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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的是无数个不定的选项。于是我们就进了一个价值多元化的困境。价值多元的困境平时说起“多元化”，一般是正面赞赏：多元价值给了我们更大的选择空间，让个人获得了更多自由。举个例子，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果你不信教，可能会很危险；但现在你能够自由选择相信或是不信。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为什幺说价值多元化又是一种“困境”呢？这是因为价值多元化之于个人精神和公共社会生活还有消极的一面。先说个人。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増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人总要寻求意义。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价值多元化的处境中，我们好像有很多选择，可以相信A，也可以相信B，但没人能说，A或者B就是最好的。因此，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生：有人仍然信奉宗教，有人一心追逐名利，有人相信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有人执着于奋斗进取和成功，有人相信及时行乐、沉湎于各种感官享受…每个人的选择都可能有自己的主观理由，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共同理由。我在导论部分提到，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韦伯引用托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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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回到了开头的话题：为什幺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对金钱的度又很一致。并不是因为现代人都是拜金主义者，而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金钱就是一个最通用的工具。问题是，“诗与远方”带给我们的东西，真的能用金钱替代吗？前面引用了齐美尔的话，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但齐美尔还有一句话：“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这座桥上，我们真的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感覚，找到生命的意义感吗？这个问题只能留给你自己。这一节着重讨论了韦伯提出的重要概念：工具理性，它和价值理性都是理性的一部分价值理性是通过理性思考来确定目标，工具理性则是通过理性计算，找到达成目标的最优手段。工具理性的扩张，使得官僚制这种强大的组织形式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也带来了“手段压倒目的”的题。伴随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韦伯提出的那个最著名的论断，“现代的铁笼”也浮出水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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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读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通宵达旦，非常兴奋。但是读着读着突然想到一个间题，也许你他会想到这个题：尼采的学说会不会也是一种虚假的观念？如果我相信尼采的说法，不也是把自己的生命希望寄托在别人的理论之上吗？可是我继续读下去，很快就看到了尼采留下的警告。他在这本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特别精彩，我摘出来给你看你们说相信扎拉图斯特拉，但扎拉图斯特拉算什幺？你们说是我的信但所有的信徒又算得了什幺？你们没有探索自己，却发现了我…现在我要你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オ会回到你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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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对谷歌收录的3000万本以上的图书做了词频分析，发现自由主义的最初死亡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在进入20世纪时又多死了几次，到了1920年之后，几乎就在连续不断地死亡。相比之下，威权主义似乎从来不死，而保守主义只是偶尔死亡。一种思想，怎样才算是死了呢？我认为就是它不再能够成为社会生活实践的指南，只能进入博物馆成为考古研究的对象。自由主义不断被宣告死亡，恰恰表明它还活着，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同时也表明，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心存许多深刻的不满。这是为什幺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主要的原因是自由主义在现代的发展中遭遇了越来越强的平等主义的压力。也就是说，自由面对着来自“平等”的挑战。从“特权”到普遍的自由过去的自由和我们今天理解的不太一样，在古代社会，自由本来是一种特权”。现在说到“特权”，通常是指“一般人没有的权利"”。但其实“特权最初的含义恰恰是“个人特有的权利”。英文中的特权叫作 privilege，在词源学上说，它来源于两个词：一个是“ private"（私人的），一个是"lx（法律），特权就是这两个词合成的。它指的是“私人享有的法律权利”。那自由和特权又有什幺关系呢？在古代，特权与等级制联系在一起。等级结构中，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特权：领主有领主的特权，商人有商人的特权，农民也有农民的特权。比如，领主有权向佃农收税收粮，而佃衣有权要求领主保护他们。这里的“特权”，实际上是指“你能够如何自主行动”的意思。换句话说，根据等级位置，你有特定的不受侵犯的自主空间，这就是你的自由。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等级制被打破了，“自由”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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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这两种现实趋势相对应的，是两种相互竞争的论述。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而亨廷顿则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这两种理论甚至在格式上都很相似。我曾开玩笑说，这对师生好像是给大家上了一副对联。福山先写了上联，他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是《历史的终结？》。标题末尾打了个号。三年之后，他去掉这个问号，把文章扩展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给之前的标题加了一个尾巴。亨廷顿则对了下联，他在1993年发表的文章是《文明的冲突？》，标题末尾也有一个号，三年之后他也去掉这个号，把文章扩展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给之前的标题加了一个尾巴亨廷顿与福山的争论，导致师生二人相互疏远了很久。直到老师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才与弟子和解。不过，感情修复了，他们的思想分歧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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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施密特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寡言笨拙的男人，没有什幺哲学气质，不怎幺看书读报。纳粹审判施密特的时候，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说，救助太是为了给国防军保存劳动力，但施密特本人却否认了这个辩护理由。他自记帮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结果施密特被判了死刑。临刑之前，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 阿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甚至付出生命。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独立判断的典范在西方思想的源头中就存在，那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过“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义”，这样他至少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要求有多幺高深的知识，多幺聪明的头脑，只是要求你始终过一种自我反思的生活，不断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这就是所谓“道德正直”，英文就是“ moral integrity， Integrity这个词最初的含义就是“完整一致后来用来形容一个人品徳高尚。因为这样的人能够坦然面对自己，不用规矩和套话来自我欺骗，保全了自己人格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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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参与者面前只是一个待完成的流程，可能是一份排期表，可能是十趟运送任务，送完一趟打一个钩。大屠杀就这样被拆分成了流水线操作和例行公事。在这种流程中，人很容易丧失面对鲜活生命时的同情心和道德感。结果就是，每一个步骤组合起来共同造成了屠杀，而其中的操作者感受到的可能只是“我今天填了十张表”。这就是为什幺那些在私人生活中正常甚至善良的人，也可能成为屠杀的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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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韦伯引用托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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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老师概括了尼采的三大命题是人生虚无；二是理论虚假；三是生命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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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不断追问生命的意义，这种追问会遇到死亡和贪欲这两大难题。应对这种挑战，我们需要确立可靠的人生信仰。在酉方的传统社会，人们主要是依靠信奉宗教来应对。但经过了启蒙理性主义的洗礼，接受宗教信仰不再是理所当然的默认选项。现代人倾向于依靠理性来求证和确认信仰的可靠性，这样接受信仰才不是盲从。但是，信仰与理性之间存在着鸿沟，这靠理性论证本身难以弥合，确立信仰在现代世界因此变得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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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并不是对哲学的爱好、对高深的思考情有独钟，促使人们探究所谓人生意义。这种探究的必要性来自生活的波澜，以及在波中生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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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些“老实人”：他们遵循世俗的观念，日复日地干同一件事，精益求精，也乐在其中。他们不知道尼采，一辈子也没进行过深刻的反省和自覚。应该如何评价这种现实中的“西西弗斯”与经过反省和自觉的“超人”呢？刘擎如果真有这样的人，一生能保持自己的观念（无论是什幺），做着乐在其中的工作（前提当然是不伤害他人，如果有助于人和社会则更好），这就是一种好的生活。那幺，他就根本不需要进行“反省”，或者展开哲学思考这是一种质朴的“岁月静好”的人生。对于这样的生活，我们恰当的态度是尊重，而且注意不要去打扰。如若是“唤醒”他，告他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敦促他展开反思，甚至让他阅读尼采，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冒犯。说得轻一点，是“贩卖焦虑”；说得重一点，是“知识权力”的施暴。但他并不是西西弗斯（西西弗斯是明知人生的荒谬、人生本无意义，而“荒谬地”为自己创生意义），他的人生并不荒谬，他会感到自己的生活是有目标有意义的，虽然未必明述出来。但我相信，他能够讲出自己生命的故事，或许朴素，但很可能是有趣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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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道徳意识中有“祟高”这个概念，但我们时而会被动物性的欲望左右，难以自拔。在道德的视角下，人对自己的欲望会产生羞耻感，部视自己，感到自己生命的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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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强调个性、强调自由，看上去有各种各样的选项供我们选择。包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那幺多机会去提高真正的自主性，去发展自由而丰富的神和人格，因为我们有一个摆在眼前的迫切任务：满足社会机器对一个零件的要求。我们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一个合格、优质的零件，这就是“铁笼”的比喻中蕴含的深意。我们人类作为“万物的灵长”，那些生命和灵性发展的需求被忽视和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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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的理论掩盖了生命的真相让我们回到尼采思想的三大命题，进一步解读超人学说。首先是人生虚无，这不太难理解，意思就是人生本来没有什幺意义，所有意义都是人为制造或者赋予的。尼采喜欢一个希腊神话，说人间最好的事情就是你没有生出来；第二好的事情就是你生下来以后快快地死掉；最糟糕的就是你继续活着。这听上去是不是很悲观？但是不是悲观，主要取决于你怎幺看。尼采的意思是说，人生并不存在什幺客观的真理或者意义，等你去探索，然后发现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幻觉。如果你带着这种幻党去探索，那幺你注定会幻灭，然后你会感到悲观。但是，如果你从来就不相信这种幻觉，也就无所谓悲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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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的科学并不能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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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最有名的小说叫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英文叫“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这个标题让很多人感到“不明觉厉。”但如果你理解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就很容易看懂这个标题。生命之轻”是什幺呢，这个“轻”来自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有着无限展开的可能性，不被任何本质所限定。这是一种自由而轻盈的体验。但这种轻盈的自由又是孤独而沉重的，因为你必须独自承担你所有的选择，独自承担自己的生命，你是自己“生命的孤证”，这会让人感到难以承受。结果，我们就体验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个书名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也许你也曾经有所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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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萨特却说，你所有的选择，依据都只是你自己。这里显然有尼采的影响。尼采说，人是自己价值的创造者。“上帝死了”之后，就不存在客观绝对的普遍标准了，人也没有外在的标准可以依赖。俄罗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有一句名言：“如果上帝死了，那幺ー切都被允许了。”萨特说，这句话就是存在主义的起点。不存在客观的评价标准，判断一项选择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没有任何现成的、普遍有效的标准。你就是你自己的标准，你做了选择的同时就确立了选择的判断标准，这是评价的唯一标准。换句话说，你自己就是自己的立法者，为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承担绝对的责任。从“存在就是虚无”，萨特推出了人的绝对自由；而从绝对的自由，萨特又推出了绝对的责任。这是一份非常沉重的负担。 “生命之轻”是什幺呢，这个“轻”来自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有着无限展开的可能性，不被任何本质所限定。这是一种自由而轻盈的体验。但这种轻盈的自由又是孤独而沉重的，因为你必须独自承担你所有的选择，独自承担自己的生命，你是自己“生命的孤证”，这会让人感到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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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个人。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人总要寻求意义。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价值多元化的处境中，我们好像有很多选择，可以相信A，也可以相信B，但没人能说，A或者B就是最好的。……每个人的选择都可能有自己的主观理由，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共同理由。我在导论部分提到，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很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这造成了一种价值“真空”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好像无论我们如何选择都可以，要幺是人云亦云的，要幺是任意武断的，但都没有确定无疑的依据。这种空虚的不确定性，让现代人很容易被焦虑和无意义感所困扰。这是个人精神层面的问题。在社会层面，价值多元化也带来了棘手的问题。公共生活中有许多激烈对立的议题，本质都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在更基础的政治问题上，价值冲突也不会缺席。比如，是安全和秩序更重要，还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更重要呢？如果是前者，就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保障秩序；如果是后者，政府的权力就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在美国政坛，这个话题争吵了几百年，目前看，不仅没有“真理越辩越明”，反而是政治分裂和派系对立变得越来越严重。那幺，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寻求共识、弥合这些分呢？韦伯的看法是，分歧的根本原因如此深刻，许多冲突是无法化解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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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要知道的是，韦伯在指出祛魅的事实之后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梦醒了，然后呢—科学能让人从古代的魅惑中清醒，但是清醒之后的现代人怎幺重建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呢？袪魅的世界怎幺才能不成为冰冷荒凉的世界呢？这回，科学和理性能帮我们做什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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