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所收录关于"平静"的句子:本页收录的平静的句子/关于平静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平静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比塞尔瓦蒂乌斯博士的提问更加切中要害的,是艾希曼对这一阶段的最后陈词。“没有人,”他重复道,“走到我面前,因我在工作中的任何表现而责备我。甚至格吕伯牧师也承认没那样做过。”他接着说:“他找到我,寻求缓解痛苦,但是并没有对我的工作表现提出过任何抗议。”从格吕伯教长本人的证词来看,似乎他不是在寻求“缓解痛苦”,而是希望从前得到纳粹认可的优秀人群能够被网开一面。从一开始,德国犹太人就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分类,这种区别对待:德国犹太人优于波兰犹太人,战场老兵和有功勋的犹太人优于普通犹太人,祖上就出生在德国的家庭优于晚近移入者,等等。这成了犹太高尚社会道德滑坡的第一步。(今天,面对此类事件,人们的反应通常是,似乎人之天性中存在这样一种法则,驱动每个人在灾难面前摒弃尊严。我们还记得那些法国犹太老兵,当法国政府为他们提供同样的优待时,他们给出怎样的态度和回答:“我们郑重宣布,我们拒绝接受一切作为退伍老兵应受的特殊待遇。”见《美国犹太人年鉴》[American Jewish Yearbook],1945。)毋庸讳言,纳粹本身从不把这些差别当回事。在他们眼里,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但是,对犹太人进行分门别类一直发挥着某种作用,因为它有助于在德国人中维持稳定:只有波兰犹太人被运走了,只有那些逃避兵役的人被运走了,等等。那些不愿意闭上眼睛的人,肯定从一开始就明白,“为了更顺畅地贯彻普遍原则,通常都会允许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参见路易斯·德容名为《纳粹占领下的荷兰犹太人与非犹太人》[“Jews and Non-Jews in Nazi-Occupied Holland”]的文章,此文颇富启发性)。接受对本民族进行分门别类,是一场严重的道德灾难。这是因为,每个要求获得“例外”的人,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这个等级原则;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在忙于争取“特殊情况”以求特殊对待之时,没有人明白这...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与维迪亚打交道开始让我感到疲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这一点),原因在于他的抑郁。我们一共出版了他十八本书,基本都遵循相同的模式,这个模式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他写作时一段长时间的平静期,这段时间我们很少见面,我往往会希望多见他,因为我对新书充满好奇;然后交付书稿,有一段短暂的欣喜阶段,在此期间我们会愉快地会面,我负责欣赏他的作品、写写简介、想想书封上的文案怎么让大家满意,再检查一下文稿中有没有打字错误(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准确地说,基本没必要进行编辑);然后是第三个阶段,出版后的阴郁期,在此期间,他在电话中的声音会让我的心下沉,最初几年只是略微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则越来越严重。他的声音充满了悲剧色彩,脸色逐渐憔悴,谈话的主题变成了这本书给他带来的极度疲惫和伤害(“伤害”这个词总是一遍遍出现),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评论家全是无知的猴子,出版商(并不明说,只是阴险地暗示)则懒惰又无用,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他为什么还要继续?知道自己不错且也经常被评论家证实的作家期望自己的书畅销是非常自然的,但每个出版商都知道,写得好未必就卖得好。当然,也不是写得不好才能卖得好,有些畅销书确实写得很糟糕,但也有写得相当不错的。写作的质量,甚至思想的质量,与畅销与否并无关联。与将写作视为艺术去关注的严肃读者相比,更广泛的阅读大众是否接受某本书,只与他们的某条神经是否被触动有关。维迪亚的书在前者中卖得很好,还在这些人群的边缘开辟了道路,成了名,在某个时刻,更广泛的阅读大众中已经有许多人觉得应该读读这个作家的东西了,但显然,他不属于那种会赚大钱的作家。我的一位阅读量很大的老朋友曾就此对我表示过歉意:“我知道他写得很好,但我不觉得他的东西是为我而写的。”这些话,就是更广泛读者的心声。首先是因为他的主题,从广义上讲,这是帝国主义的后果,就算是那些曾经被帝国统治的国家的人们读到这个主题的书籍,都只有在其中微...
    戴安娜·阿西尔 《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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