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略有些尴尬的事实,推动学术发展,往往靠的不是学术本身的精妙高深,而是靠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和现实利益。因此学术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为了彰显独立精神,它必须离政治越远越好;但为了普及弘扬、应用验证,它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提供的平台。做一个纯粹学者,还是成为一个政治角色,理论上可以兼顾,现实中却两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贡献最大的,常常不是那些守静研学的知识分子,而是适当收敛个性去迎合政治口味的“离经叛道”者。他们也很容易因此被视为不纯粹的投机分子。
所谓规范性理论,就是致力于论证社会政治应该怎样安排才是好的。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根据上述,春秋封建时代上层贵族阶级世袭的政治特权,到战国时取消了。下层平民阶层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到战国时也解放了。在上既无世袭特权的贵族,在下却兴起了许多富农新地主,以及大规模的私人工商企业与新富人。
钱穆 《国史新论》0
钱穆 《国史新论》0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华人的生态悄悄发生改变。黎紫书以往的作品也曾触及种族政治议题,如《山瘟》《七日拾遗》等,但这类题材不是她的强项。《告别的年代》虽以1969年“五一三”事件为背景,仅仅点到为止。《流俗地》也处理这段历史,但方式不同。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反对势力在全国选举中险胜,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选后双方冲突,华人成为主要受害者。事件不仅牵涉双方种族政治,更与长期经济地位差异有关。“五一三”事件后,华人地位备受打压,华校教育成为马来官方和华人社团对峙的主要战线,延续至今。014群英细辉想想,自从父亲离世后,大辉以一家之主自居,还真的不管对谁说话,语气都越来越不耐烦了。有一段日子,外头风乱雨急,学校的老师罢课,许多反对党人被政府抓进牢里。组屋上上下下被一种莫名的紧张氛围笼罩,细辉注意到大人们眉来眼去心事重重。住十楼的宝华哥在报馆工作,每天下班回来总被许多人拦住,问事。宝华其实在报馆做的是杂差,就管着两台传真机,每天骑摩托来来回回好几趟,风雨不改地到巴士总站去等外坡通讯员的稿子。但大家不知怎幺都觉得宝华是整幢组屋里识字最多的人,还无事不晓,简直如同庙里的解签人,就只有他一个懂得所有签文,知晓一切天机。那段时期,连楼下的印度理发师巴布也会从店里冲出来问他,阿兄,今天谁被警察抓了?火箭党的人被放出来了没有?
黎紫书 《流俗地》0
黎紫书 《流俗地》0传记的作者让·格朗丹教授以史料档案为依据,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伽达默尔,描述了他如何在纳粹统治的黑暗时期圆滑行事以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他虽然没有正式加人纳粹党,但他在发现有利于自己晋升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纳粹教导营,从而不失时机地填补了遭到清洗的犹太教授所留下的位置。而在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德国后,伽达默尔又常常在课堂上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不过,格朗丹也在书中为伽达默尔辩护,认为他属于那种不过问政治的老一代大学教授,只是机智地采用了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伽达默尔曾骄傲地宣称,“从不阅读历史短于两千年的书”。格朗丹甚至认为,海德格尔对纳粹的热情也只是“羞耻”而不是“罪行”。但许多学者持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伽达默尔的学生理查德·沃林教授,他在多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自己的老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作为,认为德国学术界所谓的“内心流亡”的观念是华而不实的托词,伽达默尔从来没有对自己面对艰难问题时的行为作出反省。因此,他认为格朗丹的“生存策略”的说法并没有理解哲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特质,即以原则而不是个人利益来行事。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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