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句子 | 关于希望的句子 | 描写希望的金句_句子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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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听到“自由”这个词时，在我们的心里能想到的所有的特殊自由中，“活动的自由”从历史上说是最古老、也最基本的。能够起程前往我们想去的地方，乃是作为所有自由之原型的动作，正如对自由活动的限制从远古时代起就是奴役的前提。活动的自由也是行动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正是在行动中，人才第一次经验到了在世界之中的自由。当人们被剥夺了公共空间时一它由人们起行动构成，并充满了和历史相伤的事件与故事一一他们就撤离到思想的自由中。当然，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经验。而且，某些这样的撤离似乎还曾被强加到莱辛身上。当我们听说这样一种从“世界中的奴役”向“思想的自由”的撤退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斯多噶派的方式，因为在历史中它是最有影响的方式。但是确切地讲，斯多噶派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一种从行动向思考的撤退，不如说是一种从世界躲进“自我”的逃离，人们希望通过它来维护自己独立于外部世界的主权。在莱辛那里并不存在这种情况。菜辛的确是撤离到了思想中，但决不是回到了他的“自我”中。如果对他来说，行动与思想的隐秘联结确实存在的话（我相信它存在，尽管我并不能通过引文来证明它），这一联结就存在于下述事实中：行动与思想都属于活动的形式，因而自由一活动的自由是它们共同的基础。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0

比塞尔瓦蒂乌斯博士的提问更加切中要害的，是艾希曼对这一阶段的最后陈词。“没有人，”他重复道，“走到我面前，因我在工作中的任何表现而责备我。甚至格吕伯牧师也承认没那样做过。”他接着说：“他找到我，寻求缓解痛苦，但是并没有对我的工作表现提出过任何抗议。”从格吕伯教长本人的证词来看，似乎他不是在寻求“缓解痛苦”，而是希望从前得到纳粹认可的优秀人群能够被网开一面。从一开始，德国犹太人就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分类，这种区别对待：德国犹太人优于波兰犹太人，战场老兵和有功勋的犹太人优于普通犹太人，祖上就出生在德国的家庭优于晚近移入者，等等。这成了犹太高尚社会道德滑坡的第一步。（今天，面对此类事件，人们的反应通常是，似乎人之天性中存在这样一种法则，驱动每个人在灾难面前摒弃尊严。我们还记得那些法国犹太老兵，当法国政府为他们提供同样的优待时，他们给出怎样的态度和回答：“我们郑重宣布，我们拒绝接受一切作为退伍老兵应受的特殊待遇。”见《美国犹太人年鉴》[American Jewish Yearbook]，1945。）毋庸讳言，纳粹本身从不把这些差别当回事。在他们眼里，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但是，对犹太人进行分门别类一直发挥着某种作用，因为它有助于在德国人中维持稳定：只有波兰犹太人被运走了，只有那些逃避兵役的人被运走了，等等。那些不愿意闭上眼睛的人，肯定从一开始就明白，“为了更顺畅地贯彻普遍原则，通常都会允许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参见路易斯·德容名为《纳粹占领下的荷兰犹太人与非犹太人》[“Jews and Non-Jews in Nazi-Occupied Holland”]的文章，此文颇富启发性）。接受对本民族进行分门别类，是一场严重的道德灾难。这是因为，每个要求获得“例外”的人，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这个等级原则；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在忙于争取“特殊情况”以求特殊对待之时，没有人明白这...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想必在学生时期就令他饱受困扰却未能明确意识到的缺陷，逐渐演变成了失语症。他道歉说：“官方用语是我唯一的语言。”但问题在于，官方用语已经成为他的语言，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说出一句不是套话的完整句。法官们最后对被告说，他讲的一切都是“空谈”。这个看法很对。但他们认为这种空洞是装出来的，觉得被告希望掩盖其他尽管丑恶却并不空洞的想法，就不对了。这种假设似乎跟艾希曼的那种一以贯之的做法相矛盾——尽管他记性不好，可每当提到一个对他比较重要的情况或事件时，他无一不是在重复同样的现成句子以及自己发明的口头禅(如果他的确自己造出了一个句子，他会反复说，直到这句话成为口头禅)。无论他是在阿根廷还是在耶路撒冷写回忆录，无论是面对警官还是法庭，他说的总是同样的话，用同的词。你听他说话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表达力的匮乏恰恰与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之所以无法同他进行任何交流，并不是因为他说谎，而是因为他周围环绕着坚固的壁垒，屏蔽他的言辞和他人的存在，从而帮他一并拒绝着真相。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同样不容置疑的是，积极反抗几乎仅仅来自左翼政治团体，而不关乎犹太长老阶层。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东欧犹太人具有隔都心态。对此，汉娜·阿伦特予以激烈驳斥。同时遭到驳斥的还包括劳尔·希尔伯格的阐释方案。把犹太上层的被动姿态追溯到一种特殊的犹太心态上来，在她看来只是在为反犹主义永久化提供消极论据。事实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东欧犹太人的行为方式在本质上与其他民众团体有何不同。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汉娜·阿伦特在解释受害者为什么会合作时就描述过那些条件。批评她的人当然不会疏于指出这里的矛盾之处。党卫军的人在隔都中难以想象的恐怖生存条件下，竟会服从某些犹太领导集团。这一点尽管匪夷所思，但并非不可理解。犹太民众对于灭绝措施，无论在道德还是政治层面，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些措施首先以一种发散性的态势进行，从而令灭绝命令之下一再萌生的幸存希望失去了根基。假如汉娜·阿伦特对犹太人组织同纳粹当权者的合作能够作出更有力度的区分，效果就更好了。1936年以前，盖世太保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就有过合作。同样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无论对哪一方，这些目标都是消极性的。对犹太民众团体进行完整异化，无疑为推行纳粹反犹纲领创造了关键性的前提条件，同时又不会有优势人群采取有影响力的反抗行动。犹太复国主义团体起初间接促进了这个过程。不难证明的是，即便在复国主义运动中，也存在一种植根于普遍时代潮流的、亲近纳粹意识形态的倾向。纵然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中心协会在1933年以前曾明确表态，反对纳粹对犹太人施加死亡威胁；可是到1938年，在德意志犹太人全国代表大会（即中心协会的后继组织）里，主流观点却成了暂且容忍专制政府。这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事态的走向，因为犹太人外迁之所以受阻，首要原因在于外汇金额不足以及移民接收国的拒绝姿态。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由于犹太人只考虑自的历史语境，于是，希特勒统治时期犹太人所罹受的灾难（三分之同胞被害），在他们看来并不是最近才有的犯罪，也不是前所未有的种族屠杀，恰恰相反，乃是他们早已熟悉和铭记的最古老的犯罪。这一误解——如果我们不仅将犹太历史中的各种史实，更重要的，也将当代犹太人在历史中形成的自我理解也一并纳入考虑便会发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实际上是耶路撒冷审判中所有败笔以及缺憾的根源所在。参加审判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真正明白奥斯维辛在事实层面究竟有多么恐怖。奥斯维辛恐怖的本质有别于迄今所有暴虐行为，却只被公诉方和法官当作犹太历史上最恐的种族屠而已。…然而，从政治和法律角度看，这些“犯罪”无论在量的层面还是在质的层面，都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一直到纳粹政权宣称，德意志民族不仅不能容忍德国境内有犹太人存在，而且希望整个犹太民族从地球上消失时，才出现了这种新的罪，即真正意义上的反人类罪，一种“反人类生存状况”、反对人类本性的罪。种族驱逐和种族灭绝尽管都是跨越国界的犯罪，但必须严加区分；前者侵犯的是邻邦的领土主权，后者攻击的则是人类的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状况”的特性。如果没有了这种多样性，那么像“人类”或“人道”这样的词将变得毫无意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很明显辩方并不希望他认罪，理由是在当时的纳粹法律体系下，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被指控的内容并非罪行，而是“国家行为”，任何其他国家对此都没有司法权（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他是在奉命行事，用塞尔瓦蒂乌斯的话，“若国家胜利了，他的所作所为会令他加官进爵；若国家失败了，则会令他命丧黄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1943年6月30日，德意志帝国——包括德国、奥地利和保护国——宣布无犹化。这个日子比希特勒所希望的晚了好久。没有确切数据表明，到底有多少犹太人被遣送出这片国土；但是我们知道，按照德国1942年的统计数据，二十六万五千个已被遣送或符合遣送条件的人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幸逃脱。也许有几百人，最多几千人，成功地找到藏身处，并在战争年代幸存下来。1942年秋天，纳粹党参谋部下达一份内部通告，正式对遣送行动作出官方解释。这同时也是一个绝佳诠释，证明他们在平复犹太邻居可能引发的良心不安方面多么驾轻就熟：“为最终巩固本民族利益，只能采取冷酷到底的方式解决这类极其棘手的问题。此乃人之常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P121 早在德国本土遭遇战争恐怖之前很久，杀人灭绝机器就已被提上日程并经过了精心打磨。无论是在捷报频传的岁月，还是节节溃败的战争末期，其错综复杂的官僚机制都始终如一地精确运转。起初，当人们可能还有良知的时候，担任指挥角色的精英层，尤其是高级党卫军军官几乎没有人倒戈或变节；只有当德国战争败局已定时，他们才开始冒头。另外，这些背叛的规模从来就没有大到推翻纳粹杀人组织的程度；并且，这些个人行为并非出于怜悯，面是贪腐；背叛纳粹不是出于良心发现，而是希望在苦日子到来之前积一些钱财和人脉。P122 如艾希曼所述，最有力的良心安慰剂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他看不到哪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真正反对“最终解决”。在占领须土上建立伪政府的同时，总是伴生着一个犹太中央组织；我们随后还会发现，纳粹未能建立傀儡政权的地方，便无法获得犹太人的合作。尽管伪政府的成员通常来自反对党派，但犹太委员会成员原则上都是当地声名显赫的犹太领袖，纳粹赋予他们很大权力，直到他们自己也被火车带走。P131 不过，真相是，无论在地方还是国际上，都存在犹太社团组织、犹太党派和社会福利组织。犹太人无论在哪里生活，都有公认的犹太领袖；而这些领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出于何种原因，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同纳粹合作。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的确没有组织、没有领袖，那么就会乱象丛生，灾祸遍地；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总数则很难达到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之间。P133 我们这里只需顺便提一下德国国内所谓的”内心流亡”。那些人大都供职于第三帝国，甚至有的身居高位；而在战争结東之后，他们告诉自己和整个世界，他们一直“从内心反抗”纳粹专政。此处的间题不是他们是否在说谎，而是，在这个被重重秘密包裹的希特勒政权下，“内心反抗”竟是保守得最好的秘密。在纳粹的恐怖形势下，这几乎成了心照不宣之事。有一位著名的“内心流亡者”，认为自己刚正不阿。有一次...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犹太人都从来没有花过这么多钱去做一笔毫无希望的生意，用奇怪的卡斯特纳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为保全自己和家人性命而胆战心惊的犹太人，对金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了。”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面对媒体采访时，这位律师答道：“艾希曼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有罪，而非在法律面前。”但是这个回答从未得到被告本人的证实。很明显辩方并不希望他认罪，理由是在当时的纳粹法律体系下，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被指控的内容并非罪行，而是“国家行为”，任何其他国家对此都没有司法权（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par in parem imperium non habet]);他是在奉命行事，用塞尔瓦蒂乌斯的话，“若国家胜利了，他的所作所为会令他加官晋爵；若国家失败了，则会令他命丧黄泉。”首先，他（艾希曼）认为谋杀的罪名就是错误的：“我没做过任何跟杀害犹太人有关的事。我从未杀过任何一个犹太人，或一个非犹太人，总之——我从未杀过任何人。我也从未下命令杀死任何一个犹太人或非犹太人。我根本就没做过。”抑或如其之后的说明，“事情就那样发生了……我什么也没有做过”——因为，假如命令他去杀害自己的父亲，他也会义无反顾去做。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如果我只是赞成现在的我所追求的，以此来替换参与的事情，或者如果假设什么时候会把成功的抵抗作为唯一的机会去实行的话，我已经不能和自己共存了。我的人生，对于我来说，已是不值得生存下去的了。从而，我必须实施不正当、与实施这样的不正当者（指我自己）一起生存。与这相比，倒不如我希望现在蒙受不正当，进一步在被强制参与了的事例中付出被处以死刑的代价。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何况拒绝犹太民族或其他民族生存在这个地球上，你（艾希曼）和你的上司有决定谁能或谁不能住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吗。正因为你的指示，实行的政治，我们谁也都不希望和你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你应该判处绞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1943年6月30日，德意志帝国一一包括德国、奥地利和保护国一一宣布无犹化。这个日子比希特勒所希望的晚了好久。没有确切数据表明、到底有多少犹太人被遣送出这片国土；但是我们知道，按照徳国1942年的统计数据，二十六万五千个已被遣送或符合遣送条件的人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幸逃脱。也许有几百人，最多几千人，成功地找到藏身处，并在战争年代幸存下来。1942年秋天，纳粹党参谋部下达一份内部通告，正式对遣送行动作出官方解释。这同时也是一个绝佳诠释，证明他们在平复犹太邻居可能引发的良心不安方面多么驾轻就熟：“为最终现固本民族利益，只能采取冷酷到底的方式解决这类极其棘手的问题。此乃人之常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既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维度一一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艾希曼有事业心，并且迫切希望获得晋升，但他不会通过杀掉上司而谋其位。他也没有展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想法。阿伦特断言，是他的“平庸性”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罪犯之一。她不满地指出，在审判艾希曼的过程中，说他是大屠杀背后的设计师、智囊实在是荒唐，竟从没人提出或讨论过：他根本就没有脑子。之所以无人讨论，一方面是由于这一点很难理解，还有一个原因，艾希曼审判是一场由本一古里安导演的庭审秀，至少部分源于政治需要一一证明大屠杀就是史上最大的反犹迫害事件。艾希曼的所谓平庸性是这本书引发如此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大多数人仍然以为谋杀犯都是暴徒或恶魔。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艾希曼的所谓平庸性是这本书引发如此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大多数人仍然以为谋杀犯都是暴徒或恶魔。另一个原因来自该书对纳粹钦定的“犹太委员会”所作的简短评价。犹太委员会中的显要人物无法看穿纳粹的阴谋，徒劳地希望他们为本地犹太人的利益作出最大贡献，却在不经意间成了纳粹以最小行政成本和财力在最大程度上消灭犹太人之决策的工具。当然，以上两点都并不新鲜。盖尔索姆·肖勒姆在致阿伦特的一封公开信里指责她没有良心，而若是换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定不会视阿伦特的“平庸的恶”为廉价的口号。当魔鬼造访卡拉马佐夫时，他成了一个寒酸的、愚笨的、粗俗的蠢蛋。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因为上述这些话，我被自己的傲慢吓坏了，因为我已经不再期待爱，也几乎不再想去爱了，但如今，我却又陷入了爱河。感觉就是如此。我不再在我所爱的人身上寻找其他人，我希望他尽可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和陪伴，但也仅止于此。我希望他作为自己活着，没有不幸或不快乐。也许这是因为我年纪大了，习惯已经固定，不再想要更多东西，也许我是在欺骗自己。如果我说的是实话一我十年后必须重读二下这段文字！一那我宣称现在自己很幸福就是合理的。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不管是“奸淫”还是“上帝”，都不过是个简略的表达方式。我知道“奸淫”的具体意思，但我想表达的与此不同，我指的是做爱，不论结婚与否一婚姻可能要过几年才来，但我希望能很快做爱。当时我对性的抽象痴迷已经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对爱情的全心专注，这通常仅仅指向一个男人，但如果保罗辜负了我，我也会和另一个人做，那只能为保罗感到遗撼。在学校，我们从来不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另一方面，对我来说，知道一切终将继续就是答案。如果我能神清志明地死去，而不是被药品麻醉或被痛苦折磨得神志不清，我希望我最后的思绪能停留在植物生长、孩子出生、我从来不认识的人们在花园里于活或给朋友们打电话这些事情上。正是在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存在之中，我才能感觉到自己生命的脉动：就是这个脉动，在万物中哼唱、悸动，因而也存在于我的体内。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我不再在我所爱的人身上寻找其他人，我希望他尽可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和陪伴，但也仅止于此。我希望他作为自己活着，没有不幸或不快乐。也许这是因为我年纪大了，习惯已经固定，不再想要更多东西，也许我是在欺骗自己。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对于习惯了在宽阔大海上航行的人来说，在大海里航行当然更好，但我仍然不安地意识到，像帆船这样小而脆弱的人造装置，要能经受如此巨大冷酷的对抗力量，是多么不寻常的一件事。我一直很喜欢水，但是大海一大海里的水也实在太多了吧。只有一件事比这更可怕，那就是从高空俯瞰云层，云层呈现出大地的模样，仿佛我出现了幻觉。在这样的情境中飞行过后，那些沟壑、峭壁，那些像从被侵蚀的沙漠中拔地而起的悬崖和山峰，一直萦绕在我脑海。我始终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感觉，仿佛自己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常识告诉我，如果我穿着降落伞跳下，会穿过这些云层，这就够槽的了。但更糟的是，我在噩梦中发现，自己竟然落在了云朵上，原来它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存在着、没有水，没有温度，没有任何东西生长其间，我成为那里唯一的生物，我只能像蚂蚁一样，在这个坚实但完全属于陌生秩序的地方跌跌撞撞、挣扎死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希望。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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