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所收录关于"愤怒"的句子:本页收录的愤怒的句子/关于愤怒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愤怒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约伯是《圣经》中的人物。他被描述为一个受祝福的人,行为完全正直。但是撒旦指控约伯只为了物质利益才侍奉上帝。于是上帝一步一步撤去保护,容许撒旦夺去约伯的财富、子女和健康。约伯保持了忠诚,没有诅咒上帝。没有负罪感——他感到坚定和愤怒。 后来上帝对约伯的祝福超过以往,他又活了140年 我也同样坚定不移。但我没有感到愤怒,因为没有愤怒的对象。你不能对大自然愤怒。你不能对生物学愤怒。我们都会死,虽然很难接受,但我们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在你的意识当中,你似乎是一个人被困在一具通常只能体面地维持七八十年的躯壳里。从某个时刻起,身体开始衰退,然后在你的后半生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你眼睁睁地看着它渐渐损耗,什幺也做不了。你被困在里面,当它损耗殆尽,你就死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你可以去问问那些六七十岁的人对年龄的自我感觉,如果你跟他们足够熟悉的话,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感觉只有十四岁……当他们照镜子,看到那张苍老的脸,他们会觉得一个十四岁的人被困在了一具衰老的躯壳里!你的确被困在这样容易朽坏的东西里。它不仅会像一架机器达到预期寿命、最后报废一样,而且会慢慢地损耗,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着它渐渐失灵,皮肤不再有光泽,原本简单的事也变得困难重重,这是非常让人难过的。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传统的疾病隐喻主要是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与现代隐喻相比,它们相对来说缺乏内容。……由于目的无非是抨击,所以疾病只被分为两类:一类虽然痛苦却可治愈,另一类则可致人于死地。……伊丽莎白时期的隐喻被用来表达对某种终究会波及个体的总体失调或公共灾难的不满,与此不同,现代的隐喻却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衡。……在整个十九世纪,疾病隐喻变得更加恶毒,荒谬,更具蛊惑性。存在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作疾病。本来被认为像健康一样是自然之一部分的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之物的同义词。对马基雅弗利来说,是预见;对霍布斯来说,是理性;对沙夫茨伯里来说,是容忍一一所有这些基于某种医学类比的思想,全都关乎这一问题,即合宜的治国术能够防范致命的混乱。社会被设想为大体上是健康的;疾病(混乱)大体上总是能被控制的。……在现代政治话语中,疾病隐喻的夸张透露出一种惩罚性的观念:这并不是说疾病是一种惩罚,而是疾病被当作了邪恶的标志,某种将被惩罚的东西的标志。……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疾病隐喻从来就不是清白的,但可以说,癌症隐喻是其中极其恶劣的一例:它暗示种族大屠杀。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癌症隐喻是极其恶劣的一例:它暗示种族大屠杀。疾病与政治在“毒瘤”这个复合词里融合在了一起,并成为中国政治话语中一个常用的隐喻。对那些希望发泄愤怒的人来说,癌症隐喻的诱惑似乎是难以抵御的。但是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邪恶,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只有在最为有限的意义上,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问题才像是一种疾病。而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唯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对偏执狂患者来说,对那些想把战争转化为圣战的人来说,对宿命论者(癌症=死亡)来说,对那些执迷于非历史的革命乐观主义(即认为唯有最激进的变革才可取)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顶呱呱的隐喻。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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