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摇两人关系的所谓“基督徒生活守则”实际上与避孕措施有关，这是在当时关于性、现代家庭、女性经济自由的讨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1921年3月17日—这时塞耶斯已经结识库诺斯—玛丽·斯托普斯在梅克伦堡广场西边不远处的荷洛威开设了大英帝国第一家免费的节育诊所。有人认为斯托普斯这种行为败德辱行，会对神圣的婚姻造成难以转圜的破坏。这些保守言论没能阻止大批的女性慕名前来，诊所门口排起了长队。经过培训的护士、助产士为她们提供专业建议。斯托普斯以为节育正名为己任，主要向“已婚夫妻、即将步入婚姻的伴侣”提供建议。（同时也会建议不适合生育的夫妻进行绝育。）她在1918年出版过一本《夫妻之爱》(Married Love)。没有出版商愿意冒风险，这本书只能秘密出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旧成了大卖的畅销书，几百名年轻女性读者给斯托普斯寄来信件。这些女性在维多利亚式的环境中长大，如今生活在更为开放的社会中，她们担忧过早生育会阻碍事业发展，但是圣公会在1920年7月公开批判“使用避孕药具会对身体、道德、精神造成严重损害”。这些年轻女性因此陷入两难的境地。库诺斯并不想和塞耶斯步入婚姻，也从没对她避讳这一点。他只是坦然表明自己愿意在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与她发生性关系。而塞耶斯的拒绝并不是出于对避孕药具本身的担忧，而是因为避孕药具所象征的含义。“现代文明创造出避免自然结果的卑鄙伎俩”助力下的性本身对于塞耶斯并不具吸引力，她不像库诺斯那样被“动物本性”所驱动。她自然也希望与库诺斯同枕而眠，但必须是在一段充满爱意的关系中，而不是在一段特地“排除坦率、情谊和孩子”的关系中。但库诺斯将塞耶斯的拒绝视为一种虚伪的表现，她所宣称的渴望自由仅仅是口号。库诺斯在曼哈顿中心区的阿尔贡金酒店写下的寄给约翰·古尔德·弗莱彻的信件中，透露了他失望离开伦敦的原因：“在酒店的每一个角落，初次相遇的男男女女眼神火热，目光相对，然后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