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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只属于自己的生活，世界的丰富多彩和个人空间的狭窄使阅读浮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阅读打开了我们个人的空间，让我们意识到天空的宽广和大帝的辽阔，让我们的人生道路由单数变成了复数。文学的阅读更是如此，别人的故事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阅读这部书就是这样的感受，在这些各不相同的故事里，在这些不断变化的体验里，我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得到了补充，我们的想象在逐渐膨胀。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会不断地唤醒自己的记忆，让那些早已遗忘的往事和体验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并且焕然一新。阅读一部书可以不断勾起自己沉睡中的记忆和感觉，我相信这样的阅读会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余华 《我的文学白日梦》
    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开放性，同样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读出不同的感受，即使是同一个读者，不同时期的阅读也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前提是这应该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优秀的作品都是开放的，无论它的形式是现实的还是超现实的，是荒诞的还是写实的，或者其他种种我们已知的和未知的形式。
    余华 《我的文学白日梦》
    ……阅读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反应不应该是懂和不懂，应该是读起来费劲和不费劲、感受到了和没有感受到、愿意读下去和不愿意读下去之类的……
    余华 《我的文学白日梦》
    ……当我们考察想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时，必须面对另外一种能力，就是洞察的能力。我的意思是说，只有当想象力和洞察力完美结合时，文学中的想象才真正出现，否则就是瞎想、空想和胡思乱想。
    余华 《我的文学白日梦》
    ……这里浮现出来了一个重要的阅读问题，就是用先入为主的方式去阅读文学作品是错误的，伟大的阅读应该是后发制人，那就是怀着一颗空白之心去阅读，在阅读的过程里内心迅速地丰富饱满起来。……
    余华 《我的文学白日梦》
    可想而知，一上来就被辽宁文学院的学生攻入几球。 我们原本安排史铁生在场边做教练兼拉拉队长，眼看着失球太多，只好使出绝招，让铁生当起了守门员。铁生坐在轮椅里守住篮球支架中间的空隙以后，辽宁的学生再也不敢射门了，他们怕伤着铁生。 有了铁生在后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们干脆放弃后场，猛攻辽宁学生的球门。可是我们技不如人，想带球过人，人是过了，球却丢了。最后改变战术，让身高一百八十五公分的马原站在对方球门前，我们给他喂球，让他头球攻门。问题是我们的传球质量超级烂，马原的头常常碰不到球。虽然铁生在后面坐镇球门没再失球，可是我们在前面进不了球，仍然输掉了客场比赛。
    余华 《我的文学白日梦》
    ……我现在更喜欢活生生的事实和活生生的情感，我认为文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它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并且将这样的情感彻底地表达出来。文学不是实验，应该是理解和探索，它在形式上的探索不是为了形式自身的创新或者其他的标榜之词，而是为了真正地深入人心，将人的内心表达出来，而不是为了表达内分泌。
    余华 《我的文学白日梦》
    我想在这里简要谈一谈文学传统和文学先锋性的问题，有人将这两者对立起来讨论，这是错误的，传统不是固定的，是开放的；不是已经完成的，是未完成的，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当传统开始自我革新的时候，就是先锋性出现的时候，所以先锋性只是传统自我革新时的一系列困难活动。由于先锋性常以捣乱的面目出现，在当时很容易被认为是传统的敌人，其实它就是传统自己的行为，是传统自我不满时必然出现的革新行为。同样的道理，非经验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就是说非经验的起飞，是因为有经验这个跑道，而且跑道越长，起飞越可靠。有句老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叶兆言对此有很好的解释，他说你要先读过十年书，才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没读十年书的话，听君百席话也没用。这个读了十年的书就是经验，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顿悟就是非经验的突然闪现。
    余华 《我的文学白日梦》
    ……两年前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人》一书中，白乐晴教授在第一章就澄清了韩国的民族文学与政府投入大量预算所标榜的“韩国式”民主主义不是一回事，白乐晴写道：“政府所倡导的民族文学与我们基于民族良心、文学的良心所指的民族文学有距离的话，谈论‘民族文学’不得不更为小心。如果只将民族传统的一部分随便阉割下来保存与展示，并将鼓吹国民生活现在与将来的暖昧乐观论当作民族文学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正经文学，对民族大多数成员也无益。” 这是我在那次会议上的第一个收获，因为白乐晴教授在书中写到的有关民族文学的段落，总是让我忍不住想起中国的文学现实，有时候我会觉得白乐晴教授所写的仿佛是中国的事，“将民族传统的一部分随便阉割下来保存和展示”，这也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所热衷的，而且“将鼓吹国民生活现在与将来的暖昧乐观论当作民族文学”，也是不少中国作家的所谓追求。
    余华 《我的文学白日梦》
    我刚刚开始喜欢文学时，正在宁波第二医院口腔科进修，有位同屋的进修医生知道我喜欢文学，而且准备写作，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他从前也是文学爱好者，也做过文学白日梦，他劝我不要胡思乱想去喜欢什么文学了，他说：“我的昨天就是你的今天。”我当时回答他：“我的明天不是你的今天。”那是一九八O年，我二十岁。
    余华 《我的文学白日梦》
    首先我应该申明：所有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与我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一部小说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一部开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
    余华 《我的文学白日梦》
    我刚刚开始喜欢文学时，正在宁波第二医院口腔科进修，有位同屋的进修医生知道我喜欢文学，而且准备写作，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他从前也是文学爱好者，也做过文学白日梦，他劝我不要胡思乱想去喜欢什么文学了，他说：“我的昨天就是你的今天。”我当时回答他：“我的明天不是你的今天。”那是一九八〇年，我二十岁。
    余华 《我的文学白日梦》
    “你写小说是想出名呢，还是热爱文学？” “热爱文学。”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热爱文学就好办了。”他说，“你可以自费出版，印五百本送给亲朋好友。”
    余华 《女人的胜利》
    《纽约客》：《女人的胜利》被收入《黄昏里的男孩》一书，这个短篇小说集的英文版将于明年一月出版。此书的副标题是——隐秘的中国故事，许多篇章的主人公是处于劣势的小人物，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受欺负的弱势者。你认为林红也属于这一类人群吗？这些故事在什么意义上是“隐秘的”？ 余华：这部短篇小说集表达的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今天的社会里，人们关注的是一系列事件，日常生活总是被忽略，事件成为公开的故事，日常生活反而成为隐秘的故事。我想，这可能就是“隐秘的”在文学中出现时的意义。
    余华 《女人的胜利》
    司仪问孙强：“二婚的感觉怎么样？” 孙强说：“二婚的感觉就是二婚。” 司仪又问：“二婚的婚礼怎么样？” 孙强说：“我本来不想搞这个婚礼，扯个证合法地睡在一起就行了，可是绵羊不干，只好搞了。” 司仪问绵羊：“为什么一定要搞这个婚礼？” 绵羊说：“不能让人觉得孙强是偷偷摸摸爬到我床上的，要证明孙强是堂堂正正爬到我床上的，所以一定要有婚礼。”孙强听了不服气，他对绵羊说：“明明是你爬到我床上的，怎么成了我爬到你床上了？”绵羊好像生气了，她问孙强：“第一次，第一次是我主动往你怀里扑，还是你主动来抱住我？”孙强不甘示弱，他问绵羊：“是你有事没事打电话约我出来，还是我有事没事打电话约你出来？”绵羊真的生气了，她说：“我约你出来不是约炮，是约文学。”我妻子听不下去了，低声对我说：“有文化的人说话这么没文化。”
    余华 《女人的胜利》
    他点点头说：“你可以先写写没有风险的题材。”“第四个构思应该没有风险。”“什么题材？”“是一个旧故事。”“什么时候的？”“清末民初。”“有共产党吗？”“没有。”“有国民党吗？”“没有。”“什么故事？”“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个可以写。”
    余华 《女人的胜利》
    我弟弟问我：“作家是不是都不太正常？”“怎么说呢，”我说，“应该是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你为什么一直都正常？”我弟媳问我。“我哥算不上是作家。”我弟弟在旁边说。“小声点。”我弟媳低声对他说。我说：“不用小声，我听到了，我确实还不是作家。”
    余华 《女人的胜利》
    文学所表达的仅仅只是一些大众的经验时，其自身的革命便无法避免。任何新的经验一旦时过境迁就将衰老，而这衰老的经验却成了真理，并且被严密地保护起来。在各种陈旧经验堆积如山的中国当代文学里，其自身的革命也就困难重重。
    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
    因此小说传达给我们的，不只是栩栩如生或者激动人心之类的价值。它应该是象征的存在。而象征并不是从某个人物或者某条河流那里显示。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
    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
    罗布-格里耶认为文学的不断改变主要在于真实性概念在不断改变。十九世纪文学造就出来的读者有其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世界对他们而言已经完成和固定下来。他们在各种已经得出的答案里安全地完成阅读行为，他们沉浸在不断被重复的事件的陈旧冒险里。他们拒绝新的冒险，因为他们怀疑新的冒险是否值得。对于他们来说，一条街道意味着交通、行走这类大众的概念。而街道上的泥迹，他们也会立刻赋予“不干净”“没有清扫”之类固定想法。文学所表达的仅仅只是一些大众的经验时，其自身的革命便无法避免。任何新的经验一旦时过境迁就将衰老，而这衰老的经验却成了真理，并且被严密地保护起来。在各种陈旧经验堆积如山的中国当代文学里，其自身的革命也就困难重重。当我们放弃“没有清扫”“不干净”这些想法，而去关注泥迹可能显示的意义，那种意义显然是不确定和不可捉摸的，有关它的答案像天空的颜色一样随意变化，那么我们也许能够获得纯粹个人的新鲜经验。
    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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