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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生与死之间的这种对比，将转换成生与病之间的对比。疾病（被等同于死亡）成了生命的对立物。（……）(p.68) 现代疾病隐喻使一个健全社会的理想变得明确，它被类比为身体健康，该理想经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时又是对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呼吁。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浪漫派以一种新的方式通过结核病导致的死亡来赋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使人大彻大悟。通过有关结核病的幻象，同样也可以美化死亡。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对那些活着时既不接受宗教赋予死亡的那种慰藉、又不接受死亡（或其他东西）是一个自然过程的人来说，死亡是令人厌恶的神秘之事，是最终的羞辱，是不能控制之事。它只能被否弃掉。心理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大部分来自它是一种升华的唯灵论这一事实：以一种世俗的、貌似科学的方式肯定“精神”对物质的优先性。疾病这种无法避免的物质现实可以被赋予一种心理解释。死亡本身也最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心理现象。至少，有人已作出了这样的许诺，即疾病能够被战胜。只要“生理”疾病被看作“心理”疾病，那它就变得不那幺真实了——不过，作为补偿，它变得更有趣了。在整个现代历史中，有关疾病的思考都倾向于不断扩大心理疾病的范畴。疾病范畴的扩展，依靠两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被看作一种疾病。这样，如果犯罪行为可被看作是一种疾病的话，那幺，罪犯就不应该遭谴责或 (p. 52) 受惩罚，而是被理解（像医生理解病人那样）、被诊治、被治疗。第二种假说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可从心理上予以看待。大致说来，疾病被解释成一个心理事件，好让患者相信他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们（无意识地）想患病，而他们可以通过动员自己的意志力量来治病；他们可以选择不死于疾病。这两种假说互为补充。第一种假说似乎在消除内疚感，而第二种假说却又恢复了内疚感。有关疾病的诸种心理学理论全都成了一种把责任置于患者身上的有力手段。患者被告知是他们自己在不经意间造成了自己的疾病，这样好让他们感到自己活该得病。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队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对癌症患者隐瞒其所患之病的性质的政策，反映出这一信条，即最好不要让将死之人知道他们将死的消息，所谓好死就是猝死，要是死亡是发生在我们处于无意识状态或睡眠状态时，那就最好不过。然而，当代对死亡的拒斥，并不能解释人们撒谎的程度，亦不能解释人们为何希望他人对自己撒谎；它没有触及最深处的恐惧。患冠状动脉血栓症的人有可能要拖上若干年才死于下一次的病情发作，如同患癌症的人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死于癌症。但没有人会考虑对心脏病人隐瞒病情；患心脏病没有什幺丢人的。人们之所以对癌症患者撒谎，不仅因为这种疾病是死刑判决，还因为它——就这个词原初的意义而言——令人感到厌恶：对感官来说，它显得不详、可恶、令人反感。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在结核病获得被赋予这个部位的那些品质时，癌症确攻击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身体里有一个肿瘤，这通常会唤起一种羞愧感，然而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肺癌比起直肠癌来就不那幺让人感到羞愧了。现在，一种非肿瘤形式的癌症（白血病）出现在商业电影里，取代了结核病曾经包揽的那个角色，成了夺取年轻人生命的罗曼蒂克的病。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病，而作为一种袭击身体任何部位的疾病，癌症是一种身体病。它根本显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的显示身体不过就是身体罢了。这些幻象之所以盛行，是因为结核病和癌症不止被当做了通常具有（或曾经具有）致命性的疾病，它们被等同于死亡本身。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尽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于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经是结核病，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惧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做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做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的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解决之道并非对癌症患者隐瞒实情，而是纠正有关这种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既然死亡现在成了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幺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语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做某种需要加以遮掩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对癌症患者撒谎，以及癌症患者自己撒谎，所有这些，都证明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人们多幺难以正视死亡。既然死亡现在成了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幺，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语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作某种需要加以遮掩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存在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作疾病。本来被认为像健康一样是自然之一部分的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之物的同义词。毕夏1800年:生命是“抵抗死亡的那些功能的汇集”。马里内蒂1920年:任何为卖弄学问而摆弄概念的作风都是反人性的。现代疾病隐喻使一个健全社会的理想变得明确，它被类比为身体健康，该理想经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时又是对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呼吁。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瘟疫总被看作是对社会的审判。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加缪《鼠疫》：是使生命被赋予了严肃性的接二连三的死亡。倒好像是对此类灾祸不可能发生、不再可能发生的信念，实则意味着此类灾祸必定发生。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心态导致疾病，而意志力量可以治疗疾病——此类理论，无一例外的透露出人们对于疾病的生理方面的理解何其贫乏。此外，一种特别现代的偏好是对疾病进行心理方面的解释，恰如它偏爱对其他任何东西进行心理解释一样。心理学解释似乎为那些人们事实上控制不了或几乎控制不了的经历和事件（如染重疾）提供了控制方法。心理学解释瓦解了疾病的“现实”。人们必须对现实进行解释（它其实意味着什幺，或，它是什幺什幺的象征，或，它必须如此如此解释）。对那些活着时候既不接受宗教赋予死亡的那种慰藉、又不接受死亡（或其他东西）是一个自然过程的人磊说，死亡是令人厌恶的神秘之事，是最终的羞辱，是不能控制之事。它只能被否弃掉。心理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大部分来自它是一种生升华的唯灵论这一事实：以一种世俗的、貌似科学的方式肯定“精神”对物质的优先性。疾病这种无法避免的物质现实可以被赋予一种心理解释。死亡本身也最终可以被看做一个心理现象。……自佛洛依德和荣格开始，众多的心理学思想都暗含着这幺一个许诺，即死亡在当今是可以被战胜的。至少，有人已作出这样的许诺，即疾病能够被战胜。只要“生理”疾病被看作“心理”疾病，那它就变得不那幺真实了——不过，作为补偿，它变得更有趣了。在整个现代历史中，有关疾病的思考都倾向于不断扩大心理疾病的范畴。事实上，当代文化中对死亡的否弃，部分是因为这种疾病范畴的极大扩展所致。疾病范畴的扩展，依靠两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被看作一种疾病。这样，如果犯罪行为可被看作是一种疾病的话，那幺，罪犯就不应该遭谴责或惩罚。而是被理解（像医生理解病人那样）、被诊断、被治疗。第二种假说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可从心理上予以看待。大致来说，疾病被解释为一个心理事件，好让患者相信他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们（无意识的）想患病，而他们可以通过动员自己的意志力来治病；他们可以选择不死于疾病。这两种假说互为补充。第...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瘟疫总被看作是对社会的审判。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加缪《鼠疫》：使生命被赋予了严肃性的接二连三的死亡。倒好像是对此类灾祸不可能发生、不再可能发生的信念，实则意味着此类灾祸必定发生。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更笼统地说，法西斯主义美学产生于对控制、屈服的行为、非凡努力以及忍受痛苦的着迷（并为之辩护）；它们赞同两种看似相反的状态，即自大狂和屈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以典型的盛大庆典的形式表现出来：群众的大量聚集；将人变成物；物的倍增或复制；人群/物群集中在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具有无限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或力量周围。......法西斯主义艺术歌颂服从，赞扬盲目，美化死亡。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他反对历史地看问题，目标不仅是反对最貌似可信的简化，而且是对死亡的抗议。思考历史即意味着思考死者，并不断得到提醒：人总是要死的。卡内蒂的思想是不折不扣的保守主义思想。它——也是他——不想死。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他拒绝如黑格尔所表明的那样将死亡理解为生命以内的东西——理解为对死亡、有限、必死性的一种意识。在死亡这件事情上，卡内蒂是个顽固的人，是受惊的唯物主义者，是不屈不挠的堂吉诃德式人物。“我迄今为止尚未做成什幺事情来对付死亡，”他在一九六〇年写道。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法西斯主义美学包括，但远远超越了《最后的努巴人》中可以发现的对原始人所作的相当特殊的赞赏。更笼统地说，法西斯主义美学产生于对控制、屈服的行为、非凡努力以及忍受痛苦的着迷（并为之辩护）；它们赞同两种看似相反的状态，即自大狂和屈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以典型的盛大庆典的形式表现出来：群众的大量聚集；将人变成物；物的倍增或复制；人群/物群集中在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具有无限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或力量周围。法西斯主义的戏剧表演集中在强权与其傀儡之间的狂欢交易，他们身穿统一的制服，人数呈现出不断膨胀的势头。其编舞术在不断的变幻与定格的、静止的、“雄性的”造型之间来回切换。法西斯主义艺术歌颂服从，赞扬盲目，美化死亡。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越来越频繁地举行征服与奴役的仪式，越来越多地致力于表达仪式的主题的艺术，也许是富裕社会一种倾向的惟一合乎逻辑的延伸，这一倾向是将人们生活中的每个部分都变成一种趣味，一种选择；怂思人们将生活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里，性事向来多为一种活动（去做却不去想的事）。可一旦性成为一种趣味，它也许已经开始成为一种自觉的戏剧形式，这正是施虐一受虐狂的内容：这是一种既粗暴又间接的、非常精神的满足。施虐受虐狂一直是极端的性体验：当性成为非常纯粹的性，即与人格、关系和爱相互分离的时候，就走向了极端近年来，它与纳粹象征主义联系在一起，也就不足为奇了主仆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有意识地美学化。萨德恐怕要从头起家，来打造其惩罚与快乐的戏剧，即兴想好装饰、服装和读的仪式。现在，人人都能看到一份总的剧本提纲。颜色是黑色，材料是皮革，诱惑是美，正当性是真诚，目标是高潮，幻想是死亡。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完全是因为忧郁症性格经常为死亡所纠缠，所以，忧郁症患者才最清楚如何阅世。或者，更确切地讲，是世界向忧郁症患者而非向其他人的仔细拷问屈服。事物愈没有生命，思考事物的头脑便愈有力、愈有创造性。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施虐受虐狂一直是极端的性体验：当性成为非常纯粹的性，即与人格、关系和爱相互分离的时候，就走向了极端。近年来，它与纳粹象征主义联系在一起，也就不足为奇了。主仆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有意识地美学化。萨德恐怕要从头起家，来打造其惩罚与快乐的戏剧，即兴想好装饰、服装和亵渎的仪式现在，人人都能看到一份总的剧本提纲。颜色是黑色，材料是皮革，诱惑是美，正当性是真诚，目标是高潮，幻想是死亡。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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