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邪恶》简介

1.无论他是在阿根廷还是在耶路撒冷写回忆录，无论是面对誉官还是法庭，他说的总是同样的话，用同样的词。你听他说话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表达力的匮乏恰恰与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之所以无法同他进行任何交流，并不是因为他说谎，而是因为他周围环绕着坚固的壁垒，屏蔽他的言辞和他人的存在，从而帮他一并拒绝着真相。

2.瑞典对所有被迫害者迅速提供政治避难，有时甚至提供瑞典国籍。当德国人把佩戴黄色大卫星的是慎之又慎的传达给他们时，得到的回答只是，第一个佩戴黄色星标地将会是国王。丹麦政府官员也严正指出，任何形式的反犹措施都会导致他们马上辞职。犹太人恰好有充足的时间离开他们的公寓，去往藏身之所。这在丹麦非常容易办到，因为，用判决书里的话说“所有丹麦人民，从国王到平民”，都做好了迎接他们的准备。丹麦的反应乃政治嗅觉敏锐的结果，即是说，丹麦人对保障公民权与独立权的条件和义务有着与生俱来的领悟力——“对丹麦人而言......犹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人道问题”（莱尼·亚希勒）；而意大利的情况，则可追溯到一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所持有的总体人文精神上来。

3.另外，迫不及待地创建博物馆去纪念他们的敌人，这是纳粹的典型特点。战争期间，为了获得建立反犹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殊荣，几个部处争得你死我活。感谢这种怪异的狂热，它挽救了欧洲犹太人的许多文化宝藏。［37］这一年（1933年0，希特勒发表了系列和平演讲……正是这一年，纳粹政权赢得了国内外普遍的、也可谓不幸的真正承认，希特勒成了一个到处受人膜拜的政治家。对德国本身而言，这也是一个过渡之年。因为经过庞大的重整军备项目，失业问题不复存在，工人阶级最初的抵抗不攻自破；而政府的矛头，起初主要指向“反法西斯者”，即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左翼知识分子、位高权重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尚未完全转为对犹太人（因其犹太身份）进行迫害。［38］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尽管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43］他们惊诧万分：“这就像一个自动化工厂，一个连通面包店的面粉厂。这一端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犹太人，他也许拥有一座工厂、一家商店或一所银行；走进这个建筑，从一个柜台到下一个柜台，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头时，他便身无分文，没有任何权利，而只有一份护照，上面写着：‘您必须在两周内离开这个国家。否则您将被遣送至集中营。’”［46］最终导致他被捕的是，他控制不了自己说大话的冲动——他“受够了匿名...

4.今天，若有人告诉艾希曼他本可以不那么做，那么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或已然忘记当时的情形究竟事什么样。艾希曼不想跟别人一样假装“一直就反对这种做法”，实际却对命令趋之若鹜。然而时代不同了，就像毛恩茨教授一样，艾希曼已经“有了不一样的领悟”。做过就是做过，他并不想抵赖；相反，他打算“当众吊死自己，以警醒这个世界上所有反犹的人。”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对过去的事感到后悔：“后悔药是给小孩吃的。” ［24］关于基本动机，他［艾希曼］绝对确信他并非自己所称的那种内心卑鄙的家伙，他内心伸出并不是一个肮脏的杂种；至于他的良心，他清楚记得，只有当他没有履行命令时，即没能怀着极大的热忱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时，他才会感到良心不安。这一点无疑让人很难接受。六位心理学家都证明他“正常”，其中一位心理学家据说发出了“无论如何，艾希曼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的惊叹。而另一位心理学家发现艾希曼的整个心理表现，他对妻儿、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朋友的态度，都“不仅正常，而且十分值得称道”。最后，那位定期来监狱探视他的牧师，在最高法院结束对艾希曼的聆讯之后，向每个人保证，艾希曼是“一个非常具有正面想法的人”。在这些灵魂专家制造的闹剧背后，是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他的案子里既没有道德错乱，更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精神错乱。……更糟糕的是，他的行为显然不是出于对犹太人的病态仇恨，也不是受狂热的反犹主义或任何形式的教条所驱使。他“本人”从未同犹太人有任何过节；相反，他有足够的“私人理由”不去仇恨犹太人。［25］哀哉！艾希曼的话无人采信。控方不相信艾希曼，因为他们没有那个义务。辩方律师不理会艾希曼，因为从各种迹象来看，他不像艾希曼那样对良知问题感兴趣。法官不相信艾希曼，因为他们太出色，也许太明白他们职业的基础，所以不能认同一个平常的、“普通的”，即不低能、不死板、也不愤世嫉俗，却完全不能够分辨是非的...

5.“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国家行为”，德国法学界甚至生动地称之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崇高行动，基于“统治权力的实践”；于是“国家行为”完全不受法律制约，而其他所有的命令和指示，至少在理论层面，仍然受到司法监管。如果说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属于国家行为，那么他的上司，一直到国家元首希特勒，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法庭所审判。……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97］因为这个方案只涵盖波兰本土犹太人，并不涉及来自德国或其他西欧国家的犹太人，撼动他的良知的，并不是屠杀的想法，而是屠杀德国犹太人这一想法。［100］局势其实简单明了，简单到令人绝望：……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相信希特勒。［103］

• 汉娜·鄂兰简介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出生于德裔犹太家庭。1924年，她入读马尔堡大学，师从马丁·海德格尔，后在弗赖堡聆听埃德蒙德·胡塞尔的课程。1926年，她转至海德堡，在卡尔·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奥古斯丁中的爱之概念》（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