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还活着呢！》简介

1.一旦习惯了这贫乏的生活（如果这是唯一能过的生活，人除了习惯就别无出路），结果必然是思想萎缩，精力枯竭，惰性不可避免，头脑简单也不足为奇。

2.老年友谊与过去略有不同。人年轻时，友谊主要靠彼此分享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来维系，但对我们而言，正在发生的事就是等待死亡，这当然也算是一种联结，但这种联结缺乏友谊必需的快乐元素。我发现，我目前所拥有的友谊的必要因素，并不存在于当下的处境，而更多驻足于彼此的过去。共同的幽默感，一定程度的好奇心，有了这个必要基础，我们就能为彼此提供奇妙有趣的故事，引发真诚的关心、钦佩和喜爱。刚开始时我想：“天哪，这个养老院里充满了故事！得有人，或者干脆是我，带着录音机四处走动，收集这些故事。”后来我意识到，我所谓的“故事”，显然都是些“仍在继续的人生”，而不是供人消遣的素材。这些人生故事，只有故事的主人有权讲述；它们只能在温暖、共情与相互尊重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成为友谊的养分。

3.规划并栽种雪松大道的那个人，永远也没机会看到它成型，不仅他自己，连他的孩子，甚至孙辈们也没见过，但他们能清晰地预想到它未来的样子。这些18世纪的景观设计师对未来的信心是多么惊人啊！到了我曾外公买下这座房子时，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有了这条宁静、隐蔽、壮丽的路径，女眷们可以不弄脏鞋子就进行有益健康的锻炼，先生们也可以在此独处，在林间的私密氛围中梳理思绪、获得灵感。

4.那一天是欧洲胜利日，到了对日战争胜利日那天，战争结束的奇妙真相才开始闪耀，甚至掩盖了我对投放于日本的原子弹的恐惧。我终于能和一群朋友一起在林荫大道上喧闹，全心全意地欢呼，期待王室成员走到阳台上与民众见面。聚集在那里的庞大人群，虽然开心却并不激烈，没有冲撞也没有推搡，尽管许多人被迫站在宫殿前的天竺葵花坛上，但第二天早上的《泰晤士报》报道称，没有一棵植物遭到损坏。虽然到处都打着“胜利”的旗号，但人们庆祝的并不是胜利，而是和平，是生活回归到它本来应有的样子。

5.当然，我知道人们普遍认为冷战是一种威胁，但我记得1939年那种真正的“威胁”是什么感觉——每个人都从骨子里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当首相会晤希特勒回来，宣布可以期待“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之时，人们短暂的宽慰也不过是表面上的）。在战后的各种危机中，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我都嗅不出当年那种威胁的气息。尽管我的直觉碰巧是对的，但对于这个国家战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其实和其他人一样茫然无知。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个过程似乎就像地壳板块移动一样缓慢，难以察觉——但板块移动终究会改变地球的面貌，而英国的变化比这要快得多。如果人们对历史有多一点关注，就会记得，一个帝国覆灭并不需要太长时间。我还是个孩子时，曾经仔细研读地图，看到世界上有那么多地方被涂成粉红色，感到非常满足，因为这说明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我还会同情其他国家，觉得它们那些小块的、颜色不起眼的领土远不如我们的辽阔。我怀疑，我二十岁出头时遭遇的那次个人不幸严重打击到我的自信心时，童年这种自豪感的教育对我的恢复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英国人是伟大的”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事实证明，这种观念在很多其他人心中比在我心中更为深刻，因为我很快就摆脱了它，到上大学时，我已经坚定地认为，我们应该把所有粉红色块都归还给它真正的主人。但是，由于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我没有意识到，这将意味着英国必须彻底改变自身的生存模式——如今的政客们，似乎依然对此一无所知。从一个庞大帝国的中心，沦为欧洲海岸边一个不属于欧洲的小岛，这种身份转变，他们似乎始终无法理解。他们努力融入欧洲，表明他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这些努力粗手笨脚、不情不愿——仿佛觉得欧洲应该感谢我们的“屈尊加入”，这显然说明，他们的努力多么肤浅。也许，我们的岛屿不太可能仅凭自身力量就能良好运转，我们将不得不满足于成为其他国家富人 50的避税天堂？（在答案揭晓之前，我肯定已经死了，对此我非常高兴。）不过，尽管在战后不...

• 戴安娜·阿西尔简介

  
  在长达五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阿西尔以其敏锐的文学判断力，发掘并合作了众多杰出作家，包括V.S.奈保尔、简·里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西蒙娜·波伏娃、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等，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编辑之一”。她于76岁退休，退休后开始文学创作，出版了回忆录。她在89岁高龄时...(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