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卡·韦德简介 Francesca Wade

    弗朗西斯卡·韦德(Francesca Wade),任职于《白色评论》,曾为《伦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金融时报》《新政治家》《展望》等杂志撰稿。本书是她的第一部作品,获得了2020年度传记作家俱乐部托尼·洛锡安奖、《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非虚构文学、《卫报》年度最佳图书、《纽约时报》编辑推荐奖、PopMatters年度最佳图书,入围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翁达杰奖和贝里·吉福德文学奖等。
    弗朗西斯卡·韦德个人介绍
    国籍: 英国
    主要职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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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这两位女性的人生经历中,二十多岁都是最焦虑、最尴尬的年纪,她理应美丽、理应女性化、理应结婚。这些社会压力在这个年纪达到巅峰,她们选择背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可这时又尚未有任何成就或功业足以证明她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只有等到她年岁渐长,世人才意识到那些知识的积累、经历的丰富使她成为值得尊敬的人,将她塑造成了她真正的模样。

    2.哈里森提出,古代崇拜俄耳甫斯的信众“塑造神像依据的既不是男性形象,也不是女性形象,而是某种双性别的对象,它纯洁无瑕,生有羽翼,长着四只眼睛可望四方、观天下”,伍尔夫提出双性同体的头脑这一概念或许多少受此启发。哈里森的各种观念都紧紧围绕着权力;考古证据证明,古代群体社会中女性享有崇高地位,受此鼓励,她进一步提出那些被视为独属于女性的美好品德“是地位而非性别使然”,并写道,“像男性凌驾于女性这样在权力上凌驾于同类,是严重的精神危险”。随着1914年的到来,哈里森和伍尔夫、H. D. 一样,明确将父权制专政与威胁当下社会的军事主义联系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周围同事以极大热情投入战争、积极撰文发声,整个英国随之陷入狂热的爱国情绪,这些无不令与H. D. 持相同立场的哈里森深感痛心。她写道:“以我身,以我心,我永远拥护和平。”哈里森提出的“将女性作为平等人类看待”的观念原本只是单纯的主张,但在举国陷入极端爱国情绪的环境下,这一观念的建立基础“个人之自由必涉及他人之自由”被解读为反对军事主权—其中的“他人”被引申为“任何种族、国土”。她和威廉·里奇韦爵士之间的争执也演变成了个人恩怨。哈里森曾为支持伯特兰·罗素发表演讲,慷慨陈词,呼吁学院撤销对他的处罚—罗素因替拒服兵役者发声遭三一学院除名,失去讲师职位。里奇韦公开谴责纽纳姆学院为“臭名昭著的亲德煽动中心”,并拒绝哈里森的一位学生进入他的课堂,只因这名学生是反战主义者、民主指挥联盟成员。面对来自根深蒂固的保守派的挑战,哈里森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她写道:“在当下环境,依从人性本能即是异端。”她视“拒绝传统信仰、传统习俗”为智识自由的前提,而受缚于过往与权力的保守社会绝不可能抛弃传统信仰与习俗。在她看来,战争是这样一个群体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一群体社会盲目信奉、重视团体同质性更甚于理性。统治阶级享有压迫其他阶级的权力,却无人对...

    3.鲍尔离世后,相关讣文—多数出自男性历史学家之手—在生平评价中称颂鲍尔学问研究“深入浅出”,“学养深厚而谦逊内敛”。经济史领域泰斗约翰·哈罗德·克拉潘评价鲍尔“可以在满桌男性中参与谈话”,仿佛这对于鲍尔这样一位优秀的专业学者是多么值得夸耀的成就似的,不过,克拉潘也补充道,因为鲍尔“无论从外表还是谈吐上都不像位教授”。历史学家兼外交官查尔斯·韦伯斯特回忆道,他有一次在哈佛大学参加为鲍尔举办的庆祝晚宴,身着一袭华美晚礼服的鲍尔姗姗来迟,满桌的老古董学者意识到“我们聚集在这里为其庆祝的博学女性,竟就是眼前这位迷人的女性”,韦伯斯特确信现场响起了“一阵惊讶的抽气声”。G. G. 库尔顿回忆第一次遇见鲍尔的情景。当时,库尔顿正走在路上,鲍尔走上前来打招呼,向他请教关于中世纪女性生活的资料来源。库尔顿坦言,当时他注意到鲍尔富有特色的着装风格和显而易见的个人魅力,“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只是某位一时迷恋做‘研究’的时髦女孩”。直到两年后,库尔顿读到鲍尔撰写的足足有七百页的中世纪修女院研究报告,发现这份报告是“迄今为止在这一主题的所有欧洲语言报告中质量最高的研究”,这才意识到自己最初对鲍尔的设想简直大错特错。在鲍尔看来,追求美丽的服饰、具有幽默感与在学术方面严谨周密并不相冲突。但试想,或许有许多女孩误以为需得严丝合缝地符合学术人物的条条框框才能追求学术事业,因而熄灭了对时尚的“热情”,这一点不能不让人警醒。

    4.1930年,11月末,在中国生活了漫长的三十二年之后,庄士敦最终回到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担任教授一职—他在伦敦郊外的里奇蒙德镇买了间房子,梅克伦堡广场因此仍旧是鲍尔的私人领域。同月,鲍尔写信给吉尔德斯利夫,感谢她邀请自己前往纽约担任终身教授职位。鲍尔满怀遗憾地拒绝了这一邀约(“令我为难的是,我同样热爱自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工作,而且我在伦敦交游广阔,许多朋友都在这里”)。不过她也没有“把事情说得过于绝对”,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宝贵且富有威信的邀约,鲍尔问对方是否可以容她日后再考虑这一机会,“比如再过几年,”她写道,“新工作总是能令我兴致盎然。也许相比现在,几年之后我能更容易做出这一转变。你提出的教职和慷慨的条件确实非常令我心动。”鲍尔不愿意彻底回绝这一邀约,或许表明了她对和庄士敦两人未来的矛盾心理—庄士敦一直与中国朋友保持联系,或许他不会一直待在伦敦。这年12月,两人向外界公布订婚消息。但到第二年夏天,订婚似乎已经取消。(庄士敦一直在伦敦待到1937年;1937年退休后,他回到苏格兰自己买下的小岛,在那里平静度日。)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1931年7月,鲍尔接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讲席教授这一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职务,授予原因包括“她通过研究工作推动社会经济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她作为教师的著名影响力,以及她作为社会经济史学家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她的年薪也终于提升到了令人满意的一千英镑。继莉莲·诺尔斯之后,鲍尔是第二位担任这一职位的女性,她认真地承担起为下一代学者树立榜样的责任。原本就已经高强度的时间安排此后更趋紧张。这年12月,鲍尔受邀加入由国际知识协作机构(总部位于巴黎,旨在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组织的学校课本专家委员会。次年,鲍尔在大学妇女国际联盟—这一联盟与国际联盟关系紧密,承担着全世界女性学者旅行社的作用—的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她在讲话中感谢与这一群体...

    5.对于哈里森而言,离开剑桥大学既为拓宽智识兴趣的边界,也促使她思索在学术生活之外应如何度过个人生活、与谁共度。回首过去,她在感情上几番失意:大学时,导师亨利·布彻刻意隐瞒已经订婚的事实,对她格外照顾,致使她误以为导师会向她求婚;之后不久,她同意与古典学者R. A. 尼尔步入婚姻,但尼尔1901年因阑尾炎突然离世。哈里森并没有深陷于这些挫折之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她最终选择“过一种精神生活,在那里找寻最大的安宁和快乐”。与年轻一辈的H. D. 和塞耶斯不同,哈里森从未因对精神平等的伴侣求而不得而痛苦,她这时就已非常坚定,无论是传统模式还是其他类型的婚姻都不适合她。如同《校友聚会惊魂夜》中哈丽雅特·文所说,“要是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份全职工作,就别急着成为别人的妻子”。哈里森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生活,不愿冒任何风险。她在《忆学生生涯》中写道,“至少对于女人而言,婚姻会对人生中我最珍视的两件事形成阻碍:友谊,学习……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所担负的责任何其繁重;我的脑海已被太多思绪占据,没法扮演好那样的角色”。但这不代表哈里森一生之中没有经历过深刻的感情。事实上,她曾与几位在学术兴趣上志同道合者有过刻骨铭心的感情。在剑桥大学期间,她和小她几岁的同事弗朗西斯·康福德一度非常亲近,但在他1909年宣布与弗朗西丝·达尔文订婚之后,两人关系就不再像从前那么热络。康福德结婚后,哈里森更是再没提起对他的感情,身边的朋友也会自觉回避这一话题。从文件中一些隐晦的描述可以勾勒出两人的感情脉络:一同工作时的“美好幸福”,纽纳姆学院令人不安的流言,还有他那封信带给她的悲伤:他以正式而疏离的语气写道,她是一位如同母亲一般的导师,指引他找到自己的道路,他对此有多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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