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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泪表达得出的思致和情感原来不是最深的，文学里面原来还有超过叫人流泪的境界。
    朱光潜 《厚积落叶听雨声》
    “最微小的花对于我可以引起不能用泪表达得出的那么深的思致。”人生来就有一种哀怜癖，爱流泪，爱读叫人流泪的文学。
    朱光潜 《谈修养》
    我时常想，无论学哪一科专门学问，干哪一行执业，每个人都应该会听音乐，不断地读文学作品，偶尔有欣赏图画、雕刻的机会。
    朱光潜 《谈修养》
    大多数人就其与自身的基本关系而言是散文作家，他们不喜欢欢抒情诗，或者只是瞬间喜欢，而如果在这根生命线里也编织进去一点儿因为”和“为了”的话，那么他们却是憎恶一切超出这个范畴之外的知觉的：他们喜欢有条不紊地依次排列事实，因为这与一种必要性相似；他们给人以他们的生活有一个“进程”的印象，从而使自己在混乱中有某种安全感。而乌尔里希则发现，他的这种原始的叙事文学特征已经丢失，而私生活还紧紧抓住它，虽然一般说来一切已经变得非叙述性并且不再跟随一条“线索”，而是在一个无限交织的平面上展开。
    罗伯特·穆齐尔 《没有个性的人》
    1929年至1930年，加缪上高中二年级，准备中学会考的第一阶段课程。从1930年10月开始准备第二阶段考试。在这一学年，加缪遇到了他的第二个受业恩师让·格勒尼埃。 让・格勒尼埃一生从事教育，喜爱文学，时常写些随笔，他教授的哲学课生动有趣，对学生富有启发作用，使加缪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他是个伯乐式的教授，第一次走进加缪的教室，就发现了这个特别有前途的学生。
    阿尔贝·加缪 《第一个人》
    文学工作是在孤独状态下，让对他人说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说的话语都沉默下来，这类话语尽管为我们所独有，但其中并没有我们自己，我们就是用这种话语判断事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面对自己，全力倾听、努力表达我们心灵的真实的声音，而不是谈话！
    马赛尔·普鲁斯特 《驳圣伯夫》
    他好像以语言异乎寻常、闻所未闻的力量(不管怎么说,比雨果的语言力量强一百倍)
    马赛尔·普鲁斯特 《驳圣伯夫》
    圣伯夫一向喜欢给学院的同事们上文学课,就如他喜欢给参议院的同事们上自由立宪课,因为，虽说他仍处在他的社会环境中,却是绝对的佼佼者,他心血来潮,喜爱冲动,急切接受新艺术,急切反对教权主义,急切支持革命,而他谈到《恶之花》则言语简捷,辞藻漂亮,说什么“诗人在文学的堪察加尽头为自己造了这个小别墅③,我管它叫‘波德莱尔疯魔’”。依然玩弄字眼,供风流雅士取笑时引用:他称之为“波德莱尔疯魔”。只不过,清谈家们在晚宴上引用的词儿,当涉及夏多布里昂或鲁瓦耶-科拉尔,尚可应付。但他们谈起波德莱尔就傻眼了,不知其人。
    马赛尔·普鲁斯特 《驳圣伯夫》
    生活中充满了衡量与算计，文学中不论我写到任何人物，都不想让他们有衡量的这部分，会为一些更深入他们自我的事物做出选择，所以我在这本小说里做的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这些人物既不存在，以当下的中国现实来看也不合理，他们处理着复杂的问题，处理着更复杂的与世界的关系，但通通不存在。我不接受把一种油腻的虚伪当作所谓的复杂真实性与生动，不接受人际勾连为核心的规则，不接受存在中功利性的那部分，这些我都没有写进这本小说，即便这些才是构成当下日常的主要面貌。实际上，我也不认同书中这些人物对待周遭的态度。
    胡波 《牛蛙》
    生活中充满了衡量与算计，文学中不论我写到任何人物，都不想让他们有衡量的这部分，会为一些更深入他们自我的事物做出选择，所以我在这本小说里做的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这些人物既不存在，以当下的中国现实来看也不合理，他们处理着复杂的问题，处理着更复杂的与世界的关系，但通通不存在。我不接受把一种油腻的虚伪当作所谓的复杂真实性与生动，不接受人际勾连为核心的规则，不接受存在中功利性的那部分，这些我都没有写进这本小说，即便这些才是构成当下日常的主要面貌。
    胡波 《牛蛙》
    三十六门的排列顺序有什么讲究呢？大概说来，这里存在一种可以说是“价值递减”的趋势，即排列在前的门类褒意较明显，排列靠后的门类常带有贬意。如开头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即所谓“孔门四科”（《论语先进》记孔门几位重要弟子各有所长，将诸人分隶于四科之下，后来遂有“孔门四科”之说），表明了对儒学传统的尊重。但这并不意味着《世说新语》是以儒学为内核的，实际上，不仅仅在其他门类中人物褒贬之尺度每有与儒家标准明显相违的情况，就是前四门中，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而前面所谓
    骆玉明 《精解世说新语》
    但同时值得提醒的是：如果我们因此而认为《世说新语》只是“文学”而缺乏史学意义，那也是大错特错。这不仅仅因为它的许多小故事与重要的历史背景相关联，可说是微波之下有巨流，更因为《世说新语》总体上有描绘出魏晋时代士族社会精神风貌的意图；它的故事或真或伪或无从辨其真伪，但这些故事却能够反映出特定的历史氛围。
    骆玉明 《精解世说新语》
    要说它的小说特征，不仅仅表现在许多生动有趣的小故事不具史料价值也无从考实，譬如郑玄家婢引《诗》之事，正如余嘉锡所言，“既不能悬断其子虚，亦何妨姑留为佳话”，更表现在它的某些态度恰与史家之立场相背。如：其一，它哪怕是记述谢安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也是关注其风采器度、人格魅力胜于关注其政治业绩。其二，当前源文献中某些源于史学传统的因素不利于文字表达的简洁明快、不利于描绘生动的人物形象时，通常会遭到编撰者的洗削。如《言语》篇之“满奋畏风”故事源出《语林》，原文末了有一句“或曰是吴质侍魏明帝坐”，这本是史家求信实而存异说的作风，在本书中却被毫不容情地删去了（关于《世说新语》如何站在文学的立场处理原始材料，刘强的博士论文《世说学引论》中有深入而充分的分析）。
    骆玉明 《精解世说新语》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谓王日：“支道林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載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语王日：“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道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文学》36）支道林与东晋中叶的名流交往非常密切。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一书统计，现存文献记载所见与支有交往的上层文士凡三十五人，自会稽王司马昱以下，王羲之、谢安、超、殷浩、孙绰、许恂等等，一代名流，几无所遗。上面选列的《世说》原文，一条记录了清谈名家殷浩（殷中军）读佛经后的服膺之情，一条记述了支道林对王羲之（字逸少）讲解道遥游》的故事。王羲之属华门贵而世称才俊，所以起初并不把支道林放在眼中。而正当他将要登车出门之际，支道林留下他为之“小语”《道遥游》，竟让他“披襟解带”，流连不能去。这些看似琐小的故事，都反映着中国古代文化发生重大历史变化所生的波澜。另外，文中称支道林“作数干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这一描写也可以注意。佛教经典逻辑细密，文辞繁富而奇妙，支道林言谈的出众，显然与他经过佛教文化的熏陶和训练有关。
    骆玉明 《精解世说新语》
    文学真正的价值是个人才智与创造力的显示，是自我表现、自我宣泄的途径。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文学艺术的创造主要不是由作者自身的精神需求决定的，它也许会有技艺上的成就，而生命力和感染力却只能是有限的。
    骆玉明 《精解世说新语》
    本讲所引的《世说》原文大多出于《言语》篇，也间接地说明了自然与文学的关系：为了描绘和赞美自然，人们首先美化了自己的语言。
    骆玉明 《精解世说新语》
    本名戴际安，江苏苏州人。1956年开始发表译作，长期在出版界从事外国文学的编辑和翻译工作，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译有屠格涅夫、蒲宁、左琴科、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等诸多俄语文学大师作品，获得苏联作协颁发的高尔基奖章。
    巴别尔 《骑兵军 敖德萨故事》
    在格罗斯曼的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七十年代的统治集团》（《文学遗产》第十五号，一九三四年出版）里，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跟豪门官僚、沙皇宫廷的关系，探索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由于反动统治者什么样的实际政治要求，把这些或那些情节表现到小说里来的”。（中译本第二五〇页）《卡拉马佐夫兄弟》还多了一个“衔头”：教会小说（同上）。
    安德烈·纪德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人们期望找到一个神，但触及的只是一个人——疾病缠身，贫困交加，终日劳累，而且完全缺少他极不喜欢的法国人身上有的那种伪品质——能言善辩。要谈论这样一本毫无修饰的赤裸裸的书，我心里只想做到公正不偏。如果有人想在其中找到艺术、文学或者精神上的某种娱乐，那我劝他们最好还是别读。
    安德烈·纪德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对沙龙人士的智力来说，很难乍一眼就能把握或者深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不能让人消除疲劳，而只是让人感觉疲劳……”三十年前，社交界中许多人也是这样谈论贝多芬的最后几部四重奏的。“过快地被人理解的东西维持不了多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相当特殊的精英阶层中慢慢地赢得了读者，如果说，他使那些教养不够、不太严肃、略有善意的公众颇为反感——这些人同样也不大欣赏易卜生的戏剧，却会欣赏《安娜·卡列尼娜》，甚至《战争与和平》——或者使另外一些不那么与人为善、而赞赏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公众也颇为反感。人们期望找到一个神，但触及的只是一个人——疾病缠身，贫困交加，终日劳累，而且完全缺少他极不喜欢的法国人身上有的那种伪品质——能言善辩。 如果有人想在其中找到艺术、文学或者精神上的某种娱乐，那我劝他们最好还是别读。
    安德烈·纪德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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