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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深圳这座城市，容纳的是五湖四海的人，所以柔韧性很高。这些来这里工作的保洁员、清洁工，无法在老家获得经济来源，却被深圳接纳了。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辈子的幸福赌上我父亲的幸福，我母亲则是赌我六舅舅的。她们都是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们同一天结婚，送亲的队伍相遇在村里的古树下，姑姑和我母亲彼此交换手中的花手帕，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她们此后的惺惺相惜与信任。
    《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在无数时刻，都有一种“幸存者”之感。但凡我在青春成长期的任何一天做了“放弃”的决定，我的人生也一定是随波逐流的。我那些从课堂上消失的同学，他们一定也曾感到害怕。
    《我的母亲做保洁》
    长久以来，母亲都觉得，外婆是报复自己，用死亡惩罚她这个女儿。这成为母亲心里的一根刺，生命里的重大创伤。她没有与自己的母亲好好告别，没有好好完成分离。她与外婆的对话一直在持续，即使外婆已是一个消逝的人。与理想中的天伦之乐不同，我们面临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我们深陷彼此纠缠、负担和依赖的关系。我们是母女，只能磨合，她不会放弃我，我也不可能放弃她。母亲拥有丰沛的方言词汇库，那是她的地下宝藏。聊天的时候，那些词语仿佛是从深层的岩石中沁出，朝着地下水的出口涓涓涌流。母亲的方言是立体的，构造出多维的世界，声色俱全。母亲经常用方言给我“放电影”。
    《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写字楼打扫卫生一年，母亲渐渐成了一个很勇敢的人。每次面对投诉，她总能守住自己的立场和节奏。
    《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的经理们很可能非常了解她这种想要多赚钱的心理。每次母亲想休息的时候，经理都会跟她诉苦：“找不到人替代”“别人都没休息你为什么休息”“你看你还这么年轻，多做一天多赚一点”。母亲往往心软，休假就变得不了了之。回到家中，她给我的一贯说辞就是：经理不给假。这像是一场合谋。
    《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想如今我可以诚实面对母亲的保洁员工作，愿意去倾听保洁员们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在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渐意识到，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来处。我虽然做的是白领工作，但我们仍处在同一个阶层。他们有一样的精神困境，似乎不看到儿子结婚、女儿嫁人，确认儿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作为父母的他们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 而我的母亲，即使她的女儿已经结婚，也还是会担心那无法验证的猜测。她旁观我的生活，从一些细枝末节中判断我过得幸不幸福。如果我在婚姻中表现出悲伤或逃避，她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对女婿表达失望：“她什么都不图你的。”我的母亲用一种“道德绑架”式的语气跟我的丈夫说。
    《我的母亲做保洁》
    对同样在这栋写字楼工作的白领来说，回家过年不至于到需要辞职的程度。但对于在入职时便条件不对等、没有法定节假日的保洁员而言，年底时，辞职就成了那些决心要回家的人的选择。回家本身对他们就是一件要下很大决心的事情，他们离家太久。为了能在汹涌的春运浪潮中买到车票，他们一般会比普通白领提前一到两周返乡。然而，环境公司最长只允许保洁员请一周的假，再长就很难批准，一旦招到新的人，岗位被替代，请的假便不算数了。既然两头都不稳妥，不如就安心回家，来年返回深圳，再重新找工作。“看情况”这三个字里包含了不少玄机。她有可能还会去，有可能再也不去。“看情况”，也是保洁员们面对“是否辞职”“是否换一份工作”“是否要回老家”“还打算在深圳待多久”这类问题时常用的回答。不要惊讶于他们的选择总是摇摆不定。用母亲的话说，保洁员中的大部分人如同我老家陕南农村父母辈的大多数乡民，都是过着“打头顾头，打脚顾脚”的日子。他们都是没什么可以托底的人，更谈不上有多少社会支持，如若儿女不能成才，就更加愁苦，命运如同一棵长在黄土高原的麦苗，一阵风沙吹来，便能淹没他们的头顶。
    《我的母亲做保洁》
    希望我们能多关心这个世界上的“他者”，理解一个人在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做选择，理解一个人的命运并不仅仅由他“是否足够努力”而决定。
    《我的母亲做保洁》
    她们彼此都称呼对方为“姐”。两年时间，姑姑从确诊到离去，母亲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来得太快了。姑姑最后一次从医院化疗回来，在视频里跟母亲说，她走不了远路，托她照看的县城阳台上的花估计全部渴死了，城郊租种的那片地也已荒芜。从深圳返乡的那天深夜，母亲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县城大医院看完姑姑回家，开门的时候却发现，花草竟然全活着。那些吊兰像是烟花般炸开，爬满了阳台。
    《我的母亲做保洁》
    写字楼里的一部部电梯让母亲想到矿井的升降梯，想到十年前在韩城煤矿的日子。早高峰时期，一群群年轻人像乌蚂蚁一样挤进电梯，电梯上升，一层层把他们运输到各自的工位上。下班时间，电梯一层层下降，他们又一个个回到城市里的家。煤矿矿井的升降梯也运送一个个青壮劳动力，只是方向刚好相反，上班是去地底下，下班是往地面上。那些母亲在下班时间遇见的年轻面孔和煤矿上那些脸被煤灰染黑的年轻人一样，眼神里都布满疲惫。
    《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问芙蓉阿姨，除了这棵“孔雀树”，打扫卫生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别的让人难忘的事。阿姨说，那应该是给大堂里由几万颗水晶石串起来的五棵“水晶树”做清洁。阿姨指给我看，那五棵有着像云朵一样树冠的水晶石假树，被圈在一个大理石墙壁旁，正对着孔雀台。在灯光的照射下，它们亮晶晶的，闪烁着富丽堂皇的光芒。阿姨说，为了让这些珠子更亮，当时她和另一位阿姨用毛巾一粒粒擦拭，整整擦了两天。在高度城市化和专业分工的今天，我们很难看到，完美的背后，一个普通清洁工的工作现场。我们只能想象，一位四十九岁的阿姨，在两天的时间里，擦了几万颗水晶石。我们对细节无止境的要求，最终的压力都落在了最基层的员工身上。类似的现象，在很多其他工种中也可以看到。我没有问芙蓉阿姨，擦完最后一颗水晶，她感受到怎样的工作价值。亲在写字楼工作的一年来，很多保洁员从入职开始就没休过一天假。一个时刻保持干净的超级城市背后，是一群人的过劳。
    《我的母亲做保洁》
    很多阿姨来深圳前一直过的是没有被规则化的农村生活，成为保洁员后，严格的打卡制度、每天的晨会、每隔一个小时的签到，让她们感到“头昏脑胀”。来自四川、有着火爆脾气的冬容阿姨入职前就跟大经理打好招呼：“不要让我签字、开会，一开会排队，我脑子就炸了。”大经理应允了。两个月后，副经理不明缘由，让阿姨跟大伙一样，不能例外，否则就要换岗位。她很气愤，转身去工具房拿上自己的背包就离开了，算是辞职。公司没有扣她的钱，几天后她又在附近的写字楼找到了工作。
    《我的母亲做保洁》
    连着两年春天，她都去公园找一种叫“黄鹌菜”的野菜，我们陪她一起。 她在林子间的地上像在老家的山坡上一样，麻利地挑选出杂草中的野菜苗，拔完一把，经由父亲传递，放到空地上。我负责摘除它们的根茎，留下叶子。 这些“黄鹌菜”被母亲拿来做凉拌菜，还包了饺子。有苦味，也有甜味。
    《我的母亲做保洁》
    “不是。”她说，“肚皮朝上，乌龟是很慌张的，它把脆弱的一面暴露了出来，职场也是如此，事情做得不顺利，不如直接提出困难。不要总是伪装资金，披着厚厚的铠甲。”
    《大厂小民》
    另一种影响力来自内部，它指的是同事或同行在社交平台上的点赞、点心或转发。若是被老板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转发或点赞，就会形成更强大的内部影响力，这被大厂员工称为来自老板的“金手指”。金手指没有上限，高层的金手指最难获得。如果得到了，大家会知道这一年这位同事的绩效稳了。那些也许只是随手滑过某个图标的高层，应该很难想象，指尖上的一个小动作，决定的可能是一名普通员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职场进退。
    《大厂小民》
    新老板似乎也不太清楚，新小组到底要从哪一件具体事情开始。但他对小组的定位非常清楚：一个面向未来、具有前瞻性的团队。我们工作的定位也与之前不同，带有互联网研究性质，更加关注长期效果。用大厂流行的说法，当时的我们处在“创业期”。两年后我才知道，创业期其实为像我这样的务实型员工提供了缝隙。只有在大厂上升期、预算充足时才会诞生创业期，让一群人去实验、摸索新东西。与此同时，新老板非管控式的管理风格，给了每个人时间和空间，去发掘潜力。
    《大厂小民》
    随即而来的工作，让他很快进入了一天天坐班的日子，身体上的不舒服逐渐被克服和忽视。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对时间的流逝麻木，他想找一件有刻度的事。他曾经在工位上放置一个红苹果，故意不吃它，想看看时间如何在一个苹果上起作用。他看着苹果皮起皱，果肉萎缩，直到水分蒸发干净，变得坚硬。三个月过去了，同事走过来提醒他：“你的苹果都烂了，怎么还放在桌上？”他没有说什么，把这个深红色的硬团扔进了脚边的垃圾篓。“我抵抗不了重复的命运。”他再没有刻意做过类似的事。
    《大厂小民》
    那是纪录片《克拉克森的农场》里，Kaleb不经意的一句话：“Farming is a style of life.”我从未听到身边任何在企业里打工的人说，上班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们往往说的是，打工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一切都在未来，而不是当下。我意识到，在很多时刻，工作意义感的缺失正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欣赏我的工作，像父亲曾经那样。我只是在完成或者应付，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做完了，它便与我的生命无关。而那些让我感到有价值的，正是我事后可以仔细回味、慢慢欣赏的事。
    《大厂小民》
    但这样的秩序与平静背后也隐藏着风险。在评价标准上，我做的事很容易被替代，没有创新。“如果你的工作可以由外包来做，公司为什么还需要你？”“你认为你做的事内外的感知度有多少”我经常受到这样的质疑。
    《大厂小民》
    我们的工作很仰赖教授的背书，借助大厂平台，像我这样的普通员工得以接触到很多我做记者时接触不到的知名学者。教授是需要我们要去影响的圈层。我们邀请他们写文章，为一件事发表意见，为一个活动站台。我们常用金钱换来一些从形式上看十分工整，但仔细深究并没有提供新解释的内容。事实上，就他们的身份和拿到的报酬而言，本应该提供更深入新颖的东西。但我深知，我这样的疑问和希冀在职场里显得太过较真。本质上，我们与教授之间也是取用关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不应该总是对人投射过高期待。一旦认真起来，就会明显感觉在与周边环境对抗。
    《大厂小民》
    一位在大厂工作了十一年的朋友，当过多次大型落地活动的 PM，他跟我分享了做旗舰项目 PM 时的感受：前期肯定是有非常多的挣扎煎熬，要不停地向leader 汇报，协调资源，打通关节，攻克难题，最后才能把事弄成。身心都紧绷着。做成了会觉得，里面注入了自己以及同事的想法、创意和表达，我知道leader要什么，而我创造了这个东西。说实话，在一些时刻，我有一自我感动，觉得一切都值得，做到了无可替代。
    《大厂小民》
    上司会亲临现场，给出的正反馈会激励我，让人有成就感。活动结束后聚餐，大家容易哭，情绪积累到了高点，就像是一起完成了一次职场高考，长舒一口气。我每次都告诉自己，下一次一定不要再做PM，但会上瘾，只要不离开这家公司，大概率还是我来。发朋友圈、写汇报邮件，提纲挈领、恰到好处地把项目过程中的难点、亮点、累点精要地写出来。复盘，让leader看到自己不只是一个常规的PM，还有想法、有情怀、有使命感，觉得这个人靠谱、好用、长期可用。我真的投入了很多心力，经历过很多不眠之夜，我会感动于我所做的，我也认为我是真诚的，而且这就是我的职场生存之道和能力体现。我做的所有工作能成为leader 向上汇报的成果。这是我的 PM 工作法则，我每天靠着这个目标去推进工作。
    《大厂小民》
    他说：“在我们刚开始一起做项目时，那种创造的感觉是很好的。后来的焦虑，其实是来源于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如何与体系内的考核相适应。我也预设了一个完美目标，那就是这个项目既可以在自己的逻辑里生长，又可以在体系内被认可。一旦我无法抵达这个完美目标，就会衍生出内在的焦虑，于是便有了喊停的冲动，我担心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但其实只要这个体系没有喊停，就可以持续下去。 ”这种内省，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意识到，这何尝不是工作带来的一种创伤呢？
    《大厂小民》
    一位跳槽过三家大厂的朋友告诉我，她的经验是：大厂在招人时，更在乎一个人身上是否拥有某种特质，或者刚好需要同行的最新经验。用完了，能继续适应就留下，不适应就淘汰，招更新的人。在供远大于求的求职环境下，这种“用后即弃”的高效用人方式，让人成为项目传送带上的燃料。
    《大厂小民》
    我在工作笔记本的扉页摘抄下《始于极限》里的一段话：“在达到极限之前能做什么，明确区分自己做得到的和做不到的，放弃做不到的，真诚、仔细、踏实地做那些做得到的......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自信和信任。”
    《大厂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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