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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教，不成为一项宗教，而实赋有极深厚的宗教情感和宗教精神。如耶教、佛教等，其教义都不牵涉到实际政治，但孔子儒教，则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终极理想，故儒教鼓励人从政。

钱穆《国史新论》0

如上所述，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此非深明于中国所特有的四民社会之组织与其运用，则甚难明白其所以然。

钱穆《国史新论》0

若我们把所谓封建势力的实际内容，归纳到指摘政治上一种脱离中央违背统一的地方性割据，在经济上一种阶级性的不平等，凭着政治黑暗，脱离劳苦大众，而走向私家经济的特殊权益，则我们不能不说这两种势力，确在最近期的中国社会里，不断地兴风作浪，造成了目前一切的灾祸。但这不仅最近期的中国社会是如此，远从有史以来，只要政治不上轨道，没有一个中心的指导力量来控制社会，社会自然趋势，永远会向这两条路迈进。人类永远有想攫取权力财富，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特出地位的一套私意。不幸而近代中国的革新工作，偏偏多在社会方面来打到与推翻，却不在政治方面来建立与革新，循至社会元气逐步*丧，更不易生长出一个中心力量来，而政治遂一无凭借。如是，则革命只是破坏，破坏愈彻底，建设愈困难，终将造成中国前途一大悲剧。

钱穆《国史新论》0

故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仅尚社会一时多数人意见，而并无超社会以上更高一层规矩道义可言。以此较之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治平大道，其相互间之距离，实甚相远，未可并论。

钱穆《国史新论》0

西方现代国家，疆土仅如中国一省区，尚可凭君权统治。中国自秦以下，传统政治，论位则君最高，论职则百官分治，论权则各有所掌，各自斟酌。如汉代之选举，唐代以下之考试，皆有职司，其权不操于君。朝廷用人，则一依选举考试之所得。故中国自秦以下之传统政府，仅可称之曰“士人政府”，或可称为“官僚政府”，官僚即由士人为之，而决非贵族、军人或商人政府。又且皇帝与政府亦有别，不能即认皇帝为政府。百官分职，皆有规定，不由君权，又乌得目此政府为君权专制之政府。君位在政府中为最高，自君以下，卿相百官皆出于士；在四民社会之上，而有士人政府之建立，使政府社会融成一体。而且选举考试，录取名额全国皆定量分配。户口众，赋税重，则选举考试之录取名额亦随而增。故政府官僚，率平均分配及于全国之各地区。君位虽世袭，然储君必与士人受同样教育。正位为君，亦时择群臣中学问才德胜者进讲授业。则君亦士也。君臣上下之能沆瀣一气，其端在此。故中西社会不同，政府亦不同。暂不论其高下得失，而双方相异，则历史具在，可以覆按。近人好据西方历史来解释中国，则宜其不相当。

钱穆《国史新论》0

宋儒八方为敌，要在政治的、宗教的引诱中带人走上一新路。他们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度众生的牺牲精神。他们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进政治来完成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范仲淹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是开这一时代新风气的标准人物。他们总想运用新政治来完成新宗教，这显然是战国儒家精神之复活。

钱穆《国史新论》0

唐代智识分子，好发大议论，好作大计划，好摆大场面，好有大组织。汉人厚，唐人大；汉人土，唐人阔。那是他们的出身不同，背景不同，心胸气度不同，因此在政治社会上的表现也不同。

钱穆《国史新论》0

因此战国学者，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则常是消极不妥协，带有一种退婴性。这一意识形态传到后代，成为中国标准智识分子一特点。

钱穆《国史新论》0

在汉武帝初兴太学时，太学生员额只定五十名。后来逐渐增加，自一百二百乃至三千人，到东汉末增到三万人。太学本身成一个大社会，近在中央政府肘腋之下，自成一个集团，自有一种势力，来学的多半是中年人，他们并不志在急于毕业谋一出路，他们只以学校当徊翔之地，遨游其间，有十年八年不离去的。太学里的言谈渐成举国舆论向导，左右影响政治。人多了，一言一动招惹注目，风流标致，在私人生活的日常风格上，也变成观摩欣赏的集中点。

钱穆《国史新论》0

我在小孩時，便聽人講，中國人重男輕女。這句話直到現在還有人講。我真不知道這句話是從何講起。試問我們從來的中國人，是不是只看重父親，不看重母親的？又是不是只看重兄弟，不看重姊妹的？照中國人講法，男人女人同是人，夫婦父母兄弟姊妹同是一家人，大家相親相愛，這纔叫做齊家。如何來做夫做婦，做父做母，做子做女，做兄做弟，做姊做妹，這則是修身。我想全世界人，沒有像中國人這般看重女性的。舉一個證據，你拿一部二十五史來看，中間講到女性的有多少。我想至少有百分之十到二十。而那些女性，絕大部分都不牽涉到政治事業。這是全世界其他各國歷史記載中所絕對沒有的。

钱穆《人生十论》0

其实中国人讲国，仅指一个政治组织。一个国，必有一政府。中国人讲天下，这一个社会，一个人生。政治不能包括尽了全社会，全人生。社会还是永远在政府之上。这是中国人的旧观念。天下是指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人生。政治是只能管到人生中间的一部分。

钱穆《人生十论》0

若使教育有办法，政治尚是次好的。若是政治有办法，法律又是次好的。若使法律有办法，战争又是次好的。只要战争有办法，较之人吃人，也还算得是较好的。

钱穆《人生十论》0

此我所以最為傑出者,又復為最普通者。盡人皆可為堯舜,並不是說人人皆可如舜尧做政治领袖、當元首、治國平天下。當換一面看,即如堯舜處我境地,也只能如我般做,這我便與堯舜無異。我譬如堯舜復生。故曰：堯之言,行堯之行,斯亦堯而已矣。這不是教人一步一趨模仿堯 ,乃是我之所言，我之所行,若使堯來當了我,也只有如此言,如此行。何以故,因我之所言所行之恰到好處,無以復易故。

钱穆《人生十论》0

裴斯泰洛齊認為人類生活之發展歷程,得经过三種不同的情狀。首先是生存在「自然情状」，或说是「动物情状」中。此如人饿了要吃，冷了要穿，疲倦了要休息，生活不正常了要病，老了要死。此诸情状乃由自然律则所规定，人与其他动物，同样得接受服从此种自然之律则。在此情状中，人生与禽生兽生宝无大区别。在此情状中生活之我，即是詹姆士之所谓肉身我。裴斯泰洛齐认为人生由第一情状进一步，转到第二情状，则为社会情状，又称政治情状。那时的人，也便成为社会动物，或政治动物了。在此一情状下生活之我，则是詹姆士之所谓社会我。

钱穆《人生十论》0

孔子是讲的人生大道，政治是人生中一职业。至于法律，是政治上使用来限制人生的。这件事不能做，那件事不能做，这是人生的限制，不是人生。

钱穆《人生十论》0

其实中国人讲国，仅指一个政治组织。一个国，必有一政府。中国人讲天下，这一个社会，一个人生。政治永远不能包括尽了全社会，全人生。社会还是永远在政府之上。这是中国人的旧观念。天下是指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人生。政治是只能管到人生中间的一部分。

钱穆《人生十论》0

什么是灵感？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里曾经引用伯里克利的比喻，这位希腊政治学谈到那些为祖国而在战争中死去的年轻人时，这样说：“就像从我们的一年中夺走了春天。”

余华《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0

文学是包罗万象的，当我们在文学作品里读到有三个人正在走过来，有一个人正在走过去时已经涉及了数学，三加一等于四；当我们读到糖在热水里溶化时已经涉及了化学；当我们读到树叶掉落下来时已经涉及了物理。文学连数理化都不能回避，又怎能去回避社会和政治。但是文学归根结底还是文学，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读者最为关心的仍然是人物、命运、故事等这些属于文学的因素。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0

我们的习俗定了两条规定，头一条规矩是：迅速地接受情人是可耻的，英国经过一段时间，因为时间对于许多事常是一个最好的考验；第二条规矩是：受金钱的利诱或政治的威胁而委身于人是可耻的，无论是对威胁没有胆量就放弃抵抗投降，还是探求财产或政治地位。因为这些势利名位金钱都不是持久不变的；高尚的友谊当然不能由这些东西产生。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0

我国传统政治本素重舆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两句话在古代即悬为政治格言。历代言事有专官，平民上诉隐曲，也特有设备，在野清议尤为朝延所重视。

朱光潜《谈修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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