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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波莉、安妮和凯特曾经从事过一般卖淫活动的情况下，许多人声称这些女人参与了“临时卖淫”：这是一个掩盖了她们生活中的模糊地带、充满道德判断的笼统用词。这个词通过联想来给女人定罪——因为她贫穷、酗酒，因为她离开了她的孩子，因为她和人通奸，因为她有非婚生子女，因为她住在寄宿屋里，因为她深夜外出，因为她年老色衰，因为她居无定所，因为她乞讨，因为她露宿街头，因为她打破了所有关于女性该是什么样的规则。这一推论过程也解释了为什么虽然波莉、安妮和凯特三位被害人都无家可归，这个共同点却被完全忽略了；在有伤风化这一点上，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和一个“妓女”没有任何区别。一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女性夜里在外活动是可能有很多原因的，但不是所有原因都像街头拉客那样一目了然。那些没有居所或家人的人，那些酗酒的人和那些身无分文的人，她们的生活并不遵循着传统规则。没有人知道或关心她们做什么或去哪里，而比起性方面的目的，或许正是这一点，才吸引了杀手。如果按照伦敦警察厅警察总监为定义“妓女”一词而制定的官方标准来审视波莉、安妮和凯特，那么很显然，她们不能被认定为妓女。即使从研讯证词来看，也不存在支持这些论断的证据。同样，也没有铁证能证明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在被谋杀前的那段时间里重新回到色情业过。简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女性中的任何一个自认为是妓女，也没有证据表明她们社区中的任何人认为她们从事性交易。此外，也没有人站出来表示自己曾在波莉、安妮、凯特或伊丽莎白遇害的那些晚上，被她们拉过客。在验尸官听取了所有证人提供的证据后，他们对受害者的身份做出了决定性的结论。这些结论在她们的死亡证明上作为“职业或专业”被记录了下来。玛丽·安·尼科尔斯被描述为“印刷机械师威廉·尼科尔斯的妻子”。安妮·查普曼被认定为“马车夫约翰·查普曼的遗孀”。伊丽莎白·斯特赖德被记录为“木匠约翰·托马斯·斯特赖德的遗孀”，凯瑟琳·埃多...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0

在谋杀案发生的当时，“开膛手杰克是妓女杀手”这一观点强化了这些评判是非的道德准则。然而，虽然它在1888年时迎合了当时的需要，但这个老生常谈的观点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明确的服务对象。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关于谋杀案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事实”，即便它经不起推敲。从19世纪61年代颁布《传染病法》到白教堂谋杀案发生期间，很少有官方机构，包括伦敦警察厅，能够就“妓女”的确切定义及其识别方法达成一致意见。妓女是否只是指像玛丽·简·凯利这样完全通过性交易获得收入并且自认从事这一行当的女人，还是说“妓女”可以有更宽泛的定义？妓女是指接受男人请喝酒，然后让男人陪她到寄宿屋，支付床位费，发生性关系并过夜的女人吗？是偶尔在酒馆后巷为男人收费手淫，但不与他们性交的女人吗？是为了三便士而让男人把手伸进她裙子的女人吗？是在找到洗衣店工作并遇到愿意同居的男人以前，一周两次为钱上床的女人吗？是曾经在妓院工作过，但后来离开妓院成为客人情妇的女人吗？是四处流浪，由于害怕危险和落单而同意与某个男人上床的女人吗？是与追求她并给她买礼物的男孩发生性关系的年轻工厂女工吗？是有着“作风轻浮”的名声，在酒吧里狂欢到深夜的女人吗？是带着三个和不同爹生的孩子，只因某个男人愿意给他们地方住就与之同居的女人吗？其中一些女人可能会被归为职业妓女或“一般娼妓”，而其余可能被称为“临时妓女”，或根据其所属集体的社会规范，只被视作发生了婚外性行为的女子。但正如伦敦警察厅所认识到的，这些群体之间的界限往往非常模糊以至于无法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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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出生的那天起，她们拿到的牌就没有好过。她们的生活是从负开始的。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出生在工人阶级家庭，而且生来就是女性。打一出生起，在世人眼中，她们的重要性就不及她们的兄弟。和有钱人家的女儿们相比，她们就像是世界的负担。连一个证明的机会都没有，她们的价值就已然被抹消了。她们永远挣不到和男人一样的收入，所以她们上不上学也就不重要了。她们能找到的工作都是一些补贴家用的杂活儿，这些工作的目的不是带来成就感，也无法产生价值感或个人满足感。工人阶级女孩的头等出路是从事家政服务。经过若干年的辛苦工作后，她们有望成为一名厨师、管家或贴身女仆，在地位和尊严上得到提升。像凯特·埃多斯或波莉·尼科尔斯这样的穷苦女孩是找不到文职工作的，尽管她们都识字，但能做的通常只有在血汗工厂里缝12个小时的裤子，或是薪水连食宿费都不够付的粘火柴盒这样的工作。贫穷女性的劳动是廉价的，因为贫穷女性是可以被牺牲的，因为社会没有指派她们来养家糊口。不幸的是，她们中的许多人却不得不支撑起一个家。如果丈夫、父亲或伴侣离开或者死亡，有家人要养活的工人阶级女性会发现难以生存下去。社会就是这样设计的，以确保女人永远依附于男人。女人的全部功能就是服务男人，而如果她们的男性家人的工作是去服务那些更富有的男人，那么处于底层的女人就像桩子一样被打得更深更狠，以承担所有人的需求的重量。女人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但由于穷人没有渠道获取基本的避孕工具和关于节育的公开信息，她们便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家庭规模，防止全家堕入经济困顿之中，就像埃多斯家的女人、安妮·查普曼的母亲和波莉·尼科尔斯一样。在这堆压在女性肩头的重担顶上，还垒着一样最沉重的东西：道德和性的纯洁性。由于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的品格必须无可挑剔，不然家里的其他人走上歧途就都是她的错。她的谨慎和自我牺牲为孩子树立了道德标准，她对丈夫的无私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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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查普曼死后不久，住在伦敦贝尔格莱维亚高档住宅区南伊顿广场的殖民地部高级公务员爱德华·费尔菲尔德先生很受触动，提笔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他对白教堂的连环谋杀案颇感忧虑。烦扰他的并不是“多塞特街、弗劳尔迪恩街的堕落居民”死亡的事实。爱德华·费尔菲尔德更担心的是，在这场骚乱之后，像安妮·查普曼这样的女人会离开斯皮塔佛德地狱般的小屋并进入他所在的街区，将她们的“歪风邪气带进迄今未受污染的街道”。“这四名白教堂的弃儿被杀所引起的恐慌和兴奋暗含着一种普遍的观点，即她们有生存的权利……”这位政府代表继续说道：如果她们有这样的权利，那么她们就有进一步的权利，可以租用避身之处以躲避英国夜晚的严寒。如果她们没有这样的权利，那么总的来说，她们遇到了不知名的外科天才，这是件好事。无论如何，他的所作所为有助于“清理东区的堕落居民”。虽然今天我们可能会对这种应受谴责的评论感到不寒而栗，但爱德华·费尔菲尔德其实只是表达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即便在当时算不上共识，也至少是在1888年时可以拿出来公开讨论的。费尔菲尔德是个单身汉，经常流连于俱乐部，在那里他以“略带轻浮、略带放浪的个性”而闻名。当他不在俱乐部里的时候，家中有一个厨师和一个伺候他吃饭的女仆会照顾他，他还会定期举办私人晚宴招待自己的男性友人。费尔菲尔德和大多数有文化的公众一样，从报纸上了解到他所需要知晓的有关东区“堕落居民”的一切。他从读到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她们令人厌恶的、贫穷的、沉湎于酒精的生活。他对贫民窟妇女的理解无论还有什么欠缺之处，都会被“常识”所填补：她们都是些绝望的、肮脏的、满嘴脏话的妓女。然而，可悲的是，他和《泰晤士报》的其他读者不曾意识到，他口中的“安妮·查普曼这样的典型女人”身上的故事远比见诸报端的要多。爱德华·费尔菲尔德不知道，安妮·查普曼已经“把她的歪风邪气带进”了他所在的地区，因为安妮·查普曼在那里度过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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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追查和指认凶手。相反，我希望追溯五名女性的足迹，在她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去思考她们的经历，并沿着她们的道路穿越阴霾和光明。她们的价值远不止我们以为的那几具空荡荡的人类躯壳：她们是哭着要妈妈的孩子；她们是坠入爱河的姑娘；她们经历过分娩之痛和双亲的死亡；她们欢笑着庆祝圣诞的到来。她们与兄弟姐妹争吵，她们流泪，她们怀揣梦想，她们受伤，她们享受微小的胜利。她们的人生轨迹是维多利亚时代众多女性一生的缩影，而她们的结局又是如此异乎寻常。正是为了她们，我才写下这本书。我之所以提起笔做，是希望如今的我们现在可以听清她们的故事，并将那些一度从她们的生命中被残酷夺走的东西交还给她们——那就是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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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她们都识字，但能做的通常只有在血汗工厂里缝12个小时的裤子，或是薪水连食宿费都不够付的粘火柴盒这样的工作。贫穷女性的劳动是廉价的，因为贫穷女性是可以被牺牲的，因为社会没有指派她们来养家糊口。不幸的是，她们中的许多人却不得不支撑起一个家。如果丈夫、父亲或伴侣离开或者死亡，有家人要养活的工人阶级女性会发现难以生存下去。社会就是这样设计的，以确保女人永远依附于男人。女人的全部功能就是服务男人，而如果她们的男性家人的工作是去服务那些更富有的男人，那么处于底层的女人就像桩子一样被打得更深更狠，以承担所有人的需求的重量。女人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但由于穷人没有渠道获取基本的避孕工具和关于节育的公开信息，她们便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家庭规模，防止全家堕人经济困顿之中，就像埃多斯家的女人、安妮·查普曼的母亲和波莉·尼科尔斯一样。在这堆压在女性肩头的重担顶上，还垒着一样最沉重的东西：道德和性的纯洁性。由于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的品格必须无可挑剔，不然家里的其他人走上歧途就都是她的错。她的谨慎和自我牺牲为孩子树立了道德标准，她对丈夫的无私奉献使他免受罪恶的诱惑，即远离酒馆和其他女人。这种双重标准确保了男人寻花问柳虽然不一定被社会彻底容许，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很正常；另一方面，女人却只有在与男人合法结婚的情况下才能与之发生性关系。上述观念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即便是在性观念较为随便的工人阶级群体里女性仍然首当其冲地受到道德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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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正是在安妮的这段人生低谷期里，阿米莉亚·帕尔默似乎对她最为担心。令人疑惑的是，阿米莉亚声称自己“经常替她这位朋友写信”给“母亲和妹妹”，她印象里这些人“住在布朗普顿医院附近”。这一说法引起了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有读写能力的安妮会让别人代笔？是她有时候需要用钱，又病得写不动信，还是她根本不好意思开口？米丽安在她的陈述中声称，安妮从不向家人透露自己的住址，很显然这一方面是出于羞愧，另一方面也是担心家人会试图阻挠自己喝酒。不过，尽管安妮仍和家人保持着距离，但她发现要彻底切断和家人的联系是不可能的。米丽安写道，有时候“她会回家找我们……我们给她衣服穿，并想方设法让她回来，因为她跟乞丐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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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个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每周的赡养费突然中断了。据阿米莉亚·帕尔默说，这让安妮慌了神，为了解原因，安妮甚至去找了她“老公的兄弟还是嫂嫂”，她记得那人“住在白教堂的牛津街附近”。对方告诉安妮，约翰已经得了重病。这个消息让她大受震动，她下决心去见丈夫一面，于是在隆冬里徒步前往温莎。她在两天内走了40多公里，步行穿过西伦敦，越过布伦特福德，沿着巴斯路进入冰天雪地的乡村。太阳下山后，她在科恩布鲁克的临时收容所寻求庇护。一路上，安妮有足够的时间为即将到来的碰面而心烦意乱，为她的孩子们忧心忡忡，甚至一想到要回到温莎故地重游，她就会黯然神伤。每时每刻，晚到一步的担忧都折磨着她。在临时收容所过夜使她至少浪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因为她需要完成捡麻絮的工作来换取床位。出发后，安妮还要再走8公里才能到新温莎，她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离当时被称为斯皮特尔路的地方不远。在动身之前，安妮已经听说过约翰在六个月前因身体欠佳而卸职的消息。亲戚告诉她，约翰现在不住在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的庄园里了，而是在格罗夫路租了栋房子，他和孩子们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然而，由于不清楚约翰的确切住址，安妮在街角一家叫“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小酒馆停下脚步，打听她丈夫的情况。酒馆老板清楚地记得这名访客，他形容对方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女人，看起来就像流浪的”。安妮告诉他，自己“从伦敦走过来”，因为“丈夫每周给她寄的10先令断了，听说是生病了”。接着她正色表示：“她来温莎是为了搞清楚这个传闻是确有其事，还是说，只是为了不再照常寄钱找的借口。”酒馆老板给她指了约翰家的方向：格罗夫路的里士满别墅区1号，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人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约翰在圣诞节那天去世，据推测，安妮赶在那之前到了，尽管她待的时间不长，没能陪他最后一程。当时，是附近救济院里一位熟人大婶萨丽·韦斯特尔在看护他。这次重逢一定苦涩极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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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妮同意和丈夫、孩子分开时，当她背弃母亲和弟弟妹妹时，很难想象她的内心究竟有多绝望。安妮的家人认同宗教的训诲，她自己也竭力保持着体面，在这种情况下，安妮会感到自己的堕落是无可救药的。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她不是一个合格的女人。事实已经证明，她没有能力抚养孩子，没有能力为丈夫维持一个家，也没有能力照顾任何人，包括她自己。世人憎恶女酒鬼，认为女酒鬼放任“自己最粗野和丑恶的欲望显露在外……沉湎于感官的享受……没一点女人样”。吊诡的是，正是自惭形秽的心理使这些“女酒鬼”不断喝酒，“以盖过她的羞愧”。尽管她的罪过可能不涉及男女关系，但在维多利亚社会看来，离异妇女和堕落女子没什么不同。因德行有亏而失去婚姻和家庭的妇女，同红杏出墙的妇女一样受人憎恶。一个女人，如果她“酗酒且不守规矩”，在公共场合丢人现眼，不顾及自己的仪表，缺少一个体面的家庭，或是没有丈夫或家人来约束她的行为，那么她在众人眼中就和妓女一样堕落。她们成为同一类人：被驱逐的女人。和波莉·尼科尔斯的情况一样，尽管安妮在法律上仍是已婚，但她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必须找到一名男性伴侣，不然她的境况会岌岌可危。无论她是否真的想与另一个男人结成一对，她的处境都逼着她进入社会意义上的通奸状态。然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在世人眼中，安妮已经是个道德败坏的人了，所以与杰克·西维建立同居关系，从而在法律上沦为通奸者，倒也构不成多大的区别。多半正是因为和西维在一起了，安妮才会在1884年下半年跟随他来到白教堂寻找工作。自从来到该地区后，安妮的所有身份——近卫兵的女儿、绅士马车夫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漫步于梅费尔区和海德公园的女人、戴着金耳环和胸针骄傲地坐着照相的女子——都被留在了西伦敦。人们只知道安妮是西维的老婆——安妮·西维或西维太太——偶尔也有人叫她“深发安妮”，因为她有一头棕黑色的卷发，现在添了一些银丝。安妮不大谈论她的过去，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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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救世军的创始人卜威廉所言，这种忽视可能并非有意为之；生活优渥的阶层只是单纯不懂得无家可归具体意味着什么。他在《最黑暗的英国及其出路》一书（此书是那个时代对贫困问题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中写道：“对许多人来说，甚至对那些生活在伦敦的人来说，每天晚上有这么多的人露宿街头可能是个新闻。”午夜过后，几乎不再有人走动，当我们舒服地把自己裹在被子里时，我们很容易忘记外面那些在风雨中的人，他们坐在露天的硬石凳上，或是蜷缩在大桥拱廊下整夜颤抖。然而，这些无家可归、饥肠辘辘的人就在那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已心灰意冷，很少会发出声音去惊扰邻人的耳朵。露宿者可能觉得自己在“体面社会”的眼中近乎隐形，但他们的身影遍及伦敦。1887年，每晚睡在特拉法加广场的人据估算在“200多人”和“600人”之间。根据卜威廉的记录，1890年的一个晚上，泰晤士河堤岸上有270人，考文特花园市集有98人。据信至少有同样多的人在海德公园栖身。不过，这些场所仅仅是最一目了然的地方。首都的每一个街区都挤满了人。斯皮塔佛德教堂周边一带是另一个热门地点，此外还有“大量能遮雨的院子、面包车等，这些受欢迎的小角落在伦敦随处可见”。虽然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无家可归的经历对任何沦落至此的人来说都是一种不幸，但像波莉这样流离失所的妇女，还可能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当一名女性失去男性或家庭的庇护时，人们便把她视作弃妇，而弃妇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女人，也因此，弃妇就背上了没操守、不检点的名声。社会各阶层普遍认为，为了食物和床，这些妇女什么都肯做。因为走投无路，她们便只能任人鱼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用征得她们本人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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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波莉这样年龄的女人与丈夫、家人分开生活，所引来的“惶乱”会使人们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她是个不正常的人，是个失败的女人。而且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女人的品性遭到贬损时，伤风败俗等指责也随之而来。无论她是否能靠洗衣工作或打杂养活自己，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女人独自生活并乐在其中这种想法，无疑是大众的眼中钉肉中刺，不管她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没有男人，女人就不受信赖，无法保护自已免受其他男人的算计和暴力，生活也没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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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法律多少也意识到工人阶级离异妇女的处境，但极不情愿给出解决方案。妻子有必要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政府、教区官员和法律都不想鼓励妇女离开她们的婚姻，也不希望她们能轻松离婚。即使波莉有钱支付离婚的费用，在1880年，光凭丈夫出轨这一条理由，妻子也是无法结束她的婚姻的。男人可以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与之离婚，女人却必须证明她的丈夫还犯有通奸以外的其他罪行，如乱伦、强奸或虐待。维多利亚时代的双重标准被写入了法律，男人被允许纵情声色，只要他不强奸佣人、不与亲妹妹上床、打老婆的时候不下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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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匮乏、贫穷和履行妻职的责任感——导致了19世纪母权运动者玛格丽特·卢埃林·戴维斯所说的“过度生育的生活”。过度生育不仅损害了像凯瑟琳这样的女性的身体，也对她们的情感和物质生活造成了重创。当代专家经常提到这些母亲营养不良的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流产、死胎和婴儿头年发育不良的高发率。不光如此，处于凯瑟琳这种境况中的女性，一边要忙于照顾婴儿和幼童，一边还要靠丈夫捉襟见肘的工资维持家庭，她们不可能允许自己闲下来不做事，哪怕是在怀孕甚至分娩的时候。即使偶尔能得到女性亲属和邻居的帮助，女人也要支棱起来忙活“无休无止的繁重家务”，一直忙到分娩前一刻。如果她在月子期间没钱请人搭把手，那她别无选择，只能在分娩后几天内就“重新开始做饭、擦地、洗衣服……提起和搬运重物”。这样的劳累自然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大出血、重度静脉曲张和背部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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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妮在法律上仍是已婚，但她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必须找到一名男性伴侣，不然她的境况会岌岌可危。无论她是否真的想与另一个男人结成一对，她的处境都逼着她进入社会意义上的通奸状态。然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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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女人独自生活并乐在其中这种想法，无疑是大众的眼中钉肉中刺，不管她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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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人绝非“不过是妓女”；她们是女儿、妻子入母亲、姐妹和爱人。她们是女人。她们是人，而无疑，单单这点就已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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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膛手杰克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在逃的怪物潜行于迷雾笼罩的伦敦的黑暗街道上。它包含了悬念和恐怖，以及一点性刺激的元素。遗憾的是。这也是一个片面的故事，对凶手的追捕成为人们聚焦的中心。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这名罪犯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主人公：一个邪恶的、疯狂的、神秘的游戏者，他是如此聪明，直到今天都没人能抓到他。为了欣赏和审视这个恶意的奇观，我们象征性地从死者的尸体上跨过，有时候还在经过时停下来踢她们两脚。凶手的形象越是高大，受害者的形象似乎就越淡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凶手和那些被他谋杀的人都已脱离了现实，他们的经历和名字已经与民间传说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对一些商人来说，她们不再是人，而是卡通人物，她们血淋淋的形象可以印在T恤衫上，她们的死亡可以成为明信片上的笑料，她们的内脏可以装饰贴纸。既然我们从未把这五名成为代表的女性当作真实的人来对待，也从不觉得她们有什么重要的，那么没人愿意去研究她们的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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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女性的劳动是廉价的，因为贫穷女性是可以被牺牲的，因为社会没有指派她们来养家糊口。不幸的是，她们中的许多人却不得不支撑起一个家。如果丈夫、父亲或伴侣离开或者死亡，有家人要养活的工人阶级女性会发现难以生存下去。社会就是这样设计的，以确保女人永远依附于男人。女人的全部功能就是服务男人，而如果她们的男性家人的工作是去服务那些更富有的男人，那么处于底层的女人就像桩子一样被打得更深更狠，以承担所有人的需求的重量。女人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但由于穷人没有渠道获取基本的避孕工具和关于节育的公开信息，她们便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家庭规模，防止全家堕入经济困顿之中，就像埃多斯家的女人、安妮·查普曼的母亲和波莉·尼科尔斯一样。在这堆压在女性肩头的重担顶上，还垒着一样最沉重的东西：道德和性的纯洁性。由于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的品格必须无可挑剔，不然家里的其他人走上歧途就都是她的错。她的谨慎和自我牺牲为孩子树立了道德标准，她对丈夫的无私奉献使他免受罪恶的诱惑，即远离酒馆和其他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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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是女儿、妻子、姐妹、情妇、骗子、清洁工、咖啡厅老板通女佣、外国人，以及多次卖过身的女人。然而，在警察和报纸的眼中，她不过是又一个受害者：一个住在白教堂寄宿屋里的“倒霉女人”，一个酗酒、堕落、完蛋的女人，早已不再年轻。他们说她的逝去令人难过和惋惜，但算不上什么重大损失。这些印象，一旦落成铅字，就会固定下来，不再有人质疑。没有不同的声音来反对这种描述，也没有人去展恐更完整的她。没有人愿意找到她的瑞典家人并讲述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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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当波莉背弃丈夫、走出家门时，她肯定明白会有什么后果。这是极其果敢的一步。虽然在工人阶级中，夫妻分手并不罕见，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意味着她在周围“正派人”中受尊敬的日子到头了。是谁的过错并不重要；反正一个女人离开她的丈夫，她就失败了。一名好妻子“必须品行高洁、坚贞不屈、蕙质兰心、冰雪聪明”，这不光是为了“精进自己，更是为了奉献自己”。她对丈夫的责任是“紧随其旁”。她作为母亲的责任是永远不抛弃、不放弃她的孩子。离开家庭使她变得格格不入、伤风败俗，沦为有悖妇道的活生生的例子。和丈夫分手，等待她的是贫困和进一步的堕落。传统的妇女劳动，如家政服务、洗衣工作、缝纫或在家里装配东西的计件工作，赚得的工资只够勉强糊口，除非找到另一个男人依靠，否则她将很难养活自己。其实，法律多少也意识到工人阶级离异妇女的处境，但极不情愿给出解决方案。妻子有必要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政府、教区官员和法律都不想鼓励妇女离开她们的婚姻，也不希望她们能轻松离婚。即使波莉有钱支付离婚的费用，在1880年，光凭丈夫出轨这一条理由，妻子也是无法结束她的婚姻的。男人可以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与之离婚，女人却必须证明她的丈夫还犯有通奸以外的其他罪行，如乱伦、强奸或虐待。维多利亚时代的双重标准被写人了法律，男人被允许纵情声色，只要他不强奸佣人、不与亲妹妹上床、打老婆的时候不下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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