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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心灵活动都依赖于使感官那里不在场之物呈现给自身的心灵能力。再-现(re-presentation)这种使实际不在之物呈现的能力,是心灵独一无二的天赋,由于我们关于心灵的全部术语都是基于源自视觉经验的隐喻,这一天赋又被称为想象力,康德把它定义为“甚至无须对象在场的直观能力。当然,这种使不在场之物呈现的心灵能力绝非局限于不在场对象的心灵形象;记忆通常保存并且由回忆来处置不再(no more)之物,而意愿则期待未来可能出现但尚未(not yet)之物。正是因为心灵这种使不在场之物在场的能力,我们才能说“不再”并为我们自己构建一个过去,或者说“尚未”并准备好一个未来。然而对于心灵而言,唯有在它从日常生活的当前和急迫中退隐之后,这一切才有可能。因此,为了能够去意愿,心灵必须从欲求的直接性中隐退,因为欲求没有反省和反身性,它会神展开去抓住所欲求的对象;而意愿不关心对象,它只关心计划,比如当前或许欲求或许不欲求的某个对象在未来的可及性。意愿把欲求转变为一个意图。最后,判断,无论是审美判断、法律判断还是道德判断,都预设了一种显然“不自然的”、有意的隐退,即从因我身处世界的位置以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给定的直接利益的牵连和偏好中退隐。
    《心灵生活》
    高斯:联系到这一点,我想回到您的一份个人陈述上来。其中提道:“我从未‘爱’过任何民族或集体,无论是德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或者工人阶级或其他什么人。实际上,我只爱我的朋友,完全没有能力进行其他的爱。”但最重要的是:“这种对犹太人的爱会让我感到怀疑,因为我自己就是犹太人。”①请允许我就此提几个问题。作为有政治行为能力的人,难道不需要与一个群体建立联系吗?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为爱?您不担心您的态度可能导致政治上的无果吗?阿伦特:不会。我想说的是,另一种才是政治上的无果。群体的归属首先是一种自然的既定事实。人们一出生就属于某个群体,总是如此。但您所说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群体归属,即让自己加人某一组织,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组织总是在与世界的关系中。这意味着,能让人们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共同点就是通常所说的利益。直接的个人关系,那种可以谈起爱的关系,最大程度上肯定存在于真正的爱中,某种意义上也存在于友谊中。在这种关系中,人们直接表达自我,不依赖各自与世界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来自不同组织的人仍然可以成力私密朋友。但是如果把这些东西混为一谈,如果把爱带到谈判桌上,我说得难听一点,那会是非常大的祸患。
    《我想理解》
    格斯坦:在我看来,人们被迫在政治上采取行动,以处理具体的情况和具体的问题。只要人们被迫做出这类决定,阶级问题、财产问题、社会未来的问题就会成为非常具体的问题,而人们不能仅仅以官僚主义或集中化这样的抽象概念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我看来,这些抽象化的过程揭示了您的思维特点,它从根本上来说是去政治化的,当我读您的作品时,我发现这一点非常令人困惑。今天在这里听到您的阐述,我更加困惑;因为幸运的是——或不幸的是一—我们被迫在这个世界上行动,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阿伦特:这些是所谓大众社会的问题。我说它是所谓的大众社会,但不幸的是事实如此。但现在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认为我使用的“官僚机构”“行政管理”等词语就比“阶级““财产”这样的词语更加抽象。它们是完全一样的。这里提到的所有词语都属于同一类别。唯一的问题是,您是否能用这些词语展示某些非常真实的东西。这些词语要么可以揭示——也就是说可以阐明——要么不能。如果您认为,“官僚主义”—这意味着办公室的统治,而不是人民的统治或法律的统治——不具备揭示性,那我认为您真的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足够长。您可以相信我:“官僚主义”在今天比“阶级”更具有现实意义。换句话说,您在使用一系列抽象的名词,这些名词在19世纪曾经是揭示性的,而您甚至懒得用批判性的目光去检视它们是否仍然适用或应该被取代,或其他类似情况。财产是另一个问题。财产的确非常重要,但与您所想的意义不同。我们应该在各地提倡的是所有权——当然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是严格意义上的私人所有权。相信我:这种所有权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要么是通过通货膨胀,这毕竟只是另一种对人民财产的侵占;要么是通过高额税收,这也是一种侵占。侵占人们的所有财产—一而不是杀死他们——是“更甜蜜的”。到处都有这种侵占的过程。如果每个人被允许拥有适当数量的财产——不是侵占,而是向财产征税——那么就有可能获得些...
    《我想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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