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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五位女性所探索的这一人生命题。她们各自对探索内容的表达方式或许不尽相同，但在决定以自由女性身份生活的环境、方式时，每个人都需要面对以下问题：与其费尽心力去找寻一段不会影响创作的关系，或许不如抹去婚姻这个选项会来得更为简单干脆；成为母亲会不会把她们奋力够到的机会又推远；为了换取经济上的安全感，该牺牲什么样的创造力。掌控生活安排所带来的欣喜，仅仅是个开端。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如果自由需要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来安放，那么维持这间房间则需要金钱和一整个支持体系，让人有足够自信去抵御外界的质疑：在布卢姆斯伯里，安全感和成功，每一样都来之不易。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这期间写给库诺斯的信件展现了塞耶斯正逐渐加深对亲密关系和个体自由真正含义的理解：彼此之间绝对信任，任何一方都不需要压抑欲望，不需要放弃追逐野心，不需要抛弃信奉的价值观，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让她真正快乐，只有这样，爱才能变得真正“自由、无虑”。她写道：“我已经受够了以‘自由爱情’之名所施加的诸般令人厌恶的限制。”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如果没有将梅克伦堡广场期间和之后所遭受的痛苦诉诸文字，她就无法真正释怀。这段经历教会她不要将自身价值依附于任何人。她终其一生都在强调从事职业的重要性，只有“找到一份值得付出的工作，兢兢业业地将它完成”，才能得到真正的“灵魂、精神和身体上的满足”。她对职业的重视与以下观点紧密相连：她坚定相信，“应该将女性作为人来对待，而不是以女性这一性别为桎梏来限定她们所能踏足的领域”。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曾有采访者问道，是否愿意重回二十一岁。“不愿意。”当时四十三岁的塞耶斯斩钉截铁地回答：“千金再难得，我们也不愿重历年少时的那些笨拙摸索的经历，那些千回百转的情事，那些只有自已才懂的稚拙的屈辱。”她还指出，那些教导人永葆青春的言论听上去多少像是让人回到了“女性只需感受，无需思考的历史社会时期”；与其如此，“更合理的是，告诉她们如何长大”。对于塞耶斯而言，正是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的那段时期教会她长大，让她下定决心过一种拼尽全力、与众不同的人生。“我想年轻人应该知道这件事，”塞耶斯在1944年对一位记者写道：“人在青年时期总是充满了愤懑和忧虑，会犯各种错误，对未来一片迷茫。随着年岁渐长，这段时期终究会过去。而且，你一定会跨越这个时期，成为一个成熟、得体的人。别盲目相信中年人的那套说辞，什么青年是人一生最好的时期，之后生命再没什么值得期盼的…坚持做好你相信应该做或是真正想做的事，到四十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完成了这件事，并且开始真正地享受这件事。”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当我请求你去赚钱，去拥有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伍尔夫写道，“我是在请求你生活在现实当中，过一种蓬勃旺盛的生活。”渴望蓬勃旺盛的而不是幸福或成功的人生，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想象力。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小说用一个具体事件来呈现茱莉亚的恐惧。在书中一处关键情节，茱莉亚将自己写的诗寄给里卡，诗的内容是关于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之间受到诅咒的爱恋，里卡对这首诗反应非常激烈。里卡勃然大怒：“俄耳甫斯系列，前后两部分我都不喜欢。你只需要写女人说了什么。你怎么知道俄耳甫斯的感受？你应当集中精力来描述女性、女性的感受，只要写欧律狄刻部分就够了。你不能同时负责两部分。”里卡的批评让茱莉亚感到困惑，他的言外之意似乎是让她抑制野心，只从个人经验出发去写作，而不要试图表达一些普世的观念。H.D.借茱莉亚之口表达了对这种双重标准（尤为令人愤慨的是，劳伦斯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时期正在给《恋爱中的女人》一书校稿，这本书深人挖掘布兰文姐妹的内心世界）的困惑：“里卡这种男女分裂的观点并不正确，根本站不住脚…假如他能如此邪恶地洞悉女性的感受，为什么她却不能洞悉男性的感受？”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据一位纽纳姆学院的学生回忆，简·哈里森曾在某次晚宴上提出，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有一个自我最为完整的阶段：有些人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攀登上了人生的最高峰，此后再没能超越；有些人会沉淀、酝酿，然后在中年之际臻于芳醇；还有些人或许一生都在经历种种失意，直到晚年之际才等到幸福的降临，成为一位“快乐的老太太”。住在梅克伦堡街的简·哈里森在回望漫长一生之时，或许会认为她的那个阶段正是七十多岁时。曾有人问她是否愿意回到年轻的时候，哈里森则指出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无法回到年轻的时候，人只经历一次年轻的阶段。你不能把形成今日之你的那个雪球再滚回去：存在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生活。”这一观点与多萝西·L。塞耶斯的观点遥相呼应：年轻被赋予了太多的重要性。在这两位女性的人生经历中，二十多岁都是最焦虑、最尴尬的年纪，她理应美丽、理应女性化、理应结婚。这些社会压力在这个年纪达到巅峰，她们选择背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可这时又尚未有任何成就或功业足以证明她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只有等到她年岁渐长，世人才意识到那些知识的积累、经历的丰富使她成为值得尊敬的人，将她塑造成了她真正的模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最终，由于简与一位助理牧师之间发展出暧昧关系（有一次，简在路上将他拦下，向他请教关于希腊语版圣经上的一处误译，两人因此结识），家人认为这段关系“非常不光彩”，就将她送到切尔滕纳姆寄宿中学。这所学校旨在让中产阶级的女孩接受与她们兄弟同等水平的教育。简的父亲和继母虽然不看好，但认为简接受教育后，结婚前就可以待在家里教妹妹们念书，称得上是一笔划算的投资。按照父亲和继母的计划，简只能度过狭隘的一生。简之所以得以逃离，独立追寻人生，全得益于一场考虑周全的预先谋划。1871年开始，也就是简年满二十一岁后，根据母亲的遗嘱，简每年能收到三百英镑年金（相当大的一笔数目）。简的父亲并不乐于见到女子赚钱，而且早就对岳父的安排颇有怨言：根据简的外公安排，简的母亲、几位姨母都能独立继承财产，不受丈夫约束。即便不满，简的父亲也无权阻止女儿在财务方面享有自由。1874年，哈里森以最佳成绩通过剑桥大学女子会考，被授予奖学金，进入纽纳姆学院学习古典学。学院最早的这批寄宿生共有二十人，她们被誉为“英国最智慧的女性”。纽纳姆学院设立于1871年，为渴望参加剑桥大学一系列“女子课程”的女性提供住宿。首任院长安妮·杰迈玛·克拉夫(Anne Jemima Clough)希望吸引社会捐赠以建设有利于学习的良好环境，提出这样的观点（伍尔夫后来也提出近似的观点）：“如果能为方便她的学习来布置住所，在这个住所里，她能专门拥有一间房间，不受人打扰，有途径获取任何一本需要的书籍”，女性一定可以更加高效地取得成果。这一观念在当时不可谓不激进，克拉夫坚持她的学生每人都应拥有一间单独、私人的房间—女子当时还无法进入大学图书馆，一间单独的房间因此愈发具有重要性。哈里森将起居室用“莫里斯设计的最新款壁纸进行装饰，房间整体呈现静谧的风格”（乔治·艾略特前来拜访的时候，对此赞不绝口）。学院生活令哈里森初尝陌生的自由滋味。处在这个有利的环境中...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曾在牛津高中和诺丁山高中给女学生上过一段时间课，不久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查尔斯·牛顿爵士。牛顿爵士当时负责管理大英博物馆中的古希腊、古罗马文物，对性格开朗的哈里森印象深刻，就邀请她来文物室为前来参观的年长的女士们做讲解员。哈里森很快开始通过“巡回讲演”谋生：接下来十年间，哈里森为了向公众重现古时的节日、舞蹈和祭祀，设计了近似戏剧的表演剧，在全国巡回展演。表演时，哈里森会穿上缀满亮片的缎袍，戴上埃及珠串，披上光耀夺目的披巾，演到情节紧张时，她会将披巾从肩上抖落下来；她会特意将灯光调暗以模拟夜间神秘的崇拜仪式，她会说珠玉般流畅、清脆、响亮的希腊语。有一次，为了展现俄耳甫斯教入教祭祀仪式，她还安排了两位合作演员躲在观众席后方击奏“吼板”，这样观众就会听见一种怪异的声音，却看不见声音从哪儿传出来。1891年，《帕尔摩报》描述道“在过去十年中，通过亲自设计的巡演，这位女士以一己之力恢复了大众对希腊文化的兴趣”。虽然收获了如潮的大众赞誉，哈里森依旧没能获得机构认可。1889年，《妇女便士报》采访哈里森，问及女性身份是否对其职业发展造成阻碍。从不希望被人同情的哈里森否认了这一点：“在这一领域，女性的身影目前尚不多见。我侥幸位列其中，也仅仅是在职业声望上有一些知名度。”就在采访前一年，哈里森曾申请接替查尔斯·牛顿担任伦敦大学学院古典考古学的耶茨教授职位，但在最后阶段被学院拒绝了。尽管推荐名单上赫然列着整整一长列国际考古学家、学者和博物馆负责人的名字，学院委员会中有两位成员最后还是在文件上表明“伦敦大学学院内由女性来担任教职并非为人所乐见”。1896年，她再次申请该教职，依旧遭到拒绝。这一回，委员会毫无讽刺之意地表示，除了在纽纳姆学院的教育经历，申请人“未曾有同等机会扎根于各个学术分支机构深入耕耘”。委员会的某位成员更属意他之前的学生欧内斯特·加德纳，私下透露哈里森已经出局。伍尔夫在小...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之前，父亲反对哈里森上大学，是母亲留下的遗产让她如愿接受大学教育。时隔多年，哈里森同样也是在女性的帮助下，得到女性机构的支持，才得以脱离既定的命运。1898年，哈里森受邀回到纽纳姆学院。原来，学院为毕业生专门设立了三年研究员资格的制度。哈里森满怀喜悦地接受学院邀请，成为第一个受惠的毕业生。现在她终于有了机会，她决心营造可以专心致志地投入工作的环境。哈里森在伦敦时通过兼职赚取的收入并不稳定，常因需要前往各地巡回演出而分心，室友难相处，合租房内也总是堆满了物品。现如今，她终于有了一份按时发放的薪水，再一次拥有了一间专属书房；学院花园宽阔而宁静，她可以在这里驰骋神思，周围都是富有活力的女性学者，她们中的许多人，如珀内尔·斯特雷奇、玛丽·佩利·马歇尔和埃莉诺·西奇威克，都成了哈里森的终生至交。渴望弥补逝去时间的哈里森一开始就与学院约定，她在岗位上只需要做研究，免除像上课任务、行政事务、教牧职责这些本属于职责范围的相关事务。经过商议，哈里森每周只需教一门课程，以此换取旅行、阅读、写作的自由。哈里森对学术工作纯粹的投入赢得了学院内众人的敬仰：她受同事尊重（尽管有几位不得不代其承担琐碎而乏味的事务），深受学生爱戴。晚饭后，学生们常常成群结队地来到她的房间，一起窝在沙发上吸香烟、喝威士忌，浏览散落在地上的希腊花瓶照片。女性主义周刊《时与潮》描绘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哈里森：“任何对大学女教师的预期想象都不曾束缚她：她不受教师身份的桎梏，按照自己的意愿穿着打扮、教学、创立理论。”早年初到纽纳姆学院之时，作为学生的哈里森的希腊语水平远远落后于幼年就开始学习相关科目的男同学，对文献学的掌握也远达不到自信的程度。但在作为研究员回到纽纳姆学院后，她从旁观者的独特视角出发，拓宽了学科原有的界限。不到五年，哈里森就出版了突破性的学术著作《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书中对希腊宗教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娓娓道来，被作者笑称...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简·哈里森刚踏入学术界时，领域内对古典学的研究局限于对经典文本的细致校订。十九世纪最后数十年中，考古挖掘开始在欧洲、中东地区涌现，大量充满戏剧色彩的考古发现突然令古老的世界仿佛重现眼前，与当前时代如此贴近、如此具有人的色彩。具有戏剧眼光的海因里希·施里曼放弃商业生涯，转而从事考古事业，在土耳其境内的希沙里克山丘成功挖掘到古建筑遗址。他坚称这是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描述的战争所留存下来的历史遗迹。这一消息出现在了全球新闻的头版头条。“我凝视着阿伽门农的面庞。”从墓中出来的施里曼宣布道。报纸刊印的照片上，施里曼妻子索菲亚身上装扮着特洛伊的海伦的珠宝，光彩照人。哈里森跟随施里曼的考古队伍踏遍了这片陆地，为著作、课堂收集前沿素材：在雅典，她坐在帕台农神庙阶前抽烟斗；在科林思，她和队伍一起骑着骡子登上科林思卫城山；在巴萨伊，她在阿波罗神殿遗迹下的山腹中野营。阿瑟·埃文斯在克里特岛发掘出克诺索斯宫殿遗址，举世震惊。同年，哈里森就亲身前往探访，在那里，她发现了一枚印着牛头人弥诺陶洛斯的图章，他端坐在王座上，脚下匍匐着一名信徒。这枚图章攫住了她的想象力。“宙斯无处可寻，”哈里森以胜利的口吻对默里写道，“在我眼里，他一直是一个遭人唾弃、德不配位的神祇。多年来，我一直试图让大众看清他虚荣狂傲、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真面目。‘将掌权者从宝座上拉下来’令人愉悦。”持续进行的发掘活动为简·哈里森的主要学术兴趣提供了相关的素材：挖掘出“层层厚土掩盖下的宗教信仰”，重现关于希腊古时宗教崇拜的历史。与她同时代的学者普遍将荷马史诗视作西方文学的发端，认为这些诗歌代表着最早的宗教研究。但哈里森无法认同这样的观点。在她看来，荷马和希腊悲剧中所描绘的独特、拟人化的奥林匹亚诸神—神族受全能、滥情的宙斯掌控，整个家族性情阴晴不定、常常相互交战—并不能证明真正的大众宗教的存在，仅仅是“艺术和文学的产物”，诸神脱离神秘、道德败...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在主要著作《希腊宗教研究导论》（1903年）和《忒弥斯》（1912年）中收入亲眼见证的前沿素材和证据，首次向读者展现那些古代曾经独立作为市民崇拜对象的强大女神—如阿尔戈斯的赫拉女神、雅典的雅典娜女神、爱留西斯的得墨忒尔女神和珀耳塞福涅女神、德尔斐的盖娅女神—古代对这些女神的崇拜仪式逐渐无声地被对宙斯的崇拜取代，她们的祭祀庙宇被更名，神力被归到其他神祇，相关的传说被更改以适应奥林匹亚诸神的故事。哈里森认为，这些后来创造的神祇不仅有着人的外形，而且反映了由男性制订的等级秩序：男性神祇的崛起证明着希腊社会女性地位的逐渐下降。随着社会观念希望将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这些强大、深入人心的女神便构成了对国家秩序的威胁。雅典娜女神自宙斯头颅降生，这一“异于寻常、充斥着暴力”的神话在哈里森看来是“通行父系继嗣的社会结构在宗教上的呈现”，目的在于抹去母亲的存在。哈里森还提出，最初，狄俄尼索斯和母亲塞墨勒—色雷斯的古代土地女神—一起受市民崇拜，但随着社会开始通过父系血脉来记载家谱，塞墨勒的身影逐渐被抹消，狄俄尼索斯便以宙斯之子的身份为人所知。哈里森在早期地方偶像崇拜中找到了相关证据，证明与她所处时代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的存在。在这种世界秩序中，家族谱系根据母系血脉来记载，女性活动构成了团体生活的核心，市民虔诚地崇拜，而不是讥讽、害怕“属于母系氏族、没有丈夫的女神”。哈里森写道，女性不仅是希腊早期宗教中的核心崇拜对象，在宗教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她在《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中提出，欧里庇得斯在《酒神女信徒》(Bacchae)中所描写的照料狄俄尼索斯的那群激情、狂热的女信徒并不是完全虚构的神秘人物，而是采用文学策略刻画的真实存在的崇拜者，她们聚集在只有女性能参加、为乞求神灵庇佑整个族群得以延续而举行的季节性集会上。阅读哈里森的读者能够看出，哈里森所书写的是对当今时代有着巨大影响的一段历史，正是这...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通过性别与权力的视角重新解读历史，极大地激励着现代作家，让他们敢于尝试全新而激进的形式。“在挖掘希腊神话和仪式起源这方面，很少有作品能像哈里森小姐的作品这样引人入胜。”T. S. 艾略特写道，他曾在哈佛大学毕业论文中引用她的作品；此外，他在《荒原》（1922年）中对季节仪式和预言的描述辛辣尖锐，锋芒毕露，明显受到哈里森影响。哈里森对艺术理应勃发于“真挚而强烈的情感”的主张宛如吹响了一声激昂的号角，启发着那些正在寻找坦诚、直接抒发情感的表达方式来传递真相、“让一切焕然一新”的作家，其中就包括庞德和其他意象派成员。哈里森描述的那些富有创造力、具有强大力量的复仇女性，她揭露的那些证明着在漫漫世纪的父权体制下、女性价值在系统性压制下被贬低的有力证据，在接下来几十年中，为许多作家在塑造女性角色时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如E. M. 福斯特笔下的施莱格尔姐妹，詹姆斯·乔伊斯笔下的莫莉·布卢姆，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拉姆齐，D. H. 劳伦斯笔下的布兰文姐妹。（就在劳伦斯初遇H. D. 的前几个月，他恰好读了哈里森的《古代艺术与仪式》，他告诉朋友“艺术脱胎于宗教祈求，这一观念令我耳目一新”，还推断这部作品应当是出自一位“学术派女性”之手。）哈里森对同时代年轻学者的作品也怀有同等的关切，希望能学他人之所长。例如，虽然没有十分读懂《尤利西斯》，她仍然欣赏乔伊斯“尝试以有声、有意识的方式呈现潜意识。他在挖掘人性中的幽深。这是他的无上贡献”。哈里森的作品为崛起的女性作家—其中就包括H. D. 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开启了全新的艺术可能。H. D. 年轻时自学过希腊语，借助法语版和英语版翻译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她没有明确提到过哈里森，但很有可能读过期刊《新自由女性》在1913年刊登的称赞哈里森的文章；H. D. 也读过吉尔伯特·默里关于希腊宗教的研究，而默里在相关研究中归纳过许多哈里森的理论。在19...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对于伍尔夫，简·哈里森也起着极大的影响和激励作用。按照家庭规划，弗吉尼亚和姐姐文妮莎本应如当时上流阶层家庭对女孩的期望那样，担负起管家的职责，学会自我牺牲。她们没能像家中的男孩那样去学校上学，但依旧决心学习知识、发挥创造力。两个人整天都待在房间里，文妮莎对着画架，弗吉尼亚则对着高高的书桌。整个青少年时期，弗吉尼亚一直跟着家庭教师刻苦学习希腊语。1904年10月，弗吉尼亚在姨妈陪伴下待在剑桥休养身体，以走出精神崩溃并第二次试图自杀的阴霾。期间，表亲弗洛伦斯·梅特兰带着她去纽纳姆学院拜访各位“学养丰厚的女士”，简· 哈里森便是其中一位。同年，拜访不久后，弗吉尼亚搬到戈登广场，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和书评，以自己的方式开启了社交生活。因此，以下推测大约不算牵强附会：这段拜访经历曾推动弗吉尼亚彻底下定决心。哈里森的作品向她展现了一种全新而颠覆性的历史观照方式，伍尔夫因此看见强大、可供女性回望的“母亲”，明白父权制社会赖以存在的结构是人为构建且极不稳定的。伍尔夫之后的小说、论文无不受此影响。对于布卢姆斯伯里的男性文人圈，包括利顿·斯特雷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E. M. 福斯特，伍尔夫一直感觉有隔阂。他们结识于剑桥大学，都是由哲学家乔治·爱德华·摩尔担任导师、只接收男性的精英社团—剑桥使徒社的成员。即便在戈登广场客厅，这个男女共处一室、自由讨论的地方，男性有时候也会聚成一个小圈子，说着弗吉尼亚听不懂的拉丁语笑话，弗吉尼亚这时就会有强烈的孤立感。（罗杰·弗莱曾经夸赞哈里森“拥有真正的使徒式的头脑”，可谓是一则认真严肃的高评价。）简·哈里森为伍尔夫照亮了另一条她能感觉到归属的路线：一所不同的剑桥大学，一个不同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子，一种观照历史的不同方式，以及一种不同未来的可能。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纽纳姆学院生活期间，哈里森生活的小圈子信奉开明的价值观，坚信女性在智识上与男性平等，在这样的环境下，哈里森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但她对外的形象有悖于公众对女老师性情恭顺、富有母性的期望，这使得保守的剑桥大学古典学师生纷纷对她侧目而视，还有谣言称哈里森向学院女学生教授萨波的诗歌，借此鼓吹“自由恋爱”。哈里森提出新理论之后，整座剑桥小镇到处流传着对她的中伤。人们举出种种原因来攻讦她的著作：证据过少、主观臆断；章节散漫、缺乏条理且语言过于感性；刻意抬高女性地位，仿佛专门制订了女性主义议事日程；文本风格“过分修饰”，有“失于理性”“过分主观”“宣传教化”之嫌。急于否定哈里森结论的评论家甚至将哈里森的著作与芭蕾舞女演员伊莎朵拉·邓肯所崇尚的狂乐乱舞的古希腊人文主义相提并论，将哈里森归类为现代传统派那种天马行空的艺术家，而不是处理真实材料的严肃历史学家。随着她在剑桥大学待的时间愈久，纽纳姆学院以外的同行对她的批评愈加激烈。哈里森于1916年提出假设，俄国传统木偶戏和施洗者约翰的头颅这一古老传说有可能共同发源于仪式性舞蹈。威廉·里奇韦爵士（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著名考古学家，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国家联盟成员，在反对妇女选举权上十分活跃）写信给剑桥大学校内极具影响力的国王学院院长M. R. 詹姆斯，谴责哈里森的推断是“无惧无耻的一派胡言，彻头彻尾败坏年轻一辈思想的言论”。对此，M. R .詹姆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哈里森大加斥责，列举她在学术方面的罪责：掌握拉丁语谚语的水平不足，侮辱攻击基督教信仰。哈里森公开表示不会迎合所谓“学者印象”的文化霸权，对于同时代学者轰轰烈烈的反对反而感到满意，因为这证明她大胆的理论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她后来在梅克伦堡广场家中撰写《忒弥斯》时写道：“对于同时代持传统信仰者，对于年轻一代反对社会变革者，《忒弥斯》是一本危险的作品。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有一只手已经攀...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某场辩论赛中，塞耶斯的好友、后来成为支持节育的领军人的卡丽斯·巴尼特提出一个观点：“现代女性谨慎考虑是否进入婚婚大大有益于社会。她在一篇小品文中写道：“如果女人穿西裤对你没有吸引力，别急着担心。还有更糟糕的呢：此刻我根本不想吸引你的注意。我只想享受生而为人的自由。”在当时的萨默维尔学院，比起奖学金，许多女学生仍然更想找位好丈夫。此时的塞耶斯已经开始反抗女性固有的桎梏，明白遵循这些规训只会阻碍她实现创作方面的抱负。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六岁那年，父亲就开始教她拉丁文，在整个少女时期，父亲一直鼓励她尝试各类文学创作，包括为《小妇人》改写戏剧版，为一个自杀的战俘写独白诗，还写过一篇题为《名利不过如此》的文章，这篇文章主题与自我意识觉醒有关，描述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作家”最新出版了一部畅销书，但她的姨母们发现她们在这本书中受到批判，女作家因而遭遇一系列麻烦。还有一篇诗体形式的《喜剧广告》，讲的是一位热情洋溢的女主人公，因为性格沉闷的未婚夫不够智慧，不足以打动她，因此决意取消婚约。当时还处于少女时期的塞耶斯写道：“天呐！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应该想的是如何享受人生，而不是和所谓的‘好丈夫’绑在一起！”她在二十多岁的人生阶段始终坚持着这一观念。父母的教育理念对塞耶斯的个人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她在往后的岁月中有底气、有信心素成为一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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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一生面临的危险数不胜数：如意外怀孕这类“生理陷阱”，做一位“和颜悦色的家庭主妇”所面对的枯燥与孤寂，成为一位从来不受人重视的“年老仆妇”。谈及这些危险，茱莉亚提出，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或许能让女性达成“真正的成就”： 还有一种逃脱的办法，那就是成为艺术家。这些危险或许就可以避免。女性可以成为带有男性特质的女性，男性也可以成为带有女性特质的男性。而弗雷德里卡尽管认可她的诗作，却仍然对她喊着男性即是男性、女性即是女性那一套说辞，他那尖锐、像孔雀一神洋洋得意的吼叫，是所处时代观念的反映，同时也奏响了这一观念的灭亡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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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莱尔写道：“我很希望，理智能让你的目光超越珀迪塔。你被赋予诗才，不是为了留在某个小屋子里，成天围绕着一个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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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采访者问道，是否愿意重回二十一岁。“不愿意。”当时四十三岁的塞耶斯斩钉截铁地回答：“千金再难得，我们也不愿重历年少时的那些笨拙摸索的经历，那些千回百转的情事，那些只有自己才懂的稚拙的屈辱。”她还指出，那些教导人永葆青春的言论听上去多少像是让人回到了“女性只需感受，无需思考的历史社会时期”；与其如此，“更合理的是，告诉她们如何长大”。对于塞耶斯而言，正是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的那段时期教会她长大，让她下定决心过一种拼尽全力、与众不同的人生。“我想年轻人应该知道这件事，”塞耶斯在1944年对一位记者写道：“人在青年时期总是充满了愤懑和忧虑，会犯各种错误，对未来一片迷茫。随着年岁渐长，这段时期终究会过去。而且，你一定会跨越这个时期，成为一个成熟、得体的人。别盲目相信中年人的那套说辞，什么青年是人一生最好的时期，之后生命再没什么值得期盼的…坚持做好你相信应该做或是真正想做的事，到四十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完成了这件事，并且开始真正地享受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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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总以为，要治愈受过情伤的心灵，可供依靠的宽阔胸膛才是良药。可事实上，哪比得上值得全力以赴的工作、充满活力的身体以及暴富来得药到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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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耶斯更是写道：“尽管女主以身相许以报救命之恩的戏码理所应当以至于俗滥，我却明白建立在感激、自卑基础上的婚姻很难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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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耶斯是公开提出以下观点的第一人：男人对待女性应该抱有与对待同伴同等的态度，任何因女性身份而加以优待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居高临下且毫无必要的。但这一观点同时给塞耶斯带来了某种难处：库诺斯对她欠缺绅士风度，可他的种种举止显然又不是因为尊重女性。如此一来，持有这一观点的塞耶斯却也很难将对库诺斯的失望宣之于口。阿尔丁顿曾经告诉H。D。，他是被她的思想而不是身体所吸引，他将她视作文友而不是恋人，这样的真相曾经让H。D痛苦万分。而塞耶斯的境遇比起H。D。来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库诺斯既不愿与她展开浪漫的爱情，也丝毫不在乎她的写作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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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耶斯坦然道：“一想到有人全心全意地爱慕我，我只觉得烦闷无比。我讨厌别人对我言听计从，讨厌别人对我百依百顺。每句话都被人算计着，每个举动都被人注视着，这样的生活只会让我发狂。我只想要一个能与我并肩作战的人！” 塞耶斯设想的平等的男女关系，应当彼此倾心相爱、相处轻松融洽，充满着激情洋溢的辩论。但库诺斯并不是满足这种设想的良人。库诺斯对H。D。爱而不得，又遭遇阿拉贝拉背叛，过去的感情经历让他变得不再相信女人，不肯再交付真心。他更愿意把时间花费在写作事业上，写作赋予他人生意义，而且永远不会欺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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