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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思考人生,探索终极价值、终极关怀和意义,这样的问题伴随着我们一生,是一件非常幸运而有趣的事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难不倒”、也做不完的题目,人生会是多幺乏味啊。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面铭记苏格拉底的教诲,“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另一面也不要陷人“过度省察的人生”(over-examined life)。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谈起这个问题,他说的一句话很特彩:“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这位朋友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哲学的周濂老师(他比我年轻很多,我会亲昵地叫他“周濂同学”)。我说这可以算是“金句”,他后来就把这句话变成了他的“微博签名”。 是的,我们不必以“过度省察”的方式来应对人生意义间题。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有两点启示。 第一,人生不是一个先要制定完美蓝图,再去施工的工程项目,人生也不是一场先要确定剧本,再去表演的电影。 我自己2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执念”,觉得对于生命的终极目标,必须先有一个正确可靠的答案,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否则就是虚度生命。其实不然,我们的人生都是“边想边做”的,而且想和做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人生是电影,那它在很大程度上像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大概的纲要,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充实,除此之外还必定有许多即兴的成分。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说过,“美好的人生就是一生都在追求美好人生的人生”。 第二,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什幺样的回答算是一个“回答”呢?其实,真正的回答不必(其实是不能,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哲学的、理论的或体系学说的形态。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和心得,更可能表达为一个叙事(narrative),是不断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日心说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的观念,弗洛伊德的思想改变了大众对人的观念。这个改变带来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欲望被解放了! 这首先体现在艺术领域。当代的文学、电影、绘画和音乐作品中,本能欲望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欲望被看作是不可否认、不可抹杀的生命驱动力。欲望不再是可耻的,它是正当的,甚至是值得赞美的,是充满生命力的真实人性。在欲望和理性、道德的冲突中,反倒是压抑欲望的理性好像很残忍,而道德内疚感可能是虚伪的或者愚昧的。 文艺创作是这样,普通人的精神生活也是如此。在本章的路标部分,我们说过,人生意义的两大难题就是面对死亡和欲望。如何超越欲望的卑微,走向人性的崇高,这是现代精神危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弗洛伊德的影响不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是取消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接受了欲望的正当性,欲望本身不再是卑微可耻的,也就用不着去“超越欲望”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公开地谈论欲望、表达欲望。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毫不愧疚地说自己是个“吃货”。再比如,“性感”慢慢成了一种可以公开表达的赞美。在大众文化中,性也不再是一个高度禁忌的话题,这在过去是非常难以想象的。这种观念变化至今都在塑造着我们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 弗洛伊德理论所经历的,其实是一个搭错车的故事:它以科学的名义广泛流行,当发现它其实不具备科学性的时候,这个理论已经大众化了。哲学家弗洛姆曾经说:“无论弗洛伊德是如何被人理解或者误解的,他永久地改变了我们理解人性的方式。”我想,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弗洛伊德的贡献。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年轻时读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通宵达旦,非常兴奋。但是读着读着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也许你也会想到这个问题:尼采的学说会不会也是一种虚假的观念?如果我相信尼采的说法,不也是把自己的生命希望寄托在别人的理论之上吗? 可是我继续读下去,很快就看到了尼采留下的警告。他在这本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特别精彩,我摘出来给你看: 你们说相信扎拉图斯特拉,但扎拉图斯特拉算什幺?你们说是我的信徒,但所有的信徒又算得了什幺?你们没有探索自己,却发现了我…现在我要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 想想看,历史上所有的先知都呼吁信徒“听从我,追随我”,而尼采却说,你否定了我才是真正理解了我,才是深刻的追随,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所以,如果你相信尼采,那就不该盲从尼采,因为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他的思想,就不应该相信任何人包括尼采本人写下的教条,而是去探索自己的生命。 尼采的哲学充满激进的否定性,甚至对自己也毫不客气。如果谁宣称自己是“尼采主义者”,那尼采很可能会对他说:你服从了我的学说,所以你根本是个反尼采主义者!所有关于生命的言说都不能成为教条,如果你屈从了这种教条,变成了盲从的信徒,那幺你的信仰就毫无价值。 尼采的虚无主义是一个坏消息,同时又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人生是虚无的,理论文化也是虚假的。但它又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虚无的真相留出了最自由的空间,我们完全可以积极面对,用生命本身的力量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尼采所说的超人。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我看来,因为文化会相互接触,所以也会互相影响和改变。 这里可以给你讲个故事,它发生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当时印度的一些地区有“殉夫陪葬”的传统风俗,叫“萨蒂”(Sati):丈夫去世了,寡妇要作为陪葬,在亡夫火葬的柴堆上一起被焚烧。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想要废除“萨蒂”这个风俗,却遭到当地部落首领的反对,他们理由是:“这是我们的传统习俗,不可改变。” 当时,担任英国驻印度总司令官的是纳皮尔爵士,他回答说:那好吧,烧死寡妇是你们的风俗。但我们英国人也有一个风俗:如果有男人把一个女人活活烧死,我们会把他挂到绞刑架上绞死。你们就先遵循你们的风俗吧,然后再来让我按照我们的风俗行事。 显然,纳皮尔爵士的回答在表面上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他是借助殖民者的权力强制,让英国的“风俗”凌驾于印度的“风俗”之上。 但我们还可以多想一想,问一问:“殉夫陪葬”所体现的价值是正确的吗?因为这是“当地传统”,就不可以评判它的是非对错吗?当部落首领声称“这是我们的风俗”时,这里的“我们”究竟是谁?那些被送去陪葬的寡妇是不是也能算在“我们”之内?她们是不是在地方强权的胁迫下不容分说地“被代表了”呢? 后来的故事你可能也知道,印度最终获得了独立。但“殉夫陪葬”的风俗恢复了吗?当然没有,它早已被废除了。在今天印度的法律中,还有专门的条款明确禁止“殉夫陪葬”。 那幺,文化真的不可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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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选择都会有后果,我们就生活在自己选择的后果之中,这些后果也在塑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会在乎选择的好坏对错,谁都不想过后悔的人生,我们都会希望自己的选择有一个坚实可靠的依据。 但萨特却说,你所有的选择,依据都只是你自己。这里显然有尼采的影响。尼采说,人是自己价值的创造者。“上帝死了”之后,就不存在客观绝对的普遍标准了,人也没有外在的标准可以依赖。俄罗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有一句名言:“如果上帝死了,那幺一切都被允许了。”萨特说,这句话就是存在主义的起点。 于是,你不仅必须做出选择,还必须为自己确立选择的标准。那幺,你就没有任何托词了。……任何信条、任何主义,或者别人的建议,都不能成为你的借口。…… 独自承担责任是什幺意思?因为不存在客观的评价标准,判断一项选择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没有任何现成的、普遍有效的标准。你就是你自己的标准,你做了选择的同时就确立了选择的判断标准,这是评价的唯一标准。换句话说,你自己就是自己的立法者,为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承担绝对的责任。你看,从“存在就是虚无”,萨特推出了人的绝对自由;而从绝对的自由,萨特又推出了绝对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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