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介意,只因不太在意。他木讷,话少,开口说话,一句起两句止,说到第三句开始口窒窒,断不成句。他觉得说话是一件非常累人的事情,比做木工累,他的木艺不算精湛,但非常享受下刀时涌起的专注快乐,一刀刀把不要的枝节削去斫去,只留下真正想要的部分,最终如愿完成,用手里的木头说出心底想法。对于在意的事情,他比谁都坚定和执着,唯有在受自己控制的世界里,他始心安。这是他的秘密,他强迫自己不去想它,害怕一想便会有一条野狗从记忆深处冲扑出来把他噬咬。秘密会伤人,唯一方法是把秘密关锁到笼子里,它将倒过来对你温驯摇尾、微笑。这一刻陆北才忽然有一阵奇怪而强烈的遗弃感,觉得自己跟七叔以至任何人的生活全无关联,他只是别人用来暂时逃离烦恼的一块木头,木身被一片片地削去,但削坏了,雕出扭曲的形状,不成形状的形状,注定被丢弃于地,腐朽生虫。陆北才流着眼泪回家。风声的呼啸,雨声的滴滴答答,阿娟适才的抽泣,都在陆北才耳边,还有那几撮被牢牢抓住的乱草,关公的眼睛,七叔的喘息,一寸寸地沉落的太阳,统统在闭上的眼皮前混乱闪动。他不愤怒,不恐惧,只是莫名其妙地难过。难过于七叔和阿娟爸爸对于粗暴的无能为力,那一刻,他们不是他们,有一头蛰伏在下腹的野兽跳出来,横蛮地控制了一切。不,说不定那一刻的他们才是他们,他们本来就是那头野兽。他忽然决定,刁那妈,老子要走!在七叔眼里,我只是一个洞。在阿娟眼里,我只是一支棍。当他们有需要,拿我来用,我不想给也得给,但他们用完便骂、便打、便丢。难道真的没有值得把我留下来的理由?我不配被留下?我不相信!有的,外面肯定有不打我、不骂我、不强迫我的人在等着!我不相信没有,不管男女,总有,而且不止有一个,我要去找。七叔可以找满足,阿娟可以找满足,我也可以找。我不要再被遗弃,我不要,我不要!
太阳终古常新,抛弃偏见,无论何时都不会太迟。
梭罗 《瓦尔登湖》1
梭罗 《瓦尔登湖》1听着!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畜生,你们为了扑灭你们怨毒的怒焰,不惜让殷红的流泉从你们的血管里喷涌出来;你们要是畏惧刑法,赶快从你们血腥的手里丢下你们的凶器,静听你们震怒的君王的判决。
莎士比亚 《罗密欧与朱丽叶》2
莎士比亚 《罗密欧与朱丽叶》2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
欧阳修 《佚名》0
欧阳修 《佚名》0啄木鸟愤怒地用巨喙甲问大树:它为什么要这么固执,非要死去。当村前那株老柏树摆出濒死的姿态,啄木鸟就飞来努力工作。嗒嗒!轻轻地叩问,害你生病的虫子在哪里?嗒嗒嗒!焦急地叩问,害你想死的虫子在哪里?那是地震前一年的云中村,啄木乌在村前那株老柏树身上啄出了一百多个孔洞,灭尽了树身里的虫子。但是,这株树还是死了。春天到来时,枝头没有长出嫩绿的新叶。那些去年前年,以及再往前好几年长出的针叶也都枯死了。李花风起时,桃花风起时,那些枯叶掉在地上,簌簌有声。老柏树是村子的风水树,神树。村民们说:阿巴啊,你救救它!阿巴,救救我们的神树啊!
阿来 《云中记》0
阿来 《云中记》0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传统的疾病隐喻主要是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与现代隐喻相比,它们相对来说缺乏内容。”“疾病意向被用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焦虑,而健康则是人人理当清楚明了的东西。诸如结核病和癌症这样的大病,人们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用它们来提出有关个体健康的新的重要指标,用它们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伊丽莎白时期的隐喻被用来表达对某种终究会波及个体的总体失调或公共灾难的不满,与此不同,现代的隐喻却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P66)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衡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对于哈里森而言,离开剑桥大学既为拓宽智识兴趣的边界,也促使她思索在学术生活之外应如何度过个人生活、与谁共度。回首过去,她在感情上几番失意:大学时,导师亨利·布彻刻意隐瞒已经订婚的事实,对她格外照顾,致使她误以为导师会向她求婚;之后不久,她同意与古典学者R. A. 尼尔步入婚姻,但尼尔1901年因阑尾炎突然离世。哈里森并没有深陷于这些挫折之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她最终选择“过一种精神生活,在那里找寻最大的安宁和快乐”。与年轻一辈的H. D. 和塞耶斯不同,哈里森从未因对精神平等的伴侣求而不得而痛苦,她这时就已非常坚定,无论是传统模式还是其他类型的婚姻都不适合她。如同《校友聚会惊魂夜》中哈丽雅特·文所说,“要是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份全职工作,就别急着成为别人的妻子”。哈里森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生活,不愿冒任何风险。她在《忆学生生涯》中写道,“至少对于女人而言,婚姻会对人生中我最珍视的两件事形成阻碍:友谊,学习……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所担负的责任何其繁重;我的脑海已被太多思绪占据,没法扮演好那样的角色”。但这不代表哈里森一生之中没有经历过深刻的感情。事实上,她曾与几位在学术兴趣上志同道合者有过刻骨铭心的感情。在剑桥大学期间,她和小她几岁的同事弗朗西斯·康福德一度非常亲近,但在他1909年宣布与弗朗西丝·达尔文订婚之后,两人关系就不再像从前那么热络。康福德结婚后,哈里森更是再没提起对他的感情,身边的朋友也会自觉回避这一话题。从文件中一些隐晦的描述可以勾勒出两人的感情脉络:一同工作时的“美好幸福”,纽纳姆学院令人不安的流言,还有他那封信带给她的悲伤:他以正式而疏离的语气写道,她是一位如同母亲一般的导师,指引他找到自己的道路,他对此有多么感激。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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