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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人生虚无，这不太难理解，意思就是人生本来没有什幺意义，所有意义都是人为制造或者赋予的。尼采喜欢一希腊神话，说人间最好的事情就是你没有生出来；第二好的事情就是你生下来以后快快地死掉；最糟糕的就是你继续活着。这听上去是不是很悲观？但是不是悲观，主要取决于你怎幺看。尼采的意思是说，人生并不存在什幺客观的真理或者意义，等你去探索，然后发现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幻觉。如果你带着这种幻觉去探索，那幺你注定会幻灭，然后你会感到悲观。但是，如果你从来就不相信这种幻觉，也就无所谓悲观了。打个比方，比如你参加一次马拉松长跑，有人告诉你跑道的尽头有一个奖杯，你要是把这个奖杯当成目标，满怀希望跑到终点，却发现什幺都没有，那你肯定会感到非常失望。但如果从一开始你就根本没想过奖杯的事儿，那到达终点的时候，也就不会因为没有奖杯而感到失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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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生不是一个先要制定完美蓝图，再去施工的工程项目，人生也不是一场先要确定剧本，再去表演的电影。我自已2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执念”，觉得对于生命的终极目标，必须先有一个正确可靠的答案，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否则就是虚度生命。其实不然，我们的人生都是“边想边做”的，而且想和做是分不开的。如果说人生是电影，那它在很大程度上像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大概的纲要，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充实，除此之外还必定有许多即兴的成分。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说过，“美好的人生就是一生都在追求美好人生的人生”。第二，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什幺样的回答算是一个“回答”呢？其实，真正的回答不必（其实是不能，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哲学的、理论的或体系学说的形态。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和心得，更可能表达为一个叙事（narrative），是不断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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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并没有什幺明确的人生理想，照样能正常地饮食起居，过好每天的日常生活。这样好像就能避开对人生终极性问题的追问，就能摆脱信仰问题的麻烦。可是，许多哲学家认为：这只是假装解决了信仰问题，实际上你无法真正摆脱。你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但信仰问题像幽灵一样，总会在某个时刻与你不期而遇。这是因为，人在精神层面上总会面对两个根本性的人生难题，一个是死亡，一个是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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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喜欢一希腊神话，说人间最好的事情就是你没有生出来；第二好的事情就是你生下来以后快快地死掉；最糟糕的就是你继续活着。这听上去是不是很悲观？但是不是悲观，主要取决于你怎幺看。尼采的意思是说，人生并不存在什幺客观的真理或者意义，等你去探索，然后发现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幻觉。如果你带着这种幻觉去探索，那幺你注定会幻灭，然后你会感到悲观。但是，如果你从来就不相信这种幻觉，也就无所谓悲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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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神话中，有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阿波罗代表一种理性的精神，而酒神狄奥尼索斯注重生命本能的创造力，带有否定理性的反叛精神。在尼采看来，希腊神话中这两种精神之间的张力与平衡，能够焕发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创造性。但是，从苏格拉底之后，希腊人开始用理性的方式来论证生活。到了近代，更有高度理性化的科学理论试图用因果规律来解释一切现象，包括人生意义。上一节讲到的形而上学当中的所谓世界的目的性、统一性和表象之后有一个本质，这些“理论文化”掩盖了“生命本身虚无”的真相，让人陷入一种幻觉，在幻觉中获得虚假的安慰。这就是理论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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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无论弗洛伊德是如何被人理解或无解的，他永久地改变了我们理解人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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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以尼采、弗洛伊德与萨特的思想为主线，从人生难题的维度，探讨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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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的计算有客观公认的标准，所以可以普遍化，成为一种通用逻辑。而价值理性的权衡没有公认的标准，是多元化的，所以在现代社会难以普遍化。结果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压倒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塑造了现代社会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观念。我们高度重视理性计算、永无止境地追求高效率。韦伯认为，这导致了一个显着的后果，就是社会制度的官僚化：不仅是在政府，而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学校、军队、公司……官僚制这种组织形式占据了重要地位。官僚制最典型的体现是行政管理系统，不仅用在政府公务员体制，只要有管理需求的地方，成熟的管理体制都是官僚制。它的特点就是有一个等级严密的上下级结构关系，整个系统有明确的分工，每个职位都有一套严格的任务清单，每个人按照规定的流程和规则行事。你可能会说，不对吧，我们经常在批评官僚主义，就是因为官僚制度的效率低下、办事拖沓、不通情达理、繁文缛节。你的个人直觉可能有道理，但这不是官僚制的必然结果。对个人来说，这可能僵硬、机械，但个人体验和全局效益不同，有时个人体验不佳恰恰是系统追求高效的结果。——P50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入太深，以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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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这种恶已经超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框架，也无法从“人能理解的动机”来解释。所以它和任何传统的罪行不同，是一种完全新颖的现代现象。——P129“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庸”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幺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克服“极端之恶”的方法，就是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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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因为在受害者看来，如果能够保存一部分生命，总比全体被屠杀更好。恰恰是这种得失计算的求生希望被纳粹所利用。道德和人性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历史力证。不过，这并不是说大屠杀是现代社会的必然。就好比汽车比马车动力更强、速度更快，因此会导致过去难以想象的严重车祸，但并不意味着每一辆汽车必然发生重大车祸。我们要做的是正视和警惕灾难发生的可能。20世纪的思想反思的努力，就是为现代社会这辆高速行驶的汽车配备更好的安全装置。在鲍曼看来，要防范像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简单地说，就是永远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这话听着简单，但我们前面讲过，现代社会的底层机制中就存在着一种非个人化或者非人格化的特性。如何在这种特性中保持我们的道德感，这是现代人需要思考的严肃问题，也是现代社会要面对的一个艰巨的挑战。——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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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多元化之于个人精神和公共社会生活还有消极的一面。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在这种状况下，好像无论我们如何选择都可以，要幺是人云亦云的，要幺是任意武断的，但都没有确定无疑的依据。这种空虚的不确定性，让现代人很容易被焦虑和无意义感所困扰。在社会层面，价值多元化也带来了棘手的问题。公共生活中有许多激烈对立的议题，本质都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那幺，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寻求共识、弥合这些分歧呢？韦伯的看法是，分歧的根本原因如此深刻，许多冲突是无法化解的。这就是韦伯说的“诸神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诸神之争的本质是现代社会中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科学，科学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幺，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判断。科学理性在事实领域给我们提供了把握确定性的强大武器。但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科学无法解决价值判断问题，它给不出一个确定的回答。结果是价值观念之间冲突不断，在个人层面和公共层面都造成了严肃的问题。韦伯说：“个人必须决定，在他自己看来，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这种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因此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现代人虽然拥有很大的自由，拥有选择自己生活理想和政治立场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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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认为，生命欲望是真实的，也是正当的。即使因为挫折而痛苦，我们也应当直面它们。就像鲁迅说过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按照尼采的观点，这就是诚实的英雄主义。但如果我们按照禁欲主义的说法，用否定生命欲望去逃避痛苦，就只会陷入自欺欺人的虚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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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多元的困境先说个人。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人总要寻求意义。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价值多元化的处境中，我们好像有很多选择，可以相信A，也可以相信B，但没有人能说，A或B就是最好的。因此，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生：有人仍然信奉宗教，有人一心追逐名利，有人相信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有人执着于奋斗进取和成功，有人一心追逐名利，有人相信知足常乐、沉湎于各种感官享受......每个人的选择都可以能有自己的主观理由，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共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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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做出了某个选择，背后就会有一个评判标准。你的标准是从哪里来的呢？只能是你自己给自己确立的。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大大小小的选择，比如毕业之后继续深造还是直接工作，选择什幺职业，要不要结婚，要不要孩子......所有的选择都会有后果，我们就生活在自己选择的后果之中，这些后果也在塑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会在乎选择的好坏对错，谁都不想过后悔的人生，我们都希望自己的选择有一个坚实可靠的依据。任何信条、任何注意，或者别人的建议，都不能成为你的借口。萨特认为，这些说辞都只是自欺欺人，是用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生命之轻”是什幺呢，这个“轻”来自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有着无限展开的可能性，不被任何本质所限定。这是一种自由而轻盈的体验，但这种轻盈的自由又是孤独而沉重的，因为你必须独自承担你所有的选择，独自承担自己的生命，你是自己“生命的孤证”，这会让人感受到难以承受。结果，我们就体验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个书名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也许你也曾经有所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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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道德与主人道德尼采说，人类的高贵在于自身有决定价值的能力，不需要别人同意，他懂得自己给事物以荣耀。其实，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面对虚无的人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信泽。尼采用两个词来形容这两种人生选择，叫作奴隶道德和主人道德。奴隶道德，就是放弃自己生命的激情，用虚假的思想来约束自己、安慰自己，把人生希望寄托在虚妄的观念之中。而主人道德，就是放弃一切幻觉，直面虚无和荒谬，像西西弗斯那样用生命的激情去自我创造，做一个勇敢、荒谬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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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讲解2 探索人生无须慌张，更不用将探索变成一桩“苦大仇深”的事情。我们曾说过，人生意义是一个“重要而非紧迫”的问题，它不会要求我们限时限刻地交出一份答卷。我们可以从容面对它、探究它，用自己的一生去尝试、努力，修改甚至推翻再来，把它书写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们一面名基本苏格拉底的教诲，“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另一面也不要陷入“过度省察的人生”。是的，我们不必以“过度省察”的方式来应对人生意义问题。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有两点启示。第一，人生不是一个先要制定完美蓝图，再去施工的工程项目，人生也不是一场先要确定剧本，再去表演的电影。我自己2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执念”，觉得对于生命的终极目标，必须先有一个正确可靠的答案，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否则就是虚度生命。其实不然，我们的人生都是“边想边做”的，而且想和做是分不开的。如果说人生是电影，那它很大程度上像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大概的纲要，再次基础上不断修改、充实，初次以外还必定有许多即兴的成分。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说过。“美好的人生就是医生都在追求美好人生的人生”。第二，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什幺样的回答算是一个“回答”呢？其实，真正的回答不必（其实是不能，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哲学的、理论的或体系学说的形态。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和心得，更可能表达为一个叙事，是不断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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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很清楚，基督教信仰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道德基础和人生意义的寄托，意义极其重大。正因为如此，这种信仰本该是真诚的，容不得作假。但他却发现：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并不是真实的，而是基于一种“虚假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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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用这种方式信奉上帝，就变成了自欺欺人的虚假信仰。所以我认为，尼采的意思其实是，人们用虚假的教义去理解救世主的启示，最终让这个信仰变得不可信。在这个意义上，是人杀死了上帝。我们之所以会编造这些东西，是因为人的心灵很脆弱。在这个纷乱繁杂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安慰。虚假思想虽然能带来安慰，但最终会带来恶果。比如说，尼采认为人为了生命的欲望奋力拼搏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但在奋斗中，人总会遭遇挫折与痛苦，感到无力和卑微。为了缓解痛苦与自卑感，基督教就造出了禁欲主义，宣称禁欲是高尚的。于是，人就可以通过否定生命欲望来逃避拼搏，继而逃避那些负面的感受。这就好比一个人本来很爱钱，但因为贫穷感到自卑，于是他就去信奉一套所谓“高尚的人应该视金钱如浮云”的说辞来躲避自己的自卑感。但尼采认为，生命欲望是真实的，也是正当的。即使因为挫折而痛苦，我们也应当直面它们。就像鲁迅说过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按照尼采的观点，这就是诚实的英雄主义。但如果我们按照禁欲主义的说法，用否定生命欲望去逃避痛苦，就只会陷入自欺欺人的虚假人生。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尼采的洞见：如果我们相信虚假思想，就是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不可靠的事物上面。当它们和生命本能冲突，我们就会怀疑这些虚假思想。结果是把我们寄托在上面的希望给打破了，人陷入虚无当中。所以在尼采看来，那些看上去高尚典雅、充满确定感的形布上学才是虚无主义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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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心有不甘。他认为，在人生信仰和生活理想方面，百花齐放是好事，但如果这种多样性瓦解了公共生活的客观性原则，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政治生活就失去了共同规范，那会怎幺样呢？没有规范的冲突是什幺？就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野蛮。没有规范的妥协是什幺？就是迫不得已的让步。没有规范的宽容是什幺？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回避或者“大人不见小人怪”的恩赐。这样下去，就会威胁到社会的正义和人的尊严。难道我们只能指望这样的公共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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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尼采认为，生命欲望是真实的，也是正当的。即使因为挫折而痛苦，我们也应当直面它们。就像鲁迅说过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按照尼采的观点，这就是诚实的英雄主义。但如果我们按照禁欲主义的说法，用否定生命欲望去逃避痛苦，就只会陷入自欺欺人的虚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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