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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关于"生命"的句子：本页收录的生命的句子/关于生命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生命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历史中有许多黑暗时代，在其中公共领域被遮蔽，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生活于这样一些时代并由它们所塑造的人们，很可能总是倾向于要么厌恶世界和公共领域，尽量地忽略它们，要么越过它们，跑到它们背后—就仿佛世界只是人们可以躲藏到它背后的一种表象—以达成与他们的同伴的相互理解，而不考虑在他们之间存在的世界。
    汉娜·鄂兰 《黑暗时代的人们》
    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物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不同程度的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的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汉娜·鄂兰 《黑暗时代的人们》
    在纽伦堡大审判的文件中可以发现，「没有任何一位亲卫队成员，因为拒绝执行屠杀任务而遭死刑。」（赫伯特．耶格尔〔Herbert Jäger〕，〈艾希曼审判之省思〉，《犯罪学与刑罚改革》〔Kriminologie and Strafrechtsreform, 1962〕）。而在纽伦堡审判中，一位辩方证人塞洛希（von dem Bach-Zelewski）表示：「可以提出转调申请，以规避任务职责，当然对个人来说，一定会遭受纪律处分，但还不到有生命危险的地步。」艾希曼很清楚他并未身处典型的「困境」：士兵「若不服从命令，会被军事法庭枪毙，但如果服从命令，则会被法官和陪审团判处绞刑。」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尽管震惊不断，汉娜·阿伦特还是足够勇敢执着，对外界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假如你看到她观察人类困境的极端形式恰恰秉承了“孤独”这个概念，而这个孤独不是说形单影只，而是说被人拒绝对话，那么你可以判断出，就像这场极其偏激的出版攻势被即刻贴上的标签一样，尽管艾希曼之争，尽管那本有争议的书在许多方面是对之前思考的必然推进，并且使之前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基本观点更加具体，尽管它是她事业上一个特别成功的案例，但它也是她生命中一道深深的伤痕。即便是在联邦德国，拒绝姿态也占据主流；而就算听到赞成的声音，也大多是带着错误的出发点。许多出现在艾希曼一书中的洞见和挑战，对于广大公众来说还为时过早，令他们措手不及。在她对“最终解决”政策的阐释引起足够重视和讨论之前，受极权主义理论影响而对纳粹体制产生的呆板僵化印象（汉娜·阿伦特不假思索地纵容这个印象，尽管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是不同于当时的僵化体制阐释理论的），必然会失去其在科学层面的前沿地位。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她对每个个体的要求，也是她自己努力实践的目标：敢于实践存在主义哲学含义下的飞跃，跳入自由的国度，拆除那些勾连着过去、通向外露的利益局势及其意识形态外衣的桥梁，敢于真正重新开始。 [64] 她明白，这对于民众是苛求，然而她要求的对象是那些以某种形式承担政治责任的人，哪怕他们只是作为犹太委员会的成员。此间，她还不遗余力地号召人们启用良知，呼吁后来人有机会挣脱久已生锈的历史枷锁。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她将重心转向发展一种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这种政治学说可把人的境况重新解放，并且重新肯定个人的自由与自主是相辅相成的筹码，重新拒绝强权思想和所谓的“现实政治”。在一个新世界里，会产生出这样的洞见，即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态、政治安定以及人口统计等问题，不再只是用纯粹现实政治和实用主义的行为方式来解决；在未来的这个新世界里，人们对这位思想上根植于“德意志哲学”的“犹太反叛者”会兴趣大增，而且，这种兴趣会收获日益重要的意义，尤其在面对年轻一代人时——她首先就是要对他们发声。即便她从未想过去解决贯穿她所有作品的那些疑难杂症。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假如他们在我出生时能看到，厄运女神为了扰乱幸运女神，已经把痛苦和烦恼编织到我的生命里，就不会对长子的降27生那样喜出望外了。但是，有一条仁慈的、模糊的面纱，阻挡我的父母预见未来。”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审判成了重新团结起分裂的社会的机会。本·古里安想证明除了唯一能保证犹太人安全的是以色列，此外所有的地方，犹太人都常有生命的危险。他要把犹太人大屠杀作为必须支撑这个唯一的犹太人国家的基石。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罗宾逊的主要表现在两篇文章中。第一不能认为“‘犹太人评议会’的成员在法律上、道德上是纳粹统治者的共犯。就如店主在强盗的手枪威胁下交出自己的商店不能看作是共同犯罪是同样的。”对“犹太人评议会”最坏的责难，是批判他们把犹太人的生命作为自己所有的东西那样处理。而且仅我所知，罗宾逊的前面没有一个人敢做这种事。……已叙说了第二个论点。这种“‘评议会’的成员接受任命的人，大致上谁都是从责任感出发去干的”，因此，绝对不是被手枪威胁下的行为。罗宾逊的这个第二个论点成了‘犹太人既得利益集团’论述家们的共同财产了。阿伦特自己对加入“犹太人评议会”的莱奥·贝克这样的人物的“责任感”决不怀疑。她怀疑的是这种感情对于犹太民族来说，是否会伴随什么最善的出色的判断的问题。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这套语言体系的实际结果并不是令人漠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阻止他们把关于谋杀和谎言的“普通”认识与眼下之事画上等号。艾希曼特别爱喊口号、说套话，而且又不大会正常交谈，于是，他自然成了“语言规则”的最佳实践者。[89]一切进行得如火如荼，不同的只是方式——流动的毒气车取代了毒气室。这就是艾希曼所看到的：犹太人在一个大房间里，被命令脱掉衣服、；接着来了一辆卡车，直接停在门口；赤裸的犹太人被命令走上车，车门关闭，卡车开走了。……“之后我跟在卡车后面离开，看到了我生命中最恐怖的一幕。车停在一道长长的墓坑附近，车门打开，倒出尸体，扔进墓坑。尸体四肢那么柔软，好像还活着一样。我还看见，有一个老百姓用钳子拔他们的牙。然后我就跑开了——跳进我的车，嘴巴紧闭。……”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另一方面，对我来说，知道一切终将继续就是答案。如果我能神清志明地死去，而不是被药品麻醉或被痛苦折磨得神志不清，我希望我最后的思绪能停留在植物生长、孩子出生、我从来不认识的人们在花园里于活或给朋友们打电话这些事情上。正是在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存在之中，我才能感觉到自己生命的脉动：就是这个脉动，在万物中哼唱、悸动，因而也存在于我的体内。
    戴安娜·阿西尔 《长书当诉》
    对于那些依靠感官接收信息来保持内心平衡的人来说，当感官开始衰退时，考验就会到来。当我再也无法看见（我外婆在去世前十年就没再见过星星了），再也无法听见（她说先是云雀的叫声消失，然后所有鸟儿的叫声都消失了），当我的身体——不仅给了我所有最可靠、最令人慰藉的快乐，也帮助我走出局限性，去接触其他人和其他事物 ——变成一个痛苦的负担（想想吧，微不足道的消化不良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个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实可能证明，这种生命的跳动只不过是血液在我耳朵里流动的声音。我所希望的是，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害怕，如果不是因为我也像花朵、火柴盒、狗或其他任何人一样，以同样的强度存在着，那为什么就算有这么多我本无须活下去的理由，血液却依然如此稳定地跳动了这么久呢？只因为这一切，都是一个更大世界的组成部分，而这个更大的世界，只能用“我即是我”这几个字来表达，不需要别的证明或理由。
    戴安娜·阿西尔 《长书当诉》
    现在在我子宫里发生的一切，仍然只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个生理过程，是我身体的一次新的分离。将来可能会存在一个需要加以考虑的生命，但在现在这个阶段，没有。
    戴安娜·阿西尔 《长书当诉》
    生命力的一个表征是：早晨睁开眼睛，立刻全然清醒。
    戴安娜·阿西尔 《长书当诉》
    死亡是个体存在不可避免的终点，我不用“生命的终点”这种表达，是因为死本身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万物生发，如果是动物或植物，还会繁衍，然后走向消逝，一切皆是如此：不只是人类、动物和植物，还有那些在我们眼里永恒的存在，比如岩石，也是一样。山脉会从参差不齐的山峰被侵蚀成平坦的地貌，甚至行星也会衰变，这个自然过程就是死亡。而杀戮，是暴力的无理干预，是一种侵犯行为——它剥夺了人类或其他任何动物自然走向死亡的权利。
    戴安娜·阿西尔 《活着，还活着呢！》
    我们普通人只是因为太过害怕，就算有所思考也不想沉湎其中。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都来源于人类与自身黑暗作战的渴望，试图了解邪恶也是这场战斗的一部分。
    戴安娜·阿西尔 《未经删节》
    从作者的观点来看，这是多么屈辱的必然，那些对他来说可能比任何事物都重要的东西，他耗尽心力花了好几个月，有时还带着极大痛苦和焦虑才创造出来的东西，如果不能找到一个中间人赋予它物质形态（这个中间人还要分享其收人），那它的生命就可能会被剥夺。毫无疑问，所有作者从理智上都知道，出版商在他们的书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和工作，理应获得合理利润。但我敢肯定，几乎所有作者心里都觉得，无论他们的书挣了多少钱，都应该完完全全属于自己。
    戴安娜·阿西尔 《未经删节》
    人们有时会问，为什么基塔·瑟伦利这么习惯于书写关于邪恶的文章，但我觉得如果有人在自己生命早期就陷入了如此灼痛的知觉并受困于此，那么她擅长这类写作就并不令人惊讶。我们普通人只是因为太过害怕，就算有所思考也不想沉湎其中。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都来源于人类与自身黑暗作战的渴望，试图了解邪恶也是这场战斗的一部分。诚然，为了与邪恶对抗而对之进行的了解，我们至今就算有了一些，也并不太多，而且，面对可怕事物时，我们的恐惧和沮丧常常将可能有的兴奋掩饰了起来。但是，如果任由这些理由阻止我们去了解腐败发生的机制，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在我看来，基塔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经历了那一切的大约二十五年后，依然想要一个解释，没有比深人透视这个特定邪恶人格更好的机会了。
    戴安娜·阿西尔 《未经删节》
    有一次，在他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我们曾谈起在槽糕的生活中用什么方法才能帮助自己渡过难关，我说我靠的是简单的快乐，比如水果的味道、泡热水澡的温暖、干净床单的触感、花朵应和着生命轻颤的方式、鸟儿轻快的飞翔，如果剥夺了那些乐趣…真是不敢想象！他问我是否真的可以依赖这些，我说我可以。我清楚地记得他悲伤、困惑地回答：“你真幸运，我就不行。”他的书，尤其是小说（在前三部小说里的幽默感消失之后）因为缺乏这种被称为动物本能的东西，所以是带有某种颜色的，或者我应该说是“褪了色的”，这确实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并不吸引人。
    戴安娜·阿西尔 《未经删节》
    1962年，关于出版商和作者的关系，我写下过这样的描述，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相处其实很容易，因为出版商通常只在读完作者所写的作品之后才与他们见面，如果认为作品不错，那么即将从门口走进来的人长什么样子并不重要。出版商对作品颇感满意，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能引起他人兴趣也颇感满意，除此之外，双方都没有义务努力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这是一个温暖又不苛求的开端，如果真的由此开出了喜欢的花朵，也是一种自然的发展。情况确实如此，但也仅限于此。从事这一行十六年之后，我这个想法依然没有改变，对此我有些吃惊，甚至有些感动，因为尽管开始时，相处几乎总是很容易，但从头到尾看下来，往往并非如此。我现在想说的是，出版商和作家之间的友谊，恰当地说，嗯，并非不可能，但确实很罕见。因为作者想接触的人其实是读者，如果他能与读者直接交谈，不需要中间人，他一定会选择这么做。出版商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想把某人写下的文字变成一本书（或更确切地说，变成几千本书）是一项复杂而昂贵的工作，书印刷出来后，还要分发给书商和图书馆。从作者的观点来看，这是多么屈辱的必然，那些对他来说可能比任何事物都重要的东西，他耗尽心力花了好几个月，有时还带着极大痛苦和焦虑才创造出来的东西，如果不能找到一个中间人赋予它物质形态（这个中间人还要分享其收入），那它的生命就可能会被剥夺。毫无疑问，所有作者从理智上都知道，出版商在他们的书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和工作，理应获得合理利润。但我敢肯定，几乎所有作者心里都觉得，无论他们的书挣了多少钱，都应该完完全全属于自己。因此，这段关系并不像我曾想象的那么容易。如果出版商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位真正优秀的作家，能够从其作品中获得真正的乐趣，那么事情会这样发展：出版商会对这个作者感到钦佩，对他的天性感兴趣，会关心他的福利，这些都可以成为友谊的组成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能获得此人的友谊作为回报，出版商应该觉得很荣幸...
    戴安娜·阿西尔 《未经删节》
    这意味着在他的生命里，吃是仅存的快乐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再剥夺他唯一能享受的食物似乎过于残酷，我无法控制地时时想到，如果一个生命已经被如此残酷的衰减，吃几口油炸圈饼让它再短点，又有什么关系？
    戴安娜·阿西尔 《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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