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左翼经济学家在倡导“人民的资本主义”，而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提出了“共同善的资本主义”（common-good capitalism），出自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他11月在一所大学的演讲中，抨击了自由放任主义那种“不加以引导的市场会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观念，认为这种老办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它无法建立劳资双方在义务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虽然“老办法”可能会带来GDP和利润的增长，但它本身不会带来“有尊严的工作”。他批评当前的政府政策只追求经济增长，指出“这种增长常常只能让股东受益”，却牺牲了新的工作和更好的薪酬。卢比奥对当前政治的左右两派都表达了不满，因为右派只注重维护商界谋利和股东投资回报的权利，却忽视他们对于工人和国家应有的义务，同时也忽视了工人分享收益的权利；而左派热烈呼吁每个人获取收益的权利，也强调商人有义务分享他们的成功，却很少谈论工作的义务和商业界的权利。卢比奥所构想的“共同善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由企业的体制”，其中劳资双方都享有权利也履行义务：“工人履行他们工作的义务，也享受他们工作的收益。与此同时，企业享有创造利润的权利，也要将足够的利润重新投资来为美国人创造有尊严的工作。”。。。。。。参加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杨安泽，在初选竞争中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Human-centered Capitalism）。他反对“重利轻人”的主流经济模式，认为“劳动力参与率”（labor forceparticipation rate）、“收人中位数”以及“寿命预期”这些指标要比传统的失业率和GDP更准确地衡量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他的竞选策略中，最受人瞩目的是“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提案，承诺给每个十八岁到六十四岁之间的美国人发放每月一千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B）。这个方案听上去匪夷所思，但他以（被美国人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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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最主张平等主义（egalitarian）的社会，托克维尔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当时在美国不到10%（而在英国超过了20%），但今天上升到20%。在20世纪50年代，CE0的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而现在达到了三百六十倍。贫富差别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少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这部著作杰出的贡献在于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两个重要观点：让优绩制的竞争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原则，会导致社会的分裂，进而危及西方社会赖以生存的民主政治体系。此外，严重的结果不平等也将损害机会平等，反过来会侵蚀优绩制本身的原则。但马科维茨的核心主张带有含混的暗示，声称优绩制是资本主义困境的根源，好像若非如此，本来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优绩制得以大行其道，可能正是由资本主义的逻辑所驱动。优绩主义的霸权源自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逻辑和效率最大化原则，这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新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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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招生同样以“择优录取”为主要原则，反映了美国的“优绩制”（meritocracy）的价值取向，但其公平原则也包含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正义”观念，突出体现于“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又译作“肯定性措施”）。此外，美国大学还会兼顾“文化多样性”的目标，可能会考虑校园的“族裔平衡”（racial balancing）。择优录取、补偿正义和文化多样性，这三重维度之间存在张力，每个大学有自己的侧重与应对策略。几十年来围绕“平权法案”的辩论和诉讼连绵不绝，可见平衡公允的决定何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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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自由主义百年来的进步是非常可观的：在自由世界“许多生活中‘极大之恶’，包括奴隶制、赤贫、失业、基于种族和阶级的法律差异以及宗教歧视，已被消除或极大地缓解”。但弊端和问题也持续存在。自由主义者有远大抱负，但自由社会的现实永远无法企及理想。其中一个原因是自由主义蕴含着多种彼此冲突的目标（比如，更大的个人自主性与更充分的平等之间存在冲突）。“由于这种内在紧张，自由主义携带着自我破环的种子。”虽然获得了种种进步，但自由主义的成就总是局部的、暂时的和不完善的。。。。导言中指出，《经济学人》在一百七十五年前创刊时，就致力于推动自由主义一“一种对个体尊严、开放市场和有限政府的普遍承诺，以及一种依靠辩论和改革带来人类进步的信念”，而不是如今美国大学校园中流行的左翼“进步主义”，也不是法国时评人构想的右翼“极端自由主义”。令人忧虑的是，“自由主义造就了现代世界，但现代世界正在背离自由主义”。如果要复兴自由主义的活力，必须反省它失去活力的多种成因。在社会经济方面，需要反省自由主义崇尚的“优绩制”（meritocracy）竞争对造成贫富差别与社会固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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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利益并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幺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图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无法独立于“共同价值”。。。。彭斯与蓬佩奥的演讲显示，美国正在改变“自由秩序”的含义和取向，从以往包容开放的全球主义，转向党同伐异的敌我划界；从信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价值，转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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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鲁大学会议的报告中，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普热沃尔斯基指出，中产阶级丧失对未来的信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两百年中，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信念是财富不断增长，一代更比一代强。但现在这个信念被动摇了。1970年，美国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中有90%认为自己比父辈年轻时的生活质量更好，而到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50%。1980年以来，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现在有64%的欧洲人和60%的美国人认为下一代的生活会比自己更差。1973年之前，生产率与工人收入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此后便开始明显脱节。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导致了“阶级妥协”的瓦解。人们对现有体制缺乏信心，政治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使边缘党派和候选人有了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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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甚至认为，从长期演化论的观点看，人的出现似乎只不过是为了发明出更卓越的超级智能的存在。他说，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思维”，人类的有机体思维（organicthinking）只是超大尺度的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其思维的速度与强度终将被机器智能所淘汰，尤其在量子计算机诞生之后。生物大脑的抽象思维奠定了所有文化与科学的基础，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前奏，是通向非有机体的后人类时代更强有力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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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疆界划分为居住地域、人际互动、物质交换和信息交往这四重疆界，那幺在原始的部落社会，对同一部落的人而言，这四重疆界是基本重叠且共享的，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个体的四重疆界不再重叠，而且同一社群的成员也不再共享相同的疆界。这是多种跨疆界的遭遇的结果，也形成了同一共同体内部的差异性。如今，在国际大都市中，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群的信息交往是全球性的，物质交换是跨国的，人际互动是跨地域的，虽然他们可能长久居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们的四重疆界不再是重叠的。而身处同一个国家中欠发达地区的人群，他们的各种疆界可能要狭隘得多。这个视野或许能更为精微地阐述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在这种视野中，同一国家中倾向于全球主义与忠实于本土主义的人口之间的差异，很可能被解释为双方处在不同的疆界之中。疆界的政治含义可能是权利义务的边界，在文化上可能是伦理判断的适用性边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他者”的暴力就是疆界之外的人群不被当作具有伦理意义的存在。这可能为理解各种歧视打开新的研究视野。遭遇提供了一个从生成（becoming）视野来理解政治共同体的变化和发展的视角。这个理论也为发展新的世界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另外，我仍然在思考“疆界——遭遇”的理论模式是否有可能对社会科学中经典的“能动者——结构”问题（agency-structure problem）进行新的、更精确的类型化处理。这里需要认真考虑，在什幺意义上它能够弥补比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以及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存在的局限。这当然都是很费力的工作。问：这一构想的学术渊源是什幺？《疆界与遭遇：广义政治学理论纲要》大约会在何时完成？答：关键的两个范畴都是从其他学者那里获得的启发。在对文化多元主义的研究中，有几位结构主义取向的学者发展出了“边界理论”（Border Theory），他们有时候也用“boundary”的概念，在处理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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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合意是亲密关系的基本原则，这要求双方充分尊重彼此的意愿。复杂的情况在于，亲密关系中“意愿”有时是复杂的、变化的。比如婚内的性关系，婚姻的合法性本身并不意味着某一方随时都保持性活动的意愿，违背对方意愿的强制性行为也构成性侵。而在亲密关系建立的最初阶段，性意愿处于一个相互试探和逐渐明确的形成过程，常常有暧昧不清的时刻。这里可以明确的原则是，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刻说出的“No”都足具分量，另一方应当即刻停止。但是没有明确说出“No”是否就意味着“Yes”呢？比如，肢体语言含混流露出的“勉强”应当被视为拒绝还是微妙的试探？其中有一个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当然，更安全的做法是事先签订契约，并且在亲密活动的每一步都明确询问对方（“Are you OK with this?”之类），在获得明确的肯定答复后再继续进展，但这很可能会将亲密关系变成一种道德纯洁却乏味无趣的关系。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意愿与权力结构。许多女权主义者主张，如果是处在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弱势一方，即便明确表达“自愿”，也不能算作“本真的意愿”。通常我们认为，职场中直接的上下级、校园中的师生处在明显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之中，所谓“自愿”实际上往往是权力效应的结果，因此明令禁止他们之间发生亲密关系，这可以成为正当的通则。但是，权力对意愿的影响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如男性对女性、明星对粉丝、富人对穷人、年长对年轻（或者相反）、高颜值对低颜值、高智商对低智商、专业熟手对专业新手、健康对体弱、母语对非母语、开放对保守……所有的前者都可能在亲密关系中处于强势的一方。因此，完全免于任何权力效应的“本真的意愿”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成年人自我明确表达的“自愿”不足为信，那幺应当由谁、根据什幺来判断一个意愿足够真实（从而免于性侵的嫌疑）？权力对意愿的影响是一个真命题，但具体情境下的个案判断却是复杂的，有时是极为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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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拉曾对美国两大政党的网站主页做过对比，共和党的主页上推出的《美国复兴的原则》文件十分醒目，包括对广泛关注的政治问题的立场声明。然而，民主党的网站主页上却找不到类似的原则性声明，只有多达十七个不同身份群体的网站链接，其内容是各个群体分别提出的不同的主张和诉求。这样的多样性照顾到每一个身份群体的特殊性，却很难形成有效的政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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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重建公民政治的目标是正确的，但路径不是放弃，而是经由身份政治来实现（正如寻求世界主义的目标，也无法抛开而是要通过民族主义来实现）。身份政治理论实际上并不排斥公民政治，并且非常重视在多样的族群身份之间建立“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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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注的问题点是对美国精神的认知偏差。特朗普获得近半数选民的支持当选总统，许多评论家认为他胜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效地煽动了“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这似乎有悖于人们对美国精神的惯常理解。在美国政治教科书以及主流的政治话语中，美国不具备典型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传统，因为美国缺乏单一民族国家那种以共同血缘、人种和语言为基础的民族认同。即便论及“美国的民族主义”，也无法以老欧洲（尤其是德国式的）“血与土地”的方式来理解，而是以对“自由信条”的共同忠诚来界定，这就是所谓的“理念型民族主义”。……在美国“拒绝那个信条的核心理念就是非美国的（un-American）”。由此看来，美国的理念型民族主义以美国价值观为自豪，甚至会鄙视“旧世界”那种（基于种族和土地的）“原生论民族主义”（primordialist nationalism）。如果否定这种特色，那幺美国不过是老欧洲的民族国家的“美洲翻版”，丧失了“新大陆”的精神特质。因此，诉诸一种基于白人种族的“原生论民族主义”是对“美国正统”的背离，是“非美国的”。然而，2016年美国政坛的戏剧性变化，即便没有彻底颠覆也强烈质疑了“美国例外论”的神话。特朗普的“文化政治”成就表明，对“何为美国、何为美国的文化传统、何为真正的美国人”等问题的竞争性阐释从未终结。一些历史学家和思想家近年来的研究揭示，白人民族主义实际上从未被彻底埋葬，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步”洪流的冲击下，暂时收敛或沉寂，藏匿于舆论边缘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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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的作者让·格朗丹教授以史料档案为依据，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伽达默尔，描述了他如何在纳粹统治的黑暗时期圆滑行事以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他虽然没有正式加人纳粹党，但他在发现有利于自己晋升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纳粹教导营，从而不失时机地填补了遭到清洗的犹太教授所留下的位置。而在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德国后，伽达默尔又常常在课堂上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不过，格朗丹也在书中为伽达默尔辩护，认为他属于那种不过问政治的老一代大学教授，只是机智地采用了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伽达默尔曾骄傲地宣称，“从不阅读历史短于两千年的书”。格朗丹甚至认为，海德格尔对纳粹的热情也只是“羞耻”而不是“罪行”。但许多学者持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伽达默尔的学生理查德·沃林教授，他在多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自己的老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作为，认为德国学术界所谓的“内心流亡”的观念是华而不实的托词，伽达默尔从来没有对自己面对艰难问题时的行为作出反省。因此，他认为格朗丹的“生存策略”的说法并没有理解哲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特质，即以原则而不是个人利益来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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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于2003年9月25日因白血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萨义德是享誉世界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被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批判知识分子之一。他的逝世引起了广泛的震惊与哀悼。在几个月内世界各地有近千篇纪念文章发表，普遍认为这是学术界和公共知识界的巨大损失。（详见“附录”《萨义德轶事》）萨义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大半生在美国度过。1957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0年及1964年分别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和牌士学位，之后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也曾先后担任耶鲁、哈佛和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的客座教授。在美国国内与国际政治事务中，萨义德始终坚持批判知识分子的立场，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重要争论，在学术界内外都拥有广泛的读者。他是当今西方世界中巴勒斯坦间题的代言人，对巴以双方在和平间题上的立场和政策都提出过强烈的批评与建设性的方案。他在文化批评、比较文学与英国古典文学等研究领域中的杰出学术工作，受到了同行的高度评价并具有跨学科的影响，其“东方主义”论已经成为当代的经典批判论述，其主要代表作有《东方学》（1978）和《文化与帝国主义》（1985）。也许，萨义德在获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逝世的消息时所写的一段话，可以恰当地用来描述他自己去世后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他的去世是如此令人痛惜以至于无法在遥远的美国独自承受，在这个对人性缺乏支持而正统的道德与权力难以挑战的年代，他的作品与知识典范对我们既是启示又是慰藉，而他的批判和反抗精神是我们必须继承和永远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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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生前曾有一位朋友在媒体上赞誉她是“美国最聪明的女人”。她却为这样一种形容感到“羞辱”。“首先，这是如此具有冒犯性和侮辱性，它如此强烈地预设了你所做的事情不适合它所命名的那种类别，即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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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于如何解决民族身份给世界带来的冲突，您提出了“新世界主义”。对于这个问题，赵汀阳老师提出过“天下体系”，许纪霖老师也有他的“新天下主义”。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观点？答：我所构想的“新世界主义”当然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论述，但是，所谓“新世界主义”，它要强调的是，任何普遍主义的论述并不是现成的，而是构成的，或者说是建构的、是做成的，因为普遍主义的文明都不是无中生有的，而要发源于特定的地方和人群，发源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这也是我们要守护特定的文化的一个理由。其实每一种高级的文明都有一些具有普遍主义潜力的要素。但这种普遍主义的要素一旦创生以后，它要在文化遭遇的过程中超越“原产地”的范围，对更广泛的人类事件发生影响，而且要在新的适应与调整过程中获得持续的发展。所以它就不能仅仅是属于“原产地”的，而是要转化为人类共享的文明要素，这就是“新世界主义”所理解的一种叫“跨文化的普遍主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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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注意，美国对自身的特殊理解，以及它对世界图景的特殊想象，其中包含着与老欧洲那种“根植于土地”的观念相当不同的思想传统。在根本上，美国战略并不依附于领土要求。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曾经说美国外交是“无迹可寻但又无处不在”，“缺席”和“在场”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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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终结”当然不是说历史事件不再发生了，而是说无论发生什幺惊心动魄的斗争，都是过眼云烟，用黑格尔的话说是“理性的诡计”而已，无法改变终点，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除了自由主义民主，没有其他真正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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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思想界如何对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立场，宣扬自己的优势，同时也严肃地甚至激烈地批评自己的问题，思考自身面对的挑战，并重新回到多声部的辩论之中。这种警觉的态度对我们或许不无启发。今天我们也要对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去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也要直面自己的困难与问题，并由此展开深入的思考，这样或许能更好地讲述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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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是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发展至今的全球体系，其核心部分根植于多重交叠的制度性架构，其基础不是地理、种族、血缘、宗派或带有其他被给定的土地性自然身份，而是契约性的“自由共同体联盟”。奥巴马的外交战略是从海外土地撤离，回归到更具弹性的扩张的“自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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