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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尔夫不但自己一直对传记文学持有特殊的兴趣，也一直大力鼓励朋友撰写自传。(正是在她的鼓舞下，简·哈里森才通过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了《忆学生生涯》。)对故事和人物的兴趣仅仅是其中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伍尔夫将自传写作当作争取女性自由的有力武器。她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就指出“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都由男性所创造，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稍有改善”，并举“简·哈里森关于希腊考古学的著作”为例，说明“有史以来第一次，女性开始以女性的身份来书写女性”。和H.D.一样，伍尔夫将自传写作视为一种反抗的手段反抗外界强行施加给女性生命的叙事。她在给埃塞尔·史密斯的信中写道:“前几天晚上我突然想到，从来没有由女性书写的自传。没有什么作品能与卢梭的著作相较。我想忠贞观念和谦逊品质是这背后的原因现在，你已经是第一位写下歌剧的女性，不妨再成为第一位写下女性自身真相的女性。”埃塞尔接受建议，1940 年7月开始动笔写回忆录。伍尔夫知道后去信祝贺:“天，我多么羡慕你。和我眼下受束缚的、在故纸堆里翻找可写材料的《罗杰·弗莱传》相比，你的自传简直是完整自由、深刻的启示。”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伴随着楼下广场遥遥飘浮上来的草莓小贩的叫卖声、手摇风琴手演奏的乐声，伍尔夫想出了一种能够兼容印象派、权威性和自我意识的形式：将过去的片段与当下的日记记录交织穿插。和H.D一样，伍尔夫相信回忆录不仅仅留存过往经历，也影响着过往经历。在废弃草稿上，她称自己写作是为了“从这场不真实的杂乱之中抢救下一些真实的时刻”。面临法西斯统治的威胁，伍尔夫对童年有了新的认识：她的童年接受的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教育，大家长父亲又“专横如暴君”，她终生都在试图与这一时期和解。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领导和意愿的强制施加，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让我的反感情绪与日俱增。”“一战”结束后，伍尔夫就曾在日记中提到过这一观点。193S年5月，眼见另一场大战正在积聚酝酿，弗吉尼亚和伦纳德驱车前往德国( 弗吉尼亚携带着劳伦斯的《亚伦魔杖》在从荷兰进入德国的途中翻读)，目睹狂热的人群挥舞着标语，盼着能远远地看一眼他们的元首。当时她就已经意识到简·哈里森在1914年所警示的群体意识的危险性，即群体如果不加辨析就盲目地跟随领导者极有可能造成破坏。现在，处在战争旋涡之中，她愈加笃信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德国而是意义更为广泛的军国主义—— 一种同时束缚男性和女性的极权意识形态。1940 年8 月，伍尔夫在梅克伦堡广场为美国女性主义主题研讨会写了一篇标题为《空袭中有关和平的思考》的论文。她在文中将“希特勒主义”定义为显化的社会痼疾：“侵略的欲望；统治、奴役的欲望”，正是这种欲望将男女分立到对立面。她写道，打败德国并不意味着胜利，只有摧毁所有“侵略性、独裁统治以及对于权力的变态渴望”——所有这些威胁女性在家中和政治上地位的特质——才能真正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身处梅克伦堡广场，伍尔夫回望海德公园门的故园，反思家庭层次上的父权权威如何深刻地影响着她的人生。《往事札记》和《三个旧金币》一样，既是个人史，也是对社会结构的批判，对“公共秩序的独裁与家庭内部的独裁”是如何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深度挖掘。同时，伍尔夫所采用的形式使得这种联系尤为明显。通过交织穿插对当下战争的记录和对个人过往经历的回忆，伍尔夫将个人生活与政治并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塞耶斯看来，自由女性不应如《恶魔是一位英国绅士》中主人公提议的那样，“将伴侣的兴趣当作自己的兴趣”，而是应该在一段给她提供支持、提供滋养的联盟中追寻自身的智识自由，她的伴侣应该“与她志趣相投，拥有共同归属，携手度过漫长岁月”。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博伊斯的同伴认为哈丽雅特因嫉妒爱人的才华而动了杀念，讥讽道，“你应当侍奉天才左右，而不是同他争论”。哈丽雅特的好友则为她争辩道，所谓这样的观念一一“她的职责是为他的写作事业妥善照料一切，而不是自己动笔，写些不知所谓的作品妄图给他俩赚钱”——女作家要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必须态度鲜明地加以反对。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在下一部以哈丽雅特·文为主角的小说《失衡的时间》(Have His Carcase)(1932年)中交代道:“世人总以为，要治愈受过情伤的心灵，可供依靠的宽阔胸膛才是良药。可事实上，哪比得上值得全力以赴的工作、充满活力的身体以及暴富来得药到病除。”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将女性从智识领域驱逐荒谬且极不合理，塞耶斯和伍尔夫、H.D.一样，都很清楚这一点。在她们生活的时代，社会依旧拒绝女性力量，认为女性的需求和欲望不同于男性，并据此对女性施加期望。而这些女性在她们各自的人生、作品中，试图在这样的社会中找到所期盼的生活方式。“女性到底想要什么?”塞耶斯曾在另一篇论文中回应这一问题:“我不确定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有什么-致的特别需求。但是我想，尊敬的男士们，和你们一样作为人，女性想要的和你们并没有本质区别：有趣的职业，享受乐趣的合理自由，情感寄托。”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提出社会缺乏那些“情感细腻且头脑睿智的不幸女性”的生存空间，H.D.在《让我活下去》中借茱莉亚之口说出“我想生活在两个维度”，这两种观点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在成为作家的路径上，两位女性同样面临着令人分裂、丧失自我意识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回想毕业以来的种种遭际，认为大学所赋予的不是“通往财富显赫地位的通行证”，而是教会她懂得知识本身的价值。( 她沮丧道:当下或许是世界历史上最迫切需要学识的时代。”)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令人不胜惋惜”，看着如今的玛丽，哈丽雅特想道。她愈加坚定，绝不允许婚姻消解个人身份，让她的抱负沦为陪衬。“要想获得灵魂的安宁，人必须忠诚于自己的使命，哪怕这意味着在情感生活中犯错误。”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曾有采访者问道，是否愿意重回二十一岁。“不愿意。”当时四十三岁的塞耶斯斩钉截铁地回答:“千金再难得，我们也不愿重历年少时的那些笨拙摸索的经历，那些千回百转的情事，那些只有自己才懂的稚拙的屈辱。”她还指出，那些教导人永葆青春的言论听上去多少像是让人回到了“女性只需感受，无需思考的历史社会时期”，与其如此，“更合理的是，告诉她们如何长大”。对于塞耶斯而言，正是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的那段时期教会她长大，让她下定决心过一种拼尽全力、与众不同的人生。“我想年轻人应该知道这件事,”塞耶斯在 1944 年对一位记者写道:“人在青年时期总是充满了愤懑和忧虑，会犯各种错误，对未来一片迷茫。随着年岁渐长，这段时期终究会过去。而且，你一定会跨越这个时期，成为一个成熟、得体的人。别盲目相信中年人的那套说辞，什么青年是人一生最好的时期，之后生命再没什么值得期盼的·....坚持做好你相信应该做或是真正想做的事，到四十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完成了这件事，并且开始真正地享受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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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斯无处可寻，”哈里森以胜利的口吻对默里写道，“在我眼里，他一直是一个遭人唾弃、德不配位的神祗。多年来，我一直试图让大众看清他虚荣狂傲、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真面目。“将掌权者从宝座上拉下来’令人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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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克诺索斯宫殿遗址、她被允许仔细勘查的发掘物品中有一枚她最喜欢的黏土图章，她将这枚图章解读为“关于克里特岛信仰和仪式微小而有力的印证”。图章内容清晰可辨:一位女性安坐于山顶之上，两侧俯伏着恭谨的狮群。哈里森通过这一画面判断，这是在历史上湮没已久的古代崇敬母权仪式。她的这一发现之后将彻底撼动古典学研究的基础。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在主要著作《希腊宗教研究导论》(1903年)和《忒弥斯》(1912年)中收入亲眼见证的前沿素材和证据，首次向读者展现那些古代曾经独立作为市民崇拜对象的强大女神——如阿尔戈斯的赫拉女神、雅典的雅典娜女神、爱留西斯的得墨忒尔女神和珀耳塞福涅女神、德尔斐的盖娅女神——古代对这些女神的崇拜仪式逐渐无声地被对宙斯的崇拜取代，她们的祭祀庙宇被更名，神力被归到其他神祗，相关的传说被更改以适应奥林匹亚诸神的故事。哈里森认为，这些后来创造的神祗不仅有着人的外形，而且反映了由男性制订的等级秩序:男性神祗的崛起证明着希腊社会女性地位的逐渐下降。随着社会观念希望将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这些强大、深入人心的女神便构成了对国家秩序的威胁。雅典娜女神自宙斯头颅降生，这一“异于寻常、充斥着暴力”的神话在哈里森看来是“通行父系继嗣的社会结构在宗教上的呈现”，目的在于抹去母亲的存在。哈里森还提出，最初，狄俄尼索斯和母亲塞墨勒一色雷斯的古代土地女神——一起受市民崇拜，但随着社会开始通过父系血脉来记载家谱，塞墨勒的身影逐渐被抹消，狄俄尼索斯便以宙斯之子的身份为人所知。哈里森在早期地方偶像崇拜中找到了相关证据，证明与她所处时代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的存在。在这种世界秩序中，家族谱系根据母系血脉来记载，女性活动构成了团体生活的核心，市民虔诚地崇拜，而不是讥讽、害怕“属于母系氏族、没有丈夫的女神”。哈里森写道，女性不仅是希腊早期宗教中的核心崇拜对象，在宗教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她在《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中提出，欧里庇得斯在《酒神女信徒》(Bacchae)中所描写的照料狄俄尼索斯的那群激情、狂热的女信徒并不是完全虚构的神秘人物，而是采用文学策略刻画的真实存在的崇拜者，她们聚集在只有女性能参加、为乞求神灵庇佑整个族群得以延续而举行的季节性集会上。阅读哈里森的读者能够看出，哈里森所书写的是对当今时代有着巨大影响的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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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里森在论文《科学仪式的渴望》中写道:“不抱任何其他目的而学习一门已经“消亡”的语言可谓趣味无穷，单词之美丽，句法构成之严密，无不令人心醉神迷……第一次在脑海中重新搭建历史过往，令人欣喜无限。”长久以来，女性所能接受的教育无外乎妻子、母亲需要的实用技能。现在能够出于单纯的喜好选择一门学科，几乎称得上是令人大喜过望的突破性举动。哈里森相信“学习的自由”是“每一个人生来被赋予的权利”，所谓某一领域“不适宜女性”学习的言论让她愤懑。幼年时期，一位姨母曾将她的希腊语法书没收，“刻薄地”提醒她,等她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后根本用不着这些。这段回忆让哈里森始终无法忘怀:“就因为她只是一个小女孩，她就应该永远待在房子里做些分内之事。学习殿堂的大门关闭之时，她清晰地听见了哐当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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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尔夫在论文中将“家”——一个将女性利益放置于次要地位的地方——所要求的使人感到腻烦的屈从性转变为对全新居住空间乃至全新生活的期盼，在新环境中，女性的学术兴趣为社会所乐见并积极加以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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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里森的各种观念都紧紧围绕着权力；考古证据证明，古代群体社会中女性享有崇高地位，受此鼓励，她进一步提出那些被视为独属于女性的美好品德“是地位而非性别使然”，并写道，“像男性凌驾于女性这样在权力上凌驾于同类，是严重的精神危险”。随着1914年的到来，哈里森和伍尔夫、H.D.一样，明确将父权制专政与威胁当下社会的军事主义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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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来自根深蒂固的保守派的挑战，哈里森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她写道:“在当下环境，依从人性本能即是异端。”她视“拒绝传统信仰、传统习俗”为智识自由的前提，而受缚于过往与权力的保守社会绝不可能抛弃传统信仰与习俗。在她看来，战争是这样一个群体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一群体社会盲目信奉、重视团体同质性更甚于理性。统治阶级享有压迫其他阶级的权力，却无人对此提出质疑，在被统治阶级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们引向危险的境地。对专断而不加约束的权力的厌恶贯穿了简·哈里森所有作品的核心，她批判奥林匹亚诸神，反感机构性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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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里森提出的“将女性作为平等人类看待”的观念原本只是单纯的主张，但在举国陷人极端爱国情绪的环境下，这一观念的建立基础“个人之自由必涉及他人之自由”被解读为反对军事主权一一其中的”他人”被引申为“任何种族、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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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真觉得他们在我们身上培养的是一种顺从的品德。”她满心疲惫地对默里写道，列举出纽纳姆全体师生为向男性证明自身价值而必须时刻背负的各种压力，“你很难理解女子学院会对所有的传统观念、保守品德推崇备至....我们的美德正是奴隶所能展现出来的最大美德——举止得体、受过良好教育的奴隶，仍旧是奴隶——我不认为这是我们自身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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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忆学生生涯》中她坦言“自己将人生中太多时间花费在了学术生活上面，一门心思研究寥寥几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大限将至以前，希望能以更自由的态度、更宽广的心胸来观照世界”。但以七十二岁的高龄离开剑桥大学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学习、旅行的意愿：她决心建立一种拒绝顺从的品德会受到珍视的生活方式。极少数人会在七十多岁时考虑这样巨大的生活转变，遑论真正去实施。哈里森则坚信生命会赐予她更广阔的宽度，她也能为生命创造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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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里森并没有深陷于这些挫折之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她最终选择“过一种精神生活，在那里找寻最大的安宁和快乐”。与年轻一辈的H.D和塞耶斯不同，哈里森从未因对精神平等的伴侣求而不得而痛苦，她这时就已非常坚定，无论是传统模式还是其他类型的婚姻都不适合她。如同《校友聚会惊魂夜》中哈丽雅特·文所说，“要是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份全职工作，就别急着成为别人的妻子”。哈里森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生活，不愿冒任何风险。她在《忆学生生涯》中写道，“至少对于女人而言，婚姻会对人生中我最珍视的两件事形成阻碍:友谊，学习······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所担负的责任何其繁重;我的脑海已被太多思绪占据，没法扮演好那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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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她看来，战争是这样一个群体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一群体社会盲目信奉、重视团体同质性更甚于理性。统治阶级享有压迫其他阶级的权力，却无人对此提出质疑，在被统治阶级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们引向危险的境地。对专断而不加约束的权力的厌恶贯穿了简·哈里森所有作品的核心，她批判奥林匹亚诸神，反感机构性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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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人问她是否愿意回到年轻的时候，哈里森则指出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无法回到年轻的时候，人只经历一次年轻的阶段。你不能把形成今日之你的那个雪球再滚回去：存在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生活。”这一观点与多萝西·L塞耶斯的观点遥相呼应：年轻被赋予了太多的重要性。在这两位女性的人生经历中，二十多岁都是最焦虑、最尴尬的年纪，她理应美丽、理应女性化、理应结婚。这些社会压力在这个年纪达到巅峰，她们选择背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可这时又尚未有任何成就或功业足以证明她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只有等到她年岁渐长，世人才意识到那些知识的积累、经历的丰富使她成为值得尊敬的人，将她塑造成了她真正的模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如果想要抵御那些压制思想自由和个体自由的强权，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此刻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是什么；先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为我们赢来思想自由和个体自由，为了守护这些自由，我们又必须付出怎样的代价…只有自由的人才能创造出那些发明和思想创作，正是这些使得现代生活值得一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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