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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社群有一种纽带关系，它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用桑德尔的术语说，这是“构成性的社群观”：社群是“构成性的”，社群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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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思想，不仅仅因为内部的多样性。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社会很难找到另一个方案去替换它。这是因为，进入现代社会，人们追求普遍的自由平等，而在现代世界已经祛魅的大背景下，一旦有了普遍的自由平等，就一定会生出第三种诉求，那就是生活理想的多样化。这样一来，自由、平等、多元，就成为现代世界无法逆转的基本条件。如果放弃其中任何一种，世界就会变成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平行宇宙。而要兼顾这三种诉求同样是一件复杂困难的事情，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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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由主义倡导一种特定的自由，是个人自由，特别重视保障个人权利，视其为优先甚至首要的价值。这可以作为这个家族的共同相似特点。其次来看看两个维度，我认为可以从空间和时间的维度考察自由主义家族内部的差异。第一个维度是从空间上看地城差别的类型，主要是英美自由主义和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传统，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漠和洛克，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卢梭和德国的康德。前者有很强的经验主义取向，强调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后者有很强的理性主义取向，强调自我主导的积极自由。当然，这个说法是比较粗线条的。我认为第二个维度更重要，它是从时间上看代际差别，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自由主义家族不同辈分的特性。我们曾在前文提到，这个家族辈分最高的成员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他强调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主张国家最少干预，在政治上提倡宪政自由原则，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后来到了19世纪，英国的约翰・密尔那一代，出现了所谓现代自由主义，他们非常注重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转向强调政治民主。这个代际转变当然有历史变迁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大革命摧毁了等级制度，每个人生而平等，有天赋人权。从此自由就是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就是平等的权利。所以到了现代，自由主义如果不顾及平等问题，就会变成少数精英的理论，慢慢失去其主导地位。所以，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认真对待平等问题，兼顾自由和平等这两种价值。伴随着现代转变，平等的自由权利带来更多样化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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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自由主义的观点存在一个盲区，就是把本真性强调的“忠实于自己”等同于“唯我论”的主张。只要一句自己的内心，就足以创造出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外部世界要幺是多余的，要幺是“自我实现”的障碍或敌人。但这恰恰是唯我论的盲区。泰勒把这种唯我论的想法叫作“独白式的幻觉”。他说:“内在生成这种事情,如果理解为独白式的,则是子虚乌有。我对自我同一性的发现,并不意味着我独自创造了它。”那幺,我们的“自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又来自何处呢?泰勒的回答是:来自我们和他人的对话,以及对话中的反思。我们无法单单依靠自己来构成自我,形成有意义的独特性标准。自我的理想是在对话关系和反思中塑造的。在这里,泰勒提出了一个认知转变:要把本真性和“唯我论”之间的虚假联系一刀劈开。追求自主性,追求独特的自我,并不需要接受“唯我论”,而且恰恰应当拒绝“唯我论”。泰勒举了一个例子:有个人宣称自己非常独特,因为他的头发正好是3732根!谁会赞叹这种独特性吗?不会的,这反而会让人觉得可笑。因为这种“独特性”完全不足挂齿。相反,一个人如果有钢琴演奏才华,或者能表达深刻的哲学思想,或者总是真诚友善地待人接物…那幺我们会认为这些独特性是有价值的为什幺这两种“独特性”会让人感到这幺大的差别呢?泰勒解释说,一件事情是否重要、是否有意义,需要依据一个背景框架来衡量。这个背景框架,定义了在人类活动最基本的方面,什幺是重要的、什幺是有意义的,并塑造了我们的“道德与精神的直觉”。你觉得待人友善是特别好的品质,这并不是你内心凭空产生的衡量标准,而是来自你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感知到的背景框架。可是这个框架由不得我们选择,它是“给定的”,是我们共享的“无可逃离的地平线”。我们所做的选择,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恰恰要依据这个作为深度意义的背景框架。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共同的生活,这个背景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提。如果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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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关怀不只是哲学家的关怀，而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内心体验。比如，辛苦工作了一天，筋疲力尽，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心里琢磨我这幺辛苦工作到底是为了什幺？”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你可以告诉自己我是为了成家立业，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有房子、有车子，让自己和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以后让子女能享受更好的教育……确立一个具体的目标并不难。每个人在生活的每个时刻，都会有一个当下的具体目标，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这个具体目标的意义，就需要一个更大的目标来回答。如果一直追问下去，最终就会遇到终极关怀的间题：生活到底是为了什幺？人生究有什幺意义？终极关怀之所以“终极”，是因为它追寻的是所有答案背后的根本答案。回应终极关怀的依据，就是所谓“人生信仰”或者“人生理想”。所以，我们需要信仰来支撑生活的根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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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说：“个人必须决定，在他自己看来，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这种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因此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现代人虽然拥有很大的自由，拥有选择自己生活理想和政治立场的权利，但这种自由也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我们可能变得茫然失措、不知如何选择，或者采取所谓决断论”的方式，听凭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断然抉择。这是现代性困境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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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肯定听说过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的那个“洞穴寓言”：从小就被禁锢在黑暗中的奴隶，有一天终于走出了洞穴，第一次看到了太阳，知道洞穴中的一切原来只是虚假的幻影，阳光照耀下的世界オ是真实的。太阳代表了理性，让人发现了最高的真善美。这个洞穴寓言就是西方“启蒙”思想最初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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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神之争的本质是现代社会中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科学，科学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幺，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判断。科学理性在事实领域给我们提供了把握确定性的强大武器。但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科学无法解决价值判断问题，它给不出一个确定的回答。结果是价值观念之间冲突不断，在个人层面和公共层面都造成了严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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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心有不甘。他认为，在人生信仰和生活理想方面，百花齐放是好事，但如果这种多样性瓦解了公共生活的客观性原则，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政治生活就失去了共同规范，那会怎幺样呢？没有规范的冲突是什幺？就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野蛮。没有规范的妥协是什幺？就是迫不得已的让步没有规范的宽容是什幺？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回避，或者“大人不见小人怪”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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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学说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人格结构三元说：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就是“最根本的我”，是人格的最底层。这里就是“无意识”的领域，主要是人本能的原始欲望。这些与生俱来的欲望要寻求即刻的满足，不论是非对错，只要满足了欲望就会很快乐。本我之上是自我，这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那个自己。自我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成长过程和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有理性，会正视社会现实重视常识和规则。它能够感受到本我的欲望，但自我会用理性来别本我的要求。自我再往上，就是超我，这是我们心中的理想化人格。它是在人与“道德”的接触和理解中形成的，我们把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道德权威内在化成心灵的一部分，最终就形成了这个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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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塑造的社会制度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塑造了现代社会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观念。我们高度重视理性计算、永无止境地追求高效率。韦伯认为，这导致了一个显着的后果，就是社会制度的官僚化：不仅是在政府，而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城，包括学校、军队、公司…官僚制这种组织形式占据了重要地位。官僚制最典型的体现是行政管理系统，不仅用在政府公务员体制，只要有管理需求的地方，成熟的管理体制都是官僚制。它的特点就是有一个等级严密的上下级结构关系，整个系统有明确的分工，每个职位都有一套严格的任务清单，每个人按照规定的流程和规则事。你可能会说，不对吧，我们经常在批评官僚主义，就是因为官僚制度的效率低下、办事拖沓、不通情达理、繁文缛节。你的个人直觉可能有道理，但这不是官僚制的必然结果。对个人来说，这可能僵硬、机械，但个人体验和全局效益不同，有时个人体验不佳恰恰是系统追求高效的结果。一个理想的官僚系统规则合理，纪律严明，人尽其责，照章办事；系统运转精确、稳定，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效率高，执行力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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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神之争的本质是现代社会中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科学，科学属于“实然”领，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幺，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判断。科学理性在事实领域给我们提供了把握确定性的强大武器。但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科学无法解决价值判断问题，它给不出一个确定的回答。结果是价值观念之间冲突不断，在个人层面和公共层面都造成了严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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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产持有的三条正义原则而诺齐克自己，就是要主张一种完全彻底的自由主义理论，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社会经济问题上，都要把个体权利放到最高位置。这种自由主义被称为“自由至上论”，英文叫Libertarianism。拥有财产的第一步是获得财产，所以第一条正义原则就是“获取正义”。如果你最初获取的财产是正当的，比如是通过劳动占有天然资源，像是你开垦了一块无主荒地，自己种庄稼，没有侵犯他人财产，那持有就是正当的。接着，第二条就是“转让正义”：如果财产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整个过程没有巧取豪夺，是通过自由自愿的交换或者馈赠，那转让就是正当。如果最初获取财产是正义的，转移的过程也是正义的，那幺你持有的财产，在道德上就是正当的。如果整个社会的财产分布都符合这两条原则，那幺社会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不过你肯定也想到了，哪有这幺理想的事，肯定会有违背两条原则的事情发生啊。诺齐克说，对，所以还要有第三条原则，就是“矫正正义”。对那些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得来的财产持有，不管经历了多少变化，都要作出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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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性的自负”,就是对人类的理性能力抱有过度的信心,相信理性能获得几乎完美的知识,从而构建出完美的社会规划,实现理想的人类生沽。2、用理性去设计整体规,这种做法的诱惑力在于给了我们一种期望:用整体规划去摆脱和征服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焦虑不安。但这个期望是虚幻的。3、哈耶克和波普尔都提醒我们要警惕理性,这不是因为理性不好,而恰恰是理性很好、很管用,所以才要特别警惕对它的夸大和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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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结果是什幺呢？工具理性的计算有客观公认的标准，所以可以普遍化，成为一种通用逻辑。而价值理性的权衡没有公认的标准，是多元化的，所以在现代社会难以普遍化。结果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压倒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塑造的社会制度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塑造了现代社会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观念。我们高度重视理性计算、永无止境地追求高效率。韦伯认为，这导致了一个显着的后果，就是社会制度的官僚化：不仅是在政府，而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学校、军队、公司…官僚制这种组织形式占据了重要地位。官僚制最典型的体现是行政管理系统，不仅用在政府公务员体制，只要有管理需求的地方，成熟的管理体制都是官僚制。它的特点就是有一个等级严密的上下级结构关系，整个系统有明确的分工，每个职位都有一套严格的任务清单，每个人按照规定的流程和规则行事。你可能会说，不对吧，我们经常在批评官僚主义，就是因为官僚制度的效率低下、办事拖沓、不通情达理、繁文节。你的个人直觉可能有道理，但这不是官僚制的必然结果。对个人来说，这可能僵硬、机械，但个人体验和全局效益不同，有时个人体验不佳恰恰是系统追求高效的结果。一个理想的官僚系统规则合理，纪律严明，人尽其责，照章办事；系统运转精确、稳定，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效率高，执行力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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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当你问一个理想是否有可能实现，这种提问往往不会得到盘有启发性的回答。因为提间方式本身过于笼统（general），也只能得到个笼统的答案。我可以说，理想的价值并不在于真正实现。而在于提出一个方向或目标，让我们去努力接近这个理想。这就是理想或者乌托邦目标的意义，所有的理想都是如此。中国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这个回答可能正确，但没有什幺启发性。第四，当我们用“定义”的方式去思考问题时，总是有利有弊的。因为定义往往是试图赋予一个日常用语以确切明晰的内涵，清除其含混与暖昧之处。但这往往不太有效。就像维特根斯坦指出的那样，日常生活中（不是科学专业中）的概念或语词，它的实际含义依赖于人们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而人们的用法有多样性，也有含混之处，无法用“定义”来清除。如果回到日常生活，英雄是存在某种标准的。因为如果没有标准的话，所有的人都是英雄或者都不是英雄，那幺“英雄”这个词就失去了其特指性，就没有意义了。 “英雄”在日常用法中总是暗示着某种“非凡”（extraordinary或者outstanding的意思，可能还暗示着“牺牲”的意思。但是，有时候人们也会说，某人是一个“平凡的英雄”。这一表述在字面意思上是相互矛盾的。但说这句话的人，可能试图在一个平凡的生命中去发相非凡的闪光点，而并不是说平凡就是英雄。最后。我之所以选择回答这个问题，是想由此向大家打开一个视野、为大家引介一种接近“日常语用学”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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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研究当然不止于此，他还提出了“交往理性”的运用条件，就是去发现人与人之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谈得好，才可能达成彼此心悦诚服的共识。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言谈的有效性”，需要四个条件：可理解、真实、正当和真诚。你可以用这四项“有效陈述”的标准来检查一下自己平时的谈话。其次是交谈需要的“理想言谈情景”，这个情景也有四个条件，总的来说就是保证所有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自由地展开理性的讨论。如果你有兴趣进一步探索，可以去读哈贝马斯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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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幺需要信仰来生活呢？1835年8月1日，一个22岁的大学生在日记里写道：我真正缺少的东西就是要在我内心里弄清楚：我到底要做什幺事情？问题在于，要找到一个对我来说确实的真理，找到一个我能够为此而生、为此而死的信念。写下这段话的大学生是丹麦人克尔凯郭尔，后来他成为著名的哲学家，是西方存在主义思想的源头。他的这段话是不是会激发你的共鸣，或者让你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你也会思考类似的题，关切生命的根本意义，这种关切就是哲学家说的“终极关怀。终极关怀之所以“终极”，是因为它追寻的是所有答案背后的根本答案。回应终极关怀的依据，就是所谓“人生信仰”或者“人生理想。所以，我们需要信仰来支撑生活的根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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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他人存在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我们不可能实现那种理想中的共同自由，因为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的主体性。我们没办法既承认别人的自由，又让别人承认我们的自由，或者说把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对象性调和起来。因此，人与人之间只有永恒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萨特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不相信自由主义所向往的那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平等尊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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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真性的理想，一方面让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唯我论的独白，积极地介入对话和反思，这是自我通向共同背景的通道，把我们和一个更开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最终，向对话和反思开放，让自我变得更加清醒、更加丰富，才能更好地“成为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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