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止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并非出于政治正确或害怕冒犯他人。恰恰相反,这是对既定规则的反叛。拒绝使用“slut”和“pussy这样的词辱骂别人,你就是在拒绝针对女性性欲和男性气概的不平等标准,就是在抗议社会对女性性独立的谴责,男性借此是在拒绝成为粗暴的男权沙文主义者。只要反抗的人足够多,那么每个人都会是赢家,因为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也是一个总体上更放松、更富有同情心、更少人会被冒犯的社会。如果我们学习酷儿和女同的做法,把侮辱我们的词收复回来并进行重新定义,那么“冒犯”这个词本身就会被废弃淘汰。提高我们对性别侮辱的意识,可以让我们在描述别人的外表和行为时更慎重、更包容,从而表达得更准确。
盗贼统治者和英明政治家的区别,强盗贵族和公益赞助人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只是一个从生产者那里榨取来的财物有多少被上层人物留下来的问题,是平民对把重新分配的财物用于公共目的喜欢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贾雷德·戴蒙德 《枪炮、病菌与钢铁》0
贾雷德·戴蒙德 《枪炮、病菌与钢铁》0政治真是现代人的“命运”。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0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0西周和春秋是封建社会,所谓封建社会,仅就中国固有名词来讲中国史,并不是说那时的社会形态即相似于西方的中古时期。在那时期,上层由某几个家族之取得政治上世袭特权而形成为贵族阶级,下层有被一种均产精神的制约经济所管束而形成的平民阶级。贵族与平民两阶级之长期对立,使那时期的社会,形成一较凝固的定型。但一到战国,世袭特权推翻,制约经济解放,凝固的定型消失了,许多新的力量都在潜滋暗长,都在迈步向前。战国如此,西汉也还如此。我们不如说这两个时期的社会是在无定型的动进状态中,比较稳妥。康息军在这时期,有两种新兴势力最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自由经济,一是平民学术。自由经济走向下层,平民学术却走向上层。战国时期是此两种新兴势力平流齐进的时期,因此战国社会更活泼、更前进。下一时期,即西汉时期,平民学者在政治上把握到较稳定的地位,来设法抑制下层的自由经济之继续进展,因此西汉社会比较战国,是一段在活泼动进中又回头转向凝固安定的时期。
钱穆 《国史新论》0
钱穆 《国史新论》0萨尔加多的展览和摄影集突显的《人类一家》式的貌似圣洁的辞令,确实伤害了这些照片。……萨尔加多的照片还因其展示悲惨画面时往往善于适应商业化环境,而遭到严责。问题在于照片本身:在于照片聚焦于无权无势者,他们全都被弱化成一筹莫展。文字说明中都没有这些无权无势者的姓名。照片若不提及对象的姓名,就等于与名人崇拜合流,尽管不是故意的。这种做法加强了对另一种对立的摄影的贪得无厌的追求:只提名人的姓名,而这等于是把无名者贬为他们的职业、种族和苦难的典型人物。萨尔加多这些摄于39个国家的移民照片,在单一标题下,汇集了一大群处境和苦况各不相同的人。把苦难放大,把苦难全球化,也许能刺激人们感到有必要更多“关心”,但也会使他们觉得苦难和不幸实在太无边无际,太难以消除,太庞大,根本无法以任何地方性的政治干预来改变。一个在这样的尺度上构思的题材,只会使同情心不知所措,而且也会变得空泛。但是一切的政治,就像一切的历史,都是具体的。确切地说,任何认真思考历史的人,都不可能也认真地对待政治。
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0
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0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都必须具备这种把政治家还原为常人的能力。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现在,让我们回到阿伦特在临终时刻写下的那个标题,“判断”。独立判断究竟要怎幺做?阿伦特曾经说,“就各种特殊情况做出判断而言,没有什幺恒常的通行标准,也不存在什幺确定无疑的规则”。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格外艰巨的道德任务。 我自己阅读阿伦特的作品有近30年了,在过去15年,每年都要给研究生讲解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每一次我都会重读她的作品。我感到阿伦特的思想非常令人着迷,也令人困惑,因为她的思考是未完成的、探索性的,从未给出完整的答案。但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个答案:它要求我们必须和阿伦特一同思考,必须自己来思考;如同苏格拉底那样,用思考恢复我们作为人的存在本质。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所以,他们本能地很注意抓住广大听众所关心的焦点。政界和百姓所关注的重大议题和娱乐性的“谈论”节目的内容就这样自然地重合了。他们以自己的观点,对民意的掌握(不同观点的节目掌握不同的观众群),以及智慧和技巧获取观众。他们并不接受政府或党派的捐赠而成为他们的喉舌。因此,被民众公认钱挣得无可厚非。美国人都不会否认,“谈论”节目是美国娱乐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们也承认,这样的节目是美国言论自由的一个象征,同样也是普通美国人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二者如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寓政于乐”,确实很代表一种“美国风格”。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P18 一个更广泛的共识似乎是,人们根本就不能够下判断,起码当对象是声名显赫的人时。辩论的过程总是如出一撤:从证据确凿、可以证明的细节,一下拐进了普遍性,结果人人都一样,我们所有人都成了有罪的。P19 在政治框架内,想象某个民族集体有罪或者集体无辜,就属于这些不起任何作用的、空洞的普遍化倾向。如此一来自然也就无须下判断,从而避免了紧随其后的风险。可是,在政治领域却的确存在集体责任一说。它不取决于你本人做过什么,因此既不能从道德层面衡量,也不能用刑法概念去解释。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要为它曾经做过的事承担政治责任,无论那些过往是对还是错。政府应该推动公正,尽可能弥补不公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总要偿还父辈的罪过。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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