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卡·韦德简介 Francesca Wade

    弗朗西斯卡·韦德(Francesca Wade),任职于《白色评论》,曾为《伦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金融时报》《新政治家》《展望》等杂志撰稿。本书是她的第一部作品,获得了2020年度传记作家俱乐部托尼·洛锡安奖、《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非虚构文学、《卫报》年度最佳图书、《纽约时报》编辑推荐奖、PopMatters年度最佳图书,入围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翁达杰奖和贝里·吉福德文学奖等。
    弗朗西斯卡·韦德个人介绍
    国籍: 英国
    主要职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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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这两位女性的人生经历中,二十多岁都是最焦虑、最尴尬的年纪,她理应美丽、理应女性化、理应结婚。这些社会压力在这个年纪达到巅峰,她们选择背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可这时又尚未有任何成就或功业足以证明她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只有等到她年岁渐长,世人才意识到那些知识的积累、经历的丰富使她成为值得尊敬的人,将她塑造成了她真正的模样。

    2.哈里森提出,古代崇拜俄耳甫斯的信众“塑造神像依据的既不是男性形象,也不是女性形象,而是某种双性别的对象,它纯洁无瑕,生有羽翼,长着四只眼睛可望四方、观天下”,伍尔夫提出双性同体的头脑这一概念或许多少受此启发。哈里森的各种观念都紧紧围绕着权力;考古证据证明,古代群体社会中女性享有崇高地位,受此鼓励,她进一步提出那些被视为独属于女性的美好品德“是地位而非性别使然”,并写道,“像男性凌驾于女性这样在权力上凌驾于同类,是严重的精神危险”。随着1914年的到来,哈里森和伍尔夫、H. D. 一样,明确将父权制专政与威胁当下社会的军事主义联系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周围同事以极大热情投入战争、积极撰文发声,整个英国随之陷入狂热的爱国情绪,这些无不令与H. D. 持相同立场的哈里森深感痛心。她写道:“以我身,以我心,我永远拥护和平。”哈里森提出的“将女性作为平等人类看待”的观念原本只是单纯的主张,但在举国陷入极端爱国情绪的环境下,这一观念的建立基础“个人之自由必涉及他人之自由”被解读为反对军事主权—其中的“他人”被引申为“任何种族、国土”。她和威廉·里奇韦爵士之间的争执也演变成了个人恩怨。哈里森曾为支持伯特兰·罗素发表演讲,慷慨陈词,呼吁学院撤销对他的处罚—罗素因替拒服兵役者发声遭三一学院除名,失去讲师职位。里奇韦公开谴责纽纳姆学院为“臭名昭著的亲德煽动中心”,并拒绝哈里森的一位学生进入他的课堂,只因这名学生是反战主义者、民主指挥联盟成员。面对来自根深蒂固的保守派的挑战,哈里森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她写道:“在当下环境,依从人性本能即是异端。”她视“拒绝传统信仰、传统习俗”为智识自由的前提,而受缚于过往与权力的保守社会绝不可能抛弃传统信仰与习俗。在她看来,战争是这样一个群体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一群体社会盲目信奉、重视团体同质性更甚于理性。统治阶级享有压迫其他阶级的权力,却无人对...

    3.鲍尔离世后,相关讣文—多数出自男性历史学家之手—在生平评价中称颂鲍尔学问研究“深入浅出”,“学养深厚而谦逊内敛”。经济史领域泰斗约翰·哈罗德·克拉潘评价鲍尔“可以在满桌男性中参与谈话”,仿佛这对于鲍尔这样一位优秀的专业学者是多么值得夸耀的成就似的,不过,克拉潘也补充道,因为鲍尔“无论从外表还是谈吐上都不像位教授”。历史学家兼外交官查尔斯·韦伯斯特回忆道,他有一次在哈佛大学参加为鲍尔举办的庆祝晚宴,身着一袭华美晚礼服的鲍尔姗姗来迟,满桌的老古董学者意识到“我们聚集在这里为其庆祝的博学女性,竟就是眼前这位迷人的女性”,韦伯斯特确信现场响起了“一阵惊讶的抽气声”。G. G. 库尔顿回忆第一次遇见鲍尔的情景。当时,库尔顿正走在路上,鲍尔走上前来打招呼,向他请教关于中世纪女性生活的资料来源。库尔顿坦言,当时他注意到鲍尔富有特色的着装风格和显而易见的个人魅力,“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只是某位一时迷恋做‘研究’的时髦女孩”。直到两年后,库尔顿读到鲍尔撰写的足足有七百页的中世纪修女院研究报告,发现这份报告是“迄今为止在这一主题的所有欧洲语言报告中质量最高的研究”,这才意识到自己最初对鲍尔的设想简直大错特错。在鲍尔看来,追求美丽的服饰、具有幽默感与在学术方面严谨周密并不相冲突。但试想,或许有许多女孩误以为需得严丝合缝地符合学术人物的条条框框才能追求学术事业,因而熄灭了对时尚的“热情”,这一点不能不让人警醒。

    4.1930年,11月末,在中国生活了漫长的三十二年之后,庄士敦最终回到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担任教授一职—他在伦敦郊外的里奇蒙德镇买了间房子,梅克伦堡广场因此仍旧是鲍尔的私人领域。同月,鲍尔写信给吉尔德斯利夫,感谢她邀请自己前往纽约担任终身教授职位。鲍尔满怀遗憾地拒绝了这一邀约(“令我为难的是,我同样热爱自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工作,而且我在伦敦交游广阔,许多朋友都在这里”)。不过她也没有“把事情说得过于绝对”,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宝贵且富有威信的邀约,鲍尔问对方是否可以容她日后再考虑这一机会,“比如再过几年,”她写道,“新工作总是能令我兴致盎然。也许相比现在,几年之后我能更容易做出这一转变。你提出的教职和慷慨的条件确实非常令我心动。”鲍尔不愿意彻底回绝这一邀约,或许表明了她对和庄士敦两人未来的矛盾心理—庄士敦一直与中国朋友保持联系,或许他不会一直待在伦敦。这年12月,两人向外界公布订婚消息。但到第二年夏天,订婚似乎已经取消。(庄士敦一直在伦敦待到1937年;1937年退休后,他回到苏格兰自己买下的小岛,在那里平静度日。)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1931年7月,鲍尔接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讲席教授这一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职务,授予原因包括“她通过研究工作推动社会经济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她作为教师的著名影响力,以及她作为社会经济史学家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她的年薪也终于提升到了令人满意的一千英镑。继莉莲·诺尔斯之后,鲍尔是第二位担任这一职位的女性,她认真地承担起为下一代学者树立榜样的责任。原本就已经高强度的时间安排此后更趋紧张。这年12月,鲍尔受邀加入由国际知识协作机构(总部位于巴黎,旨在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组织的学校课本专家委员会。次年,鲍尔在大学妇女国际联盟—这一联盟与国际联盟关系紧密,承担着全世界女性学者旅行社的作用—的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她在讲话中感谢与这一群体...

    5.哈里森在主要著作《希腊宗教研究导论》(1903年)和《忒弥斯》(1912年)中收入亲眼见证的前沿素材和证据,首次向读者展现那些古代曾经独立作为市民崇拜对象的强大女神—如阿尔戈斯的赫拉女神、雅典的雅典娜女神、爱留西斯的得墨忒尔女神和珀耳塞福涅女神、德尔斐的盖娅女神—古代对这些女神的崇拜仪式逐渐无声地被对宙斯的崇拜取代,她们的祭祀庙宇被更名,神力被归到其他神祇,相关的传说被更改以适应奥林匹亚诸神的故事。哈里森认为,这些后来创造的神祇不仅有着人的外形,而且反映了由男性制订的等级秩序:男性神祇的崛起证明着希腊社会女性地位的逐渐下降。随着社会观念希望将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这些强大、深入人心的女神便构成了对国家秩序的威胁。雅典娜女神自宙斯头颅降生,这一“异于寻常、充斥着暴力”的神话在哈里森看来是“通行父系继嗣的社会结构在宗教上的呈现”,目的在于抹去母亲的存在。哈里森还提出,最初,狄俄尼索斯和母亲塞墨勒—色雷斯的古代土地女神—一起受市民崇拜,但随着社会开始通过父系血脉来记载家谱,塞墨勒的身影逐渐被抹消,狄俄尼索斯便以宙斯之子的身份为人所知。哈里森在早期地方偶像崇拜中找到了相关证据,证明与她所处时代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的存在。在这种世界秩序中,家族谱系根据母系血脉来记载,女性活动构成了团体生活的核心,市民虔诚地崇拜,而不是讥讽、害怕“属于母系氏族、没有丈夫的女神”。哈里森写道,女性不仅是希腊早期宗教中的核心崇拜对象,在宗教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她在《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中提出,欧里庇得斯在《酒神女信徒》(Bacchae)中所描写的照料狄俄尼索斯的那群激情、狂热的女信徒并不是完全虚构的神秘人物,而是采用文学策略刻画的真实存在的崇拜者,她们聚集在只有女性能参加、为乞求神灵庇佑整个族群得以延续而举行的季节性集会上。阅读哈里森的读者能够看出,哈里森所书写的是对当今时代有着巨大影响的一段历史,正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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