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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补充了特洛伊战争的许多细节，然而我们发现，在他所使用的语言中，情欲和杀戮欲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利剑刺向对手屈服的身体，英雄们从切割敌人的肉体中得到满足。赫克托耳逗弄和恐吓埃阿斯说：“我的长矛将吞下你白皙的肉体。”或者，正如菲格尔斯（Fagles）把这句话翻译成：“假如你胆敢抵挡我的长矛/它的尖头将把你柔软温暖的皮肤撕成碎片！”在激烈的斗争中，身材高大的埃阿斯突然变成了女人：在希腊艺术和文学的象征手法中，通常女人才会以拥有柔软和雪白的肌肤而自豪。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0

给予海伦主动权和性欲，并不意味着她就有了地位。恰恰相反。古往今来，当人们发现海伦是个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情人后，便迫不及待地给她贴上了淫妇的标签。随着2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人皈依基督教，“荡妇海伦”的观点越来越深入人心。她同时成了任性女人和妓女的典型代表。帕里斯带着大量礼物来到斯巴达宫廷这件事，在信仰基督教的作家们看来，更进一步证明了海伦的私奔是一种卖淫行为。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0

我们在寻找最原始的海伦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荷马史诗已经经过较大的修改。许多抄工和图书管理员把自己的观点加进了古代的文本中。公元前284年，亚历山大博物馆的第一任图书馆馆长泽诺多托斯（Zenodotus），就删除了《伊利亚特》第3卷中描写女神阿佛洛狄忒给海伦拿来一张凳子的4句诗，因为他认为神祇不应表现得如此卑微。事实上，在我们看来，原文的这一细节暗示了海伦和阿佛洛狄心忒的亲密关系，以及海伦在众神眼里崇高的特权地位。泽诺多托斯实在不该瞎掺和。其他作者也经历了类似的删减。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份15世纪的《埃涅阿斯纪》，第2卷的第567-588行胡乱地写在页边的空白处——一段描写海伦的生动短文。埃涅阿斯在特洛伊到处寻找这位斯巴达王后，当发现她畏畏缩缩地躲在维斯塔神庙（Temple of Vesta）时，埃涅阿斯高高举起宝剑，差一点把她杀死。记载这一片段的原始资料只有一种，那就是4世纪塞尔维乌斯（Servius）为维吉尔所作的注释。塞尔维乌斯说，删减最初是维吉尔的编辑瓦留斯（Varius）和图卡（Tuca）所为。审查员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turpe est viro forti contra feminam irasci”——“勇士朝女人发火实在丢脸”。如果没有那道小小的注释，这几句诗将散佚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0

对于没有基督信仰的古希腊时代来说，她的美貌太重要也太强大了，完全无法用图画或文字记录下来或加以限制。海伦的美无法仅仅用一张脸来描述，简直可以说无法用言语表达。亲眼看到海伦的美，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体验，皆因这是一种来自神灵的美。当特洛伊的老人看着她沿着城墙走来时，他们明白，这场仗值得一打，但他们却说她美得“令人生畏”，一如女神。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0

荷马讲述的特洛伊战争和青铜时代最后的辉煌，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荷马的观众看来，这个关于海伦的故事必须做到两点：第一，必须向一群生活在男性社会的观众解释女性的影响力，因为这种影响力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消失。第二，必须（更加潜意识地）描写一个更替和不断变化的历史时刻：少年宙斯是否会成为众神之王，或者他将统治的是哪一种世俗王国，一切均未见分晓。在荷马（和几乎所有后来的作家）看来，海伦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一个长着两张脸，一张脸看着未来，一张脸看着过去的女版雅努斯（Janus），一个象征着从俗世向灵性世界过渡的青铜时代的普通女人。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一个会令人不安地想起事情本来样子的人。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0

掳走其他社会群体的女人是一种必须要报复的挑衅行为。海伦被掳这件事是三重冒犯：侵犯别人的领土；搅乱了一个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年轻少女在神圣场所的舞蹈表演）；以及，不用说，侵犯了一名未成年的王室成员。她的被掳变成了一桩必须洗雪的耻辱。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小小年纪的海伦已经开始了她制造冲突的一生。海伦的被掳（被忒修斯和帕里斯）与斯巴达城邦有着无尽的政治关联。统治这片古老土地的斯巴达人其实是闯入者，多利安人在大约公元前1050年入侵了这一地区。然而斯巴达的竞争对手雅典人却自称是土生土长（从土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一个生来便统治雅典地区的部族，而把斯巴达人看成后来者，这一史实让他们极为敏感。斯巴达人大力宣扬自己的古老承袭，他们之所以认为自己合法拥有斯巴达，原因之一便是他们是美丽的海伦的直系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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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记录以来，人类就相信海伦。相信她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是美貌、女人、性感和危险的原型。在研究海伦的过程中，我不仅关注她现在意味着什么，还关注她对以前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将研究人们是怎么运用海伦这个人物的，努力想象古代乃至更久之前的人——当他们走过她的神庙时，当他们看着崇拜海伦的女祭司验视血淋淋的肠子来推断海伦的旨意时，当他们在罗马的墙壁上乱刻有关她的猥亵文字时，当他们听到政治家和哲学家在雄辩中提到她时，当他们用她的形象装点自己的宫殿和庙宇时——是如何体会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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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警告，尽管海伦已经成为红色警戒，尽管愤怒的语言源源不断地从这些神学家的笔端流出，普通人还是不加理会，继续做出亵渎自然母亲和惹恼教会的行为。每有一个女人被打上海伦的印记，戴着白色的忏悔帽站在教堂的角落里，就有一个见习修女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研读奥维德的情书。每有一个诗人希望看到海伦和帕里斯被地狱之火炙烤，就有十个人把帘子拉开，让这位特洛伊人进入斯巴达王后的寝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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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对“开膛手杰克”的形象如此习以为常，视他为神秘莫测、无人能敌的男性杀手，以至于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依然在我们中间行走。我们可以经常在伦敦的海报、广告和公共汽车车身上，看到他头戴礼帽、身披斗篷，挥舞着沾满鲜血的刀子。酒保用他的名字为酒命名，商店把他的绰号写在招牌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白教堂朝圣，追随他的脚步，参观专门纪念他暴行的博物馆。世人已经学会了在万圣节打扮成他的样子，想象自己是他，赞扬他的天才，把一个杀害女性的凶手当作笑谈。借着拥抱他，我们拥抱了1888年时他周遭的一整套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告诉女性，她们低人一等，被羞辱和虐待也很寻常。我们强化了这样的概念——“坏女人”应该受到惩罚，而“妓女”更是次等的女人。为了让开膛手活着，我们不得不忘记被他杀害的人。在她们被抹除的过程中，我们都充当了共犯。当我们在报纸、电视纪录片和互联网上重复讲述公认的开膛手传奇时，当我们不去质疑故事的来由和出处、不去考虑故事所基于的证据或假设是否可靠，就把它教给学校里的孩子时，我们不仅延续了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纵容了那些最为卑劣的暴力。只有让这些女性重新变得有血有肉，我们才能让开膛手和他所代表的东西闭嘴。通过允许她们说话，通过试图理解她们的经历，并看到她们作为人的一面，我们可以把她们应得的尊重和同情交还给她们。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人绝非“不过是妓女”；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姐妹和爱人。她们是女人。她们是人，而无疑，单单这点就已足够。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0

今天，只有一个原因会使我们继续接受“开膛手杰克是妓女杀手”这一想法：有一整个产业在依托着这个神话挣钱。毫无疑问，开膛手杰克的故事编得很不错。这是一个哥特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在逃的怪物潜行于迷雾笼罩的伦敦的黑暗街道上。它包含了悬念和恐怖，以及一点性刺激的元素。遗憾的是，这也是一个片面的故事，对凶手的追捕成为人们聚焦的中心。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这名罪犯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主人公：一个邪恶的、疯狂的、神秘的游戏者，他是如此聪明，直到今天都没人能抓到他。为了欣赏和审视这个恶意的奇观，我们象征性地从死者的尸体上跨过，有时候还在经过时停下来踢她们两脚。凶手的形象越是高大，受害者的形象似乎就越淡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凶手和那些被他谋杀的人都已脱离了现实，他们的经历和名字已经与民间传说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对一些商人来说，她们不再是人，而是卡通人物，她们血淋淋的形象可以印在T恤衫上，她们的死亡可以成为明信片上的笑料，她们的内脏可以装饰贴纸。既然我们从未把这五名成为代表的女性当作真实的人来对待，也从不觉得她们有什么重要的，那么没人愿意去研究她们的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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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称开膛手杰克杀的是妓女，也使得这一恶性连环杀人案的故事变得稍微容易被人接受了。如同在19世纪一样，受害者“仅限妓女”的主张试图延续这样的信念，即存在着好女人和坏女人、圣母和妓女。它暗示有一个公认的女性行为标准，那些偏离这一标准的人理应受到惩罚。同样，它也有助于加固双重标准，免去男性一方作为加害者的罪责。这些观念可能不像在1888年时那样普遍，但它们仍然存在——虽然不像爱德华·费尔菲尔德那时一样能轻易宣之于口，但巧妙地整合进了我们文化规范的结构之中。这些蛛丝马迹在司法案件和政治活动中变得显而易见，并被编织进了有权阶级的言辞里。人们可以在公民起诉特纳案（2115年）这样的案例中发现类似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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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堆压在女性肩头的重担顶上，还垒着一样最沉重的东西：道德和性的纯洁性。由于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的品格必须无可挑剔，不然家里的其他人走上歧途就都是她的错。她的谨慎和自我牺牲为孩子树立了道德标准，她对丈夫的无私奉献使他免受罪恶的诱惑，即远离酒馆和其他女人。这种双重标准确保了男人寻花问柳虽然不一定被社会彻底容许，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很正常；另一方面，女人却只有在与男人合法结婚的情况下才能与之发生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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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开膛手活着，我们不得不忘记被他杀害的人。在她们被抹除的过程中，我们都充当了共犯。当我们在报纸、电视纪录片和互联网上重复讲述公认的开膛手传奇时，当我们不去质疑故事的来由和出处、不去考虑故事所基于的证据或假设是否可靠，就把它教给学校里的孩子时，我们不仅延续了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纵容了那些最为卑劣的暴力。只有让这些女性重新变得有血有肉，我们才能让开膛手和他所代表的东西闭嘴。通过允许她们说话，通过试图理解她们的经历，并看到她们作为人的一面，我们可以把她们应得的尊重和同情交还给她们。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人绝非“不过是妓女”；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姐妹和爱人。她们是女人。她们是人，而无疑，单单这点就已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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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查尔斯·沃伦在他的警察令中也认识到，要从身份和行为上区分妓女和其他贫穷的工人阶级妇女是很困难的。而当一个女人行为的前因后果以及她自己的声音完全没有出现在故事中时，情况尤其如此，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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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旁人把玛丽·简描绘成一个性子温顺的人来看，她显然善于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这对于所谓的“卖笑女”来说是一项基本技能。唯有一次她罕见地坦露了自己的心迹，向20岁的邻居莉齐·阿尔布鲁克说出了心里话，后者好像对她丰富的人生阅历感到着迷。玛丽·简警告她不要从事类似的职业，接着说，实际上，“她打心底里厌恶她所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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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丽莎白的一生中，她遇见过许多人，在不同的人面前有着不同的身份；她既是黑暗的也是光明的，是威胁也是慰藉。她曾是女儿、妻子、姐妹、情妇、骗子、清洁工、咖啡厅老板娘女佣、外国人，以及多次卖过身的女人。然而，在警察和报纸的眼中，她不过是又一个受害者：一个住在白教堂寄宿屋里的“倒霉女人”，一个酗酒、堕落、完蛋的女人，早已不再年轻。他们说她的逝去令人难过和惋惜，但算不上什么重大损失。这些印象，一旦落成铅字，就会固定下来，不再有人质疑。没有不同的声音来反对这种描述，也没有人去展现更完整的她。没有人愿意找到她的瑞典家人并讲述他们的故事。没有记者去寻找她的姻亲，也没有人真正好奇她的过去，好奇海德公园的那位绅士、高尔街的邦德太太，或是曾经在她咖啡厅的长椅上落座过的波普勒的顾客。最终，真正了解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机会将随着凶手一起溜走，隐人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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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纳多此行本来是想听取这些妇女在寄宿屋中带着孩子生活的经验，并和她们探讨改变命运的方法。然而，女房客们更热衷于讨论白教堂谋杀案，她们“似乎对此感到非常害怕”。其间，一个“明显喝过酒的可怜女人痛苦地喊道：我们都在做不好的事，没有人关心我们会碰上什么。也许下一个被杀的就在我们里头！如果过去那些年里有人出手帮一把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又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事后，巴纳多声称，他相信这个说话的女子很可能就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事实上，这些女人可能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当然了，伊丽莎白也竭尽全力想要成为所有这些女人一她扮演着每个人，但谁都不是真正的她。没人知道她是谁：她口中的故事变来变去，她过去的经历改了又改，她认识到这个世界既不关心她，也不在乎她的死活，于是她选择利用她的无名作为武器，让自己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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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双重标准让男人可以从关系中轻松脱身，但女人的生活却因此变得一片狼藉，不得不独自照顾嗷嗷待哺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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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信息匮乏、贫穷和履行妻职的责任感——导致了19世纪母权运动者玛格丽特·卢埃林·戴维斯所说的“过度生育的生活”。过度生育不仅损害了像凯瑟琳这样的女性的身体，也对她们的情感和物质生活造成了重创。在埃多斯家这样的大家庭中，几乎每年都会添一张嘴，资源也随之越来越吃紧。扣除掉物价的因素，这意味着餐桌上的食物会越来越少：稀溜溜的汤，一小坨动物内脏，外加一片面包泡在掺水的牛奶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需要忍饥挨饿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母亲。哪怕她是处在怀孕或哺乳“这类理应吃饱的时期里”，她都会“委屈自己，省下口粮；因为在工人阶级的家里，如果要节省食物，那首当其冲的就是母亲，而轮不到丈夫和孩子，做母亲的会凑合吃点残渣剩饭，或者反复啃没肉的骨头”。当代专家经常提到这些母亲营养不良的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流产、死胎和婴儿头年发育不良的高发率。不光如此，处于凯瑟琳这种境况中的女性，一边要忙于照顾婴儿和幼童，一边还要靠丈夫捉襟见肘的工资维持家庭，她们不可能允许自己闲下来不做事，哪怕是在怀孕甚至分娩的时候。即使偶尔能得到女性亲属和邻居的帮助，女人也要支棱起来忙活“无休无止的繁重家务”，一直忙到分娩前一刻。如果她在月子期间没钱请人搭把手，那她别无选择，只能在分娩后几天内就“重新开始做饭、擦地、洗衣服……提起和搬运重物”。这样的劳累自然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大出血、重度静脉曲张和背部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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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结婚意味着一个女人要开始她真正的使命了：做一个母亲。在这方面，凯瑟琳显然是非常乖顺的。在结婚的头五年里，她生了四个孩子，其中最年长的阿尔弗雷德有智力障碍，还患有癫痫。虽然许多工人阶级的女性在成为母亲后仍继续工作，可能是在家帮人洗衣服、缝缝补补，也可能外出去工厂或洗衣店工作，但阿尔弗雷德的病情和随后接二连三的生育恐怕让凯瑟琳无力再为家中贡献收入。无论如何，如果她或乔治能有渠道了解到可靠的避孕知识，他们和孩子的生活也许会大不一样。传说19世纪的人曾经想出了把桌腿用布裹起来的做法，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那个时代的人太过古板保守，根本不会去思考夫妻的生育问题，更别提写文章谈论了。这是大错特错的。在19世纪上半叶，弗朗西斯·普莱斯、罗伯特·戴尔·欧文和乔治·德莱斯代尔分别出版了作品，论述男女可以用来“限制家庭规模”的方法。这些建议包括体外射精、使用羊肠做的（可重复使用的）“如意套”、杀精剂和放在阴道内的“避孕棉”。然而，尽管这些信息被谨慎地传达给了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买得起书，但面向工人阶级的传播却不那么成功。乔治和凯瑟琳·埃多斯都不识字，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有这样的书或是在哪里可以买到。对于入不敷出的家庭来说，他们哪怕买得起“如意套”，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买。无论如何，大众普遍认为受孕和避孕都是女人的责任。如同母亲、外婆以及周围的大多数女性一样，凯瑟琳接受到的教育也是为人妻就要终身生育。避孕，就算有，往往也是以丈夫精力不济或生病的形式出现。如果实在想要避孕，女性可以自己调制具有杀精或堕胎功能的草药汤剂和冲洗剂，但前提是她要有时间、金钱或对抗成见的勇气来获取这些原料。在许多情况下，她一样也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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