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不容置疑的是，积极反抗几乎仅仅来自左翼政治团体，而不关乎犹太长老阶层。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东欧犹太人具有隔都心态。对此，汉娜·阿伦特予以激烈驳斥。同时遭到驳斥的还包括劳尔·希尔伯格的阐释方案。把犹太上层的被动姿态追溯到一种特殊的犹太心态上来，在她看来只是在为反犹主义永久化提供消极论据。事实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东欧犹太人的行为方式在本质上与其他民众团体有何不同。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汉娜·阿伦特在解释受害者为什么会合作时就描述过那些条件。批评她的人当然不会疏于指出这里的矛盾之处。党卫军的人在隔都中难以想象的恐怖生存条件下，竟会服从某些犹太领导集团。这一点尽管匪夷所思，但并非不可理解。犹太民众对于灭绝措施，无论在道德还是政治层面，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些措施首先以一种发散性的态势进行，从而令灭绝命令之下一再萌生的幸存希望失去了根基。假如汉娜·阿伦特对犹太人组织同纳粹当权者的合作能够作出更有力度的区分，效果就更好了。1936年以前，盖世太保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就有过合作。同样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无论对哪一方，这些目标都是消极性的。对犹太民众团体进行完整异化，无疑为推行纳粹反犹纲领创造了关键性的前提条件，同时又不会有优势人群采取有影响力的反抗行动。犹太复国主义团体起初间接促进了这个过程。不难证明的是，即便在复国主义运动中，也存在一种植根于普遍时代潮流的、亲近纳粹意识形态的倾向。纵然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中心协会在1933年以前曾明确表态，反对纳粹对犹太人施加死亡威胁；可是到1938年，在德意志犹太人全国代表大会（即中心协会的后继组织）里，主流观点却成了暂且容忍专制政府。这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事态的走向，因为犹太人外迁之所以受阻，首要原因在于外汇金额不足以及移民接收国的拒绝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