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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的勤劳,通常可以从这个三个角度去衡量:长度、广度和厚度。也就是说,它有两个外延和一个内涵。长度是指勤劳所持续的时间;广度是指可以算做真正勤劳者的人数,而内涵是指“习惯于勤奋”和“始终专心做事”的能量。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就形成勤劳这个整体。要西方人接受中国的教育模式非常困难。总体上的弊病不言而喻,可是还是有一大批的人只为勤奋,不计较回报,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似乎为富人买官敞开的后门应该能挫伤读书人的热情,可是居然没有。各省市也都在抱怨,每一个职位的合格考生大大超过空缺的职位。而各级考场,无论是最低级的考场,还是最高级的考场,都是人满为患,甚至往往会出现1万多人竞考一个职位的局面。略微地思考一下,中国的读书人为了进入这个考场所花费的心血,你就会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勤奋了。很多人一旦通过读书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他们就会放弃从前的勤奋,只不过中国人说这一类人不配称作是读书人。只有那些在充满荆棘的狭窄小道上奋斗不懈直到成就伟大功名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读书人这一荣耀称呼。恐怕也只有在中国,我们才能看到祖孙三代为了谋取同样的职位参加同样的考试,并且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百折不挠的努力,最后终于同样在80岁的时候获得梦寐以求的荣誉。在中国,那些为政府鞠躬尽瘁的官员,因劳累过度而去世的屡见不鲜。
    《中国人的性格》
    正如中国人对待教育一样,他们已经把恪守礼节熔铸成了一种内在的本能,而不再是一种外在的需要了。这些繁文缛节都是这个民族的精英制定出来的,目的就在于规范和引导人们的日常交往。而在西方,只有宫廷和外交往来才会使用那么多礼节。我们西方人心中有一种“礼貌是某种善意的真诚表达”的观念,所以,西方人不会欣赏中国人的礼貌。从理论的角度而言,西方人认为,把个人的幸福看作是全体人类的幸福,才是一种文明的看法,然而,中国人的礼貌是与这种看法完全相反的意思。如同所有技艺表演一样,对人表示礼貌只是整个复杂心态的某一部分的需要,而不完全是整个内心的需要。出于维护既定的尊卑关系的需要,才产生了礼貌用语的制定和使用。西方人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疯狂的事,简直令人不知所措;但是中国人当然不以为然,中国人说这对于保障社会秩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中国人认为,有前就有后,有后自然也有前;该前的前,该后的后,各得其所,万事亨通。如同下棋一样,先走的必须说:“鄙人先走一子”,然后,对手说:“鄙人也走一子”。最后,对手事先告诉对方:“鄙人的士要吃您的卒,走到鄙人卑贱的象位”。这就是在下棋。其实一局棋的输赢和说几句客套话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假如中国人不能给予对手的每一步棋以有礼节性的回应,就如同下棋人事先说出自己的下一步棋一样滑稽可笑。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客套才是真正的下棋,不知道这些客套就相当于无知。中国人向外国人表示的礼貌,与向自己的同胞所表示的礼貌一样,都是在炫耀自己懂得怎样待人接物,然后才会考虑客人是否舒适。
    《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愿望似乎永远无法遏制,因此能控制人口增长的环境在许多其他国家里都起作用,但在中国却收效甚微。一个中国人,无论怎么具备仁慈之心,实质上都无能为力,哪怕是减轻无处不在的苦难千万分之一,他都做不到,而荒年的苦难又要成倍地加重。一个善于思考的中国人肯定会意识到,减轻苦难是绝不可能的,不管是靠个人的善心,还是靠政府的干预。所有这些办法,即使勉力为之,也只是治标而不治本。第一次看到流血,恐惧万分,因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这很快就会过去,接着就会麻木不仁,但看见一次,就会永生难忘。在中国,总是有一场社会战争,大家对其后果都已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了。年轻的人,其价值主要取决于他们可能成为什么,而不是他们现在是什么。婚姻的目的,在女方家庭看来,是可以不用再抚养这个女儿了。男方家庭的目的,则是延续香火。这一切就像吃饭一样平常,除非去一味地追究人们的动机,否则,没人会关心这个问题。或许只从大饥荒的年份的种种现象去判断一个民族,明显不公平,但这种情况是一块试金石,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深层准则,比寻常年景所反映的更准确,更确实。1877年的一次匪夷所思的剪辫子事件,一时间人心惶惶,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弥漫着紧张和惊慌,毫无疑问,有许多受到怀疑的人也被这样除掉了。不过,在一定条件之下,任何民族都会有这样的惶恐时期,这不是中国人的独有现象。中国人的刑罚制度,也反映出了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很难从这个国家的法制出发去确定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因为地方风俗会认可许多违法的事情。中国人有许许多多的需求,政治家们认为陆军、海军和军械库是必需的,睦邻友好的外国人说,中国需要货币、铁路和科学的指导。但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个国家的情况,不正说明中国最为深刻的需要,就在于更多的同情心吗?中国需要同情儿童,这种同情18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全人类最珍贵的财富,而人们却并不知晓。中国需...
    《中国人的性格》
    无论其他民族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中国人就像当初希腊人对待其他民族一样,他们把其他民族统统看作是野蛮人,甚至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也直接用“野蛮人”来称呼我们这些外国人。直到1860年,才在一份条约中专门补充了这一项规定,禁止中国人在正式文件中用“野蛮人”来指称“外国人”。为什么中国人对待西方外族的态度会是这样呢?那是因为中国人的周边民族明显不如中国繁荣,而中国人也因为一直受到这些民族的奉承而变得自以为是。这些奉承自然是天花乱坠、不怀好意,但当中国人发现同自己有来往的外国人,可以在威胁哄骗之下遵循自己的意愿做事的时候,中国人就更加相信自己的民族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于是,他们就这样一直带着他们的优越感说话办事,直到北京被外国人占领。我们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比中国人优越,却无法如愿以偿地让他们看到这一点。他们也会喜欢西方一些进步的产物,却不愿意采用西方的方法。如果一定要让他们采用西方的方法,他们宁愿愉快地放弃这些成果。无论何种进步,都有可能让中国进步,能让中国成为他们期盼已久的、令人敬畏的“强国”,这种趋势是直接而又明确无误的,可是,只要中国人见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这些成果都会被搁置一边。如果没有一种时代精神来胜过中国人,任何改良都会被抛弃。我们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中国的知识界是外国人的强劲对手。尽管外国人在机械方面的应用遥遥领先中国人,但是在中国的文人学士看来,他们依然无法欣赏中国道德的宏伟。这种既嫉妒又轻蔑的态度,体现在典型的中国学者身上,他们的“思想在宋代,人在今天”。近年来,这个阶层的人,写作并传播了竭力排外的文章,使得整个中国都充斥着排外的文章。中国和中国人不是任何风暴可以吞没的,中国和中国人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国家与民族。要让中华民族对西方民族保持稳固持久的尊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事实来证明,证明基督教文明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成就,是中国现有的文明所不能...
    《中国人的性格》
    关于亚洲各国语言中敬语的繁琐累赘,我们姑且不讨论了,因为在这一方面,还有一些国家的语言比汉语更加复杂累赘。至于他们是怎样使用遁词、迂回的说法和替代词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也不作讨论,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要用简单的表达方式。当“在特定意义上”,所有的人都同意使用某些词语,并且能相互理解时,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怎样运用,而不在于使用的是否准确。外国人通常不需要对中国人有太多了解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是听中国人的说话,根本就无法理解他所说的意思。并且这一结论从来没有被否定过。不管你的汉语会话熟练到什么程度,可能你听得懂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假如听错了,你也可以把你听到的都记录下来,然而,你还是无法准确地理解说话人心里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说话人压根就不打算把心里的意思直接告诉你,他最多只是告诉你一些相关的事,然后希望你能推测出他的真正含意。中国人生气的时候会互相辱骂,简直可以堪称是“文学才子或佳人”,他们非常得意地用一种精致的暗讽代表某种恶毒的意思,这种暗讽的水平相当得高,人们在当时往往听不出来其中蕴含的讽刺意味,经过一番仔细推敲后,犹如糖衣药丸一样,里面简直污秽不堪。从中国政府的官员身上,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事例,拘泥于形式和矫揉造作在他们身上发展到了极致。中国人与外国人争论了无数次的实质就是这样,而结果通常就是外国人付钱了事。因为中国人知道,外国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实与公正必然会给钱。
    《中国人的性格》
    恩斯特·费伯博士在他的《儒学类编》一书的最后专门指出了“儒教的不足与失误”。一、“儒教自认它与现存的神没有关系。”二、“儒学没有对人的灵魂与肉体做出区分,无论就人本身身体的角度,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都没有一个关于人的明确的概念。” 三、“没有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天生就能成为一个圣人,而另外的 些人却是普通人。” 四、“称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圣人的只能和才能有关,而却缺乏解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成为圣人的事实依据。”五、“虽然儒家对罪恶的态度,在口气上不够坚定和决绝,但除了社会生活里道德上的惩戒外,没提到任何对罪恶的惩罚措施。” 六、“儒学总体而言,对罪孽和邪恶缺少深刻的洞察。” 七、“因此,儒学发现它无法去解释死亡。”八、“儒学无法找到一个中介,使人的本性与自身的理想重归和谐。” 九、“祈祷及其道德力量在儒学体系中没有任何位置。” 十、“尽管不断地强调信任,但是这种信任只是停留在期望或者口头中,现实中却很少鼓励作为信任前提的诚实,更确切地说,事实恰恰相反。” 十一、“允许容忍一夫多妻制。” 十二、“认同多神论。”十三、“相信算命、看风水、预兆、托梦和其他的幻像(例如凤凰等)。”十四、“伦理道德和其他的仪式搅在一起,成为一种十足的专制形式。” 十五、“孔子对待古代制度的态度是反复无常的。” 十六、“认定某些美妙的音乐旋律会对道德产生不良影响的断言是不合理的。”①十七、“过于夸大某些榜样的力量。孔子本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十八、“儒家的教义中,社会生活体系就是一种专制体制;女人就是奴隶;孩子在父母面前没有自已任何的权利,在与长辈的关系中只处于臣属的地位。” 十九、“孝顺父母被夸大到了奉若神灵的地步。” 二十、“孔子思想体系的最终结果,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是精英崇...
    《中国人的性格》
    任何双重标准的存在,常常使西方人特别烦恼,但中国人却乐于此道。两种货币、两种衡器、两种尺度,中国人看来很自然,也很正常,根本不必提出异议。有人去问一个卖肉饼的人。问他每天做多少只饼;他回答说要用“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究竟能做成几张饼,就聪明地留给提伺者自己去估算了。相似的情况还有,有人去问一个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前面说的重量看来太轻了,后来他解释说,忘了算上骨头的分量了!有人问一个仆人的身高,但他报出的身高明显不对,再问他,他才承认没算上肩膀以上部分。他当过兵,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重要的。中国士兵除了脑袋之外是要派各种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还有一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一个乡下人说他住的地方“离城九十里地”,仔细追问之下,他才答应少说一点,原来他是算来回路程,他最后承认实际距离只有“单程四十五里”。   最为明显的不统一,是铜钱的计算。而铜钱是这个帝国唯一的货币。在帝国的任何地方,这个系统都是十进位制、因而是最简便的计算方法。但是,如果一个人不特意问一下,谁也不敢肯定一串钱就是一百个铜钱。他根本不必去各个省的很多地方,就足以发现,一串钱有各种各样的数量,多少均没有规则,也无从解释。从理论上的一百到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山西省会),一直到三十三个(直隶省东部),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有更少的。银两买卖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两个地方的“两”是一样的,除非巧合。同一个地方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两”。外来人会极端困惑,所有的人都会有所损失,除非你是专门与银子打交道的人。这也给所有诚实的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而在中国,许多人都是老实巴交的百姓。货币始终混乱,其动机是明显的,但我们现在只谈事实。
    《中国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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