的，仍然是实力格局，而非情感羁绊。女性在和亲政治里，表现得积极或消极，改变不了她们被动卷入的悲剧身份。纳贡也好，结盟也好，她们都是被道貌岸然操纵的幌子，是政治游戏的无辜牺牲品。
    戴波 《有为》
    而在更早之时，《诗》《书》则是有志于政治的贵族普遍的学习内容。不独孔门，在诸子的言论与著作里，都能看到大量引用《诗》《书》。经学生认为孔子对此二部经典有整理删定之功。《史记·孔子世家》说，古代的诗本来有三千多篇，孔子做了筛选，最后成为现在三百零五篇的版本。因为经过圣人之手删定，《诗》就变成《诗经》，作为经典存在了。《书》也是如此，孔子从三代浩博的文书中编选排序一百篇，成为经典《尚书》。
    戴波 《有为》
    尽管董仲舒的后学弟子们把董抬到了亚于孔子的至高地位，并认为经学在武帝朝的独尊其有着不可磨灭的最大贡献，但至少从推动经学的实际效果来看，公孙弘的个人履历，起着更为鲜明的导向作用。这是一个略有些尴尬的事实，推动学术发展，往往靠的不是学术本身的精妙高深，而是靠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和现实利益。因此学术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为了彰显独立精神，它必须离政治越远越好；但为了普及弘扬、应用验证，它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提供的平台。做一个纯粹学者，还是成为一个政治角色，理论上可以兼顾，现实中却两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贡献最大的，常常不是那些守静研学的知识分子，而是适当收敛个性去迎合政治口味的“离经叛道”者。他们也很容易因此被视为不纯粹的投机分子。从西汉前中期改变知识分子地位来说，贡献最大的，就是两个“投机”之人。一为叔孙通，一为公孙弘。
    戴波 《有为》
    是的，帝王陵邑便是如此，它由和着血泪心酸的政治移民开始，以流淌的人间欲望为相，又以落寞的荒烟蔓草为终。刘彻的茂陵邑，数次动辄迁徙成千上万户人家前往居住，在西汉末一度达到六万多户，近二十八万人口，然而最迟在西晋时期便已废弃。白云苍狗，世事无常，盛世会崩塌，权势会倒台，财富会散尽，唯有慢悠悠的时光，始终在日出日落之间不住地往前奔涌。
    戴波 《有为》
    汉高祖刘邦击败项羽之后，将吴芮封为长沙王。这是刘邦生前唯一没有打击的异姓藩王，除了长沙位于卑湿之地，中原人看不上，可能还因为长沙国正好毗邻南越国北部，刘邦乐得有一人一地处在汉与南越之间作为缓冲。 不仅如此，高祖五年（前202年）分封吴芮时，诏书是这么说的： 故衡山王吴芮⋯⋯有大功⋯⋯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吴芮为长沙王。（《汉书·高帝纪》） 这当中，封给吴芮的领地里，赫然有赵佗实际控制的南越三郡。把未实际占领的地区提前分封给某人，这是战争时期一种常见做法，叫作“遥封”。遥封的政治暗示是，刘邦作为汉朝天子，不承认南越赵佗政权，我只承认岭南三郡是你吴芮的地盘，但你要凭自己的本事去抢回来。 刘邦以这么一封诏书，操纵了长沙国与南越国的敌对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他另一种对付异姓诸侯王的手段。
    戴波 《有为》
    尽管董仲舒的后学弟子们把董抬到了亚于孔子的至高地位，并认为经学在武帝朝的独尊其有着不可磨灭的最大贡献，但至少从推动经学的实际效果来看，公孙弘的个人履历，起着更为鲜明的导向作用。 这是一个略有些尴尬的事实，推动学术发展，往往靠的不是学术本身的精妙高深，而是靠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和现实利益。因此学术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为了彰显独立精神，它必须离政治越远越好；但为了普及弘扬、应用验证，它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提供的平台。做一个纯粹学者，还是成为一个政治角色，理论上可以兼顾，现实中却两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贡献最大的，常常不是那些守静研学的知识分子，而是适当收敛个性去迎合政治口味的“离经叛道”者。他们也很容易因此被视为不纯粹的投机分子。
    戴波 《有为》
    政治就是把你的人弄上来，上来的越多越好，把你的对手弄下去，下去的越多越好。
    贾平凹 《秦腔》
    要我看，咱们大清国就一直没找对跟洋人打交道的方式。要幺暗通款曲，私下里能穿一条裤子；要么转过身就翻脸。要不是各地的教会医院都被毁了，迪马克先生的这点小毛病怎么会拖延成这样? 还有用义和团去对付列强，怎么想的! 你们知道吗 ?
    徐则臣 《北上》
    但许多人类看不明白的是——一半左右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局面，实际上是政治人物对解决好本国财富分配问题束手无策的障眼法。
    梁晓声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你呀，你这个大学生呀！你头脑太单纯了。一点儿起码的政治觉悟也没有！一张大白纸多少钱？才八分。一裁四，每张花样纸的成本才二分。可他卖多少钱呢？卖四分！那幺一张就挣两分！十张就挣两毛，一百张就挣两元！那一个月下来就挣六十元啊！我说：商场还卖五分钱一张呢！比他卖的还贵一分呢！他得设计花样儿，得设计得新颖，别人才肯买他的。还得用复写纸一张张描下来。他付出了劳动呀，总不能一分钱都不让他挣吧！再说他一天哪儿又能卖一百张之多呢？就按卖一百张算，一个月不才挣六十元幺？那也挣不成一个资本家呀！他们严肃地批评我，说我的思想越发不正确了——第一，一个干了一辈子的商场老售货员，每月才能开到六十几元。他年纪轻轻的，还对社会什幺贡献也谈不上呢，凭什幺每月就能挣到六十元？有了他这种人的存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就被破坏了幺？第二，他的行径，难道不等于是在挖社会主义商场的墙角幺？第三，如果对他这种人不加管治，放任自流，许许多多的他们，就会自发地串联在一起，就会由花样儿而其他，就会由挣六十元而挣一百元而挣几百元甚至一千元，那幺他们这样一些不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不就反而成了富人幺？对于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不就形成讽刺、伤害和打击了幺？
    梁晓声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商业其实从来不仅是人类的表象活动，也不仅是由它影响着人类的意识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最悠久的最实际的意识形态的变种。它使政治像经济。它使外交像外贸。它使经济学像发财经。它使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一半儿像商人。
    梁晓声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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