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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沃尔泽在那篇文章的开篇就指出,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有两个要点:一个针对理论,另一个针对实践。针对理论的批判,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了——自由主义的理论根本歪曲了现实世界中的个人,把人当作脱离了所有社会义务的存在,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唯一的创造者,没有任何尺度与共同标准来指导这种创造活动。但这是对人的虚构,不存在这种“无所牵绊的个体”。至于针对实践的批判,自由主义创造了自我中心的社会,这是一个“非社会性的社会”。社会只是一群孤立自我的聚集地,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自利主义者,受到个人权利的保护,也因为各自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分裂。这就是当代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现实:到处都是相互疏远的孤独个人,对公共和政治事务十分冷漠。归纳一下这两点批判:第一,自由主义的理论是虚假的,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无所牵绊的原子化个人;第二,自由主义的实践是有害的,造成了自我中心,相互分裂的冷漠社会。但是问题来了:一种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人,怎幺可能造成有害的现实?这就好像是说,你在故事里虚构了一个小偷,结果这个小偷在现实中偷走了你的钱包。如果你相信自由主义的理论虚构了不存在的个人,那你就无法谈论虚构之人的任何实践后果。或者,如果你同意自由主义的实践是有害的,那你就必须首先承认它的个人理论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换句话说,你不能既批评这种原子化个人是虚构的,同时又批评这种虚构的个人实际上造成了有害的影响。沃尔泽锐利的目光,穿透了这两种批评之间的逻辑裂痕,指出这两种观点是相互矛盾的,无法同时成立。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公共生活的规范性原则为什幺难以确立?就是因为许多时候人与人的想法无法达成一致,甚至不可调和。。但哈贝马斯没止步于此,他继续追问:那为什幺不可调和呢?因为人是主体,,每个人都有“主体性”,如果只讲人的主体性,就难免会变得主观。但是,在现实生活真是如此吗?我们都是靠自己的主体性面对世界的吗?哈贝马斯发现,人不只是一个主体;我们生活在人间,通过和他人交往,继而展开社会生活。你说,我今天要开会。这何止是你自己的想法?这是多少人和人的合作,才让你冒出来今天要开个会的念头啊。你今天中午点什幺外卖,也是参考了外卖App给你的推送、销售的排名等因素,才做的决定啊。这些决定不都是产生在人与人之间吗?如果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那幺主体与主体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关系,哈贝马斯称之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拗口,不太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所以我用了“在人间”这三个中文字来概括。这三个字不只是简单,而且意味深长。中文的“在人间”是指人们生活的社会,但同时也暗示了人类生活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为什幺生活“在人间”,就会形成哈贝马斯说的“主体间性”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说话。我们无论做什幺,劳动工作,娱乐游戏,亲密恋爱·····所有这些活动的共同点是什幺呢?就是彼此之间说话交谈,可以用有声语言、文字、手语、符号以及身体语言等交谈。人类是语言的动物,所以人不是独白的存在,而是在人间交往对话的存在。语言交流,互相交往是我们所有行动的共同基础。你可能会怀疑,什幺交往对话啊?语言还能用来骂人呢!是的,语言可以用来吵架、威胁、欺骗和污染,但也可以用来交流沟通。在这里,哈贝马斯区分了几种不同的言谈行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策略行动”,你的言谈只是要达到特定的功利性目标。这时候你好像在和人交流对话,但语言只是你的策略工具。这时候你使用的理...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我看来,福山与亨廷顿的争论,重新开启了我们对政治学领域一个经典议题的讨论,那就是“制度”和“文化”之争——制度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文化?究竟是文化决定制度,还是制度改变文化?福山认为,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制和经济上的市场资本主义是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并不专属于任何特定的文化。它们只是因为起源于西方,就被误以为是西方特有的制度。但实际上,这种制度选择,虽然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文化并不是决定性的。福山相信,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现代化的结果,而现代化是全人类发展的普遍逻辑。这就好像是说,咖啡树这种植物最早出现在非洲,但其实种植咖啡树也可以在其它地方,只要这些地方具备一定的光照、热量和水分条件就可以。如今,美洲和亚洲都能够种植咖啡树、生产咖啡,咖啡已经成了全球性的饮料。这时候,如果你反复强调咖啡是一种“非洲饮料”,才让人感到奇怪。当然,文化也会对制度产生影响。但福山强调,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制度也可以转变文化,也许转变的过程漫长而曲折,但不同的民族国家终究会在制度选择上越来越相似,同时仍然能保留自己文化的特色。福山是日裔美国人,而日本就是能够印证福山观点的一个典例——它既有最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又很好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文化。但亨廷顿不同意,他认为福山低估了制度对于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依赖。在他看来,自由民主政治和市场资本主义都高度依赖于西方文明,尤其是民主政治,它是基督教文化的特定产物。所以,非西方文明很难接受西方文明的制度,日本只是一个例外。如果制度是特定文化的产物,那幺它就只能适用于特定的文化。但如果制度本身可以塑造和改变文化,那幺即便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也可以采用大致相似的现代制度。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就要讨论福山和马克思的观点在第二个方面的区别,就是关于“什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福山认为,根本的动力是“为承认而斗争”。在福山看来,人生在世有一种根本需求,就是“获得承认”,要求别人承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类对于承认的需要绝不亚于对经济的需求,要不然怎幺会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呢?因为如果你“折腰了”,你就失去了尊严,没有获得承认。但赐予你“五斗米”的那个人却因此获得了你的承认。所以,人们获得承认的过程总是蕴含着斗争。福山的这个观点其实借鉴了早期学者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研究阐释。在某种对黑格尔思想的阐释中,为了“获得承认”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开始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奴隶承认奴隶主,满足了奴隶主的承认需求。但奴隶没有获得承认,就开始反抗奴隶主。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始终有不同阶层和身份的群体加入这场斗争。福山相信,这种斗争比阶级斗争更加根本。只要人类获得了承认不是相互对等的,历史就有矛盾冲突,也就有了发展的动力。直到有一天,普遍而平等的相互承认来临了,发展的动力就被耗尽了,历史的火车头也就停下来了。对福山来说,自由民主制在原则上已经实现了这种平等的相互承认,所以他宣告“历史终结了”。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福山为现代化的普遍化进程,做了个三阶段的推论。简单地说,,只要人类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会采用市场经济;而发展了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自由民主制。稍微展开讲解,它有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作为推论的起点,任何现代化发展都必然要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所以,科学技术的模式必定会普遍化,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动力和共同平台。这很容易理解,大多数人也都同意。第二步,从科技推论经济。福山认为,科学技术的成果要实现效益最优化,就会引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市场经济是效益最优化的经济制度。虽然这两者之间的逻辑递进关联并不是决定论式的,但仍然相当紧密。第三步,从市场经济推出自由民主政治。这个推论稍微复杂一些,需要一些中间环节。虽然,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比较强的关联,但它们不是直接简单的因果关系。福山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变化。这包括城市化、产业工人阶级的扩大、教育的普及提高、信息传播渠道的丰富多样、专业阶层的兴起、财产的积累和产权意识增强、市民社会的丰富发展,等等。伴随着这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参与政治。可是,为什幺经济发展了,人们会想要参与政治呢?这就需要参考福山的哲学论证。人的生活好了会要求什幺呢,“饱暖思淫欲”吗?福山说,不对,应该是“饱暖思承认”。人们有“获得承认”的需求,希望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能得到认可。福山考察了各种类型的政体,认为自由民主政体才能最大限度地让每个人平等而自主地参与重要公共问题的决策,从而感受到生活的自主权,也就获得了尊严和价值感。因此这种政体最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获得承认”的需要,这就解释了经济发展会引向自由民主政治的逻辑。到此,福山完成了三个环节的推论,论证了他的“历史终结论”。你觉得这套论证具有说服力吗?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读到这里,你觉得“文明冲突论”令人信服吗?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吗?让我们来看看它遭受到了哪些批评。有一种批评指出,人类冲突的原因有多种,宗教以及文化的差别可能是其中一种原因,但未必最为重要。“文明冲突论”首先就解释不了冷战,冷战对抗的两大阵营并不是按“文明的断层线”展开,而是根据意识形态来划界。虽然亨廷顿针对的是后冷战时代的问题,但他理论的依据是更大尺度的人类历史。还有一种批评指出,文明圈内部也会发生冲突,而且常常比文明之间的冲突还要激烈。比如,历史上基督教文明内部就有过血腥的宗教战争,而伊斯兰文明内部也发生过“两伊战争”,还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长期争斗。如果说文化和宗教的隔阂是冲突的最重要因素,那如何解释同属一种文化的人们会发生那幺严重的冲突,甚至比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还要激烈呢?另外,亨廷顿相信文明的核心价值基本上不可改变,但你可以找到不少反驳的例子,而最有力的颠覆恰恰来自亨廷顿自己。2004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新书,题为《我们是谁?》,其中阐述了他心目中的美国文化核心,主要是英国新教徒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包括职业道德规范和个人主义、英国的语言、法律制度、社会制度和习俗,等等。但他在书中表示担忧,外来移民的涌入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盛行,使美国出现了文化的分裂,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那问题来了,作为西方文明核心的美国都有可能丧失自身文化传统的危险,那幺文明怎幺可能是牢固不变的呢?比如,韩国被亨廷顿划入儒家文明圈,但韩国的基督教徒不断增多,已经占据了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不也是文明发生变化的例证吗?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本章前面的小节,我们讲了福山和亨廷顿的思想。但这两位思想家当时都没有料到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后果:当今重要的冲突之一,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来自国家内部。同一个国家内部在很多大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极对立。比如在美国,对于特朗普,有人恨之入骨,有人爱得要死。在英国,民众对于脱欧问题分裂为高度对立的两派。在德国,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也同样分裂。这种现象在今天非常普遍,我把它叫作“精神内战”。为什幺全球化的时代会出现普遍的“精神内战”现象呢?这有经济和文化两方面的原因。在经济层面上,有一位研究平等问题的权威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他在研究中发现,新一轮的全球化带来了两个消息:好消息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但坏消息是大部分国家内部阶层不平等加剧了。就拿美国来说,硅谷的大公司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收益,而传统制造业地区却走向衰落。硅谷的程序员和底特律的蓝领工人,他们的经济差距就拉得更大了。而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资本、信息和物资的跨国界流动,这导致各国本土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都遭到了全球主义的强烈冲击。尤其是近年来,移民和难民的涌入,恐怖袭击时有发生,这让欧美国家感受到文化冲击,激发了它们更为敏感和尖锐的反应。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却没有能够提出有效的方案来回应这种冲击。21世纪新一波的全球化造成了一条深刻的“断层线”。这条断层线不是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出现在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因为全球化而受挫的人群之间。这条断层线的两侧,就形成了“精神内战”,在政治上表现为两极对立。自由主义民主鼓励多元化的立场和观点,但也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而极端分裂的民意会让自由民主政治陷入严重的困境。政治学家最近几年发现,欧美国家出现了“民主衰退”,这在过去都是在那些刚刚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情。到了现在,哪怕在西方国家...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当然,我们还可以走向另外一个悬崖,就是视角主义的极端性。我在前文提到过,视角主义不同于所谓“庐山真面目”的说法。有的人不是太理解,认为视角主义其实等同于“盲人摸象”的故事。但这不是尼采真正的洞见。盲人摸象是什幺?前提是有一个事物(大象)实实在在客观地存在,它在那里,然后我们去认识它。虽然我们带着自己的视角,有许多片面性,但是我们能够不断去接近对这个事物的全面客观认识。但这不是尼采的看法,因为尼采首先不同意那个前提:大象客观地在那里。也就是说,他反对实在论。实在论的观点——坚持认为世界就在那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词的英文“realism”主要被翻译为“现实主义”,但在哲学领域中一般译作“实在论”——听上去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怎幺还会有人反对啊?哈佛大学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缸中的大脑”:想象你的大脑被人从你的身体内取出,放在一个缸中,其中有能够维持大脑生理功能的液体。大脑上插着电极,把你大脑的神经感知系统接到一些电脑上,电脑给你一些模拟日常生活的感官刺激,那幺你完全会以为自己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有各种活动,而不会知道自己实际上是一个“缸中的大脑”。“缸中的大脑”质疑了我们的直觉或常识,因为我们总是要通过感官来感知现实。那幺,我们如何能保证自己的感知反映了客观的存在,又如何区分幻觉与实在?我们常常陷入幻觉而不自知,将幻觉误以为真。幻觉可能是梦境所致,或者是“邪恶的魔鬼”对我们施加的魔法,制造了我们的幻觉。因此,与实在论相左的观点就出现了。比如相信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人认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世界是否实际存在。还有认同“反实在论”的观点的人相信世界其实并不实际存在,“世界”只是我们自己大脑的主观想象。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无法直接知晓或“看到”世界的本质,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就不一定可靠。那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最后分出胜负了吗?没有。现在有相当多的哲...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马尔库塞在一次访谈中说,当今社会,工人阶级已经很难被称作“无产阶级”了,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你可能还记得《共产党宣言》结尾处那句震撼人心的呼唤:“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现在呢?如果发动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可能会感到,自己会失去很多,而不只是锁链。在马尔库塞的名著《单面人》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文字:“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那意味着什幺?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马尔库塞说,“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说得直白一点,过去,工人阶级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今天,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也会变得“投鼠忌器”。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入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对此,马尔库塞也承认,民主政治给异端留下了空间。但他认为,所有这些质疑、批评、辩论、竞争、投票,甚至包括社会抗议运动,都只是在体制内部起作用,只能带来量变,无法突破体制本身,导致社会的质变。这就好比一个足球守门员说,足球运动需要变革。教练说,好吧,那要不换你去踢前锋,或者后卫?马尔库塞甚至认为,这些表面上热闹的批评、抗议,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控制模式的一部分。这些表面上喧嚣的“异端”并不能改变社会体制,反而造成一种假象,让这个单面的社会披上了自由多元的外衣。马尔库塞的这种分析批判能令人信服吗?许多人都表示怀疑,认为他的批判方式看上去好像很深刻,好像是“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但仔细想想,似乎又只是一种说辞。我最初也觉得,他的观点只是“貌似深刻”,但后来我考察了一个真实的现象,想法有所改变。现在我把这段思考分享给你,然后请你来判断,马尔库塞的观点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洞见。这个现象就是摇滚乐。西方的摇滚乐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60年代达到鼎盛期。美国的猫王,英国的披头士,还有著名的滚石乐队,都是摇滚乐的伟大代表。20世纪60年代的摇滚乐有一个醒目的特征,就是激进的反叛性。他们不仅抵抗传统价值,追求个性解放,而且鲜明地针对政治,积极介入各种政治运动之中,包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战抗议,等等。摇滚乐有着广泛的大众影响力和号召力,又如此激进地反抗体制,照理说,应该会形成强大的反体制力量吧?但我们看到结果是什幺呢,结果是资本主义体制把摇滚乐给商业化了。给你舞台,给你排行榜,给你巡演,给你发唱片;摇滚乐手成了大明星,获得巨大财富,进入上流社会,最终被这个体制吸纳。而那些商业化失败的摇滚乐手,则被边缘化,慢慢消亡;有的人陷入颓废和绝望,甚至自杀。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体制的控制力量如此强大,它能够灵活地应对任何寻求反抗和解放的挑战,极其有效地“收编”反抗力量,把异端改造成主流...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事实上,自由主义倡导一种特定的自由,是个人自由,特别重视保障个人权利,视其为优先甚至首要的价值。这可以作为这个家族的共同相似特点。其次来看看两个维度,我认为可以从空间和时间的维度考察自由主义家族内部的差异。第一个维度是从空间上看地域差别的类型,主要是英美自由主义和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传统,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休谟和洛克,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卢梭和德国的康德。前者有很强的经验主义取向,强调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后者有很强的理性主义取向,强调自我主导的积极自由。当然,这个说法是比较粗线条的。我认为第二个维度更重要,它是从时间上看代际差别,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自由主义家族不同辈分的特性。我们曾在前文提到,这个家族辈分最高的成员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他强调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主张国家最少干预,在政治上提倡宪政自由原则,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后来到了19世纪,英国的约翰·密尔那一代,出现了所谓现代自由主义,他们非常注重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转向强调政治民主。这个代际转变当然有历史变迁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大革命摧毁了等级制度,每个人生而平等,有天赋人权。从此自由就是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就是平等的权利。所以到了现代,自由主义如果不顾及平等问题,就会变成少数精英的理论,慢慢失去其主导地位。所以,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认真对待平等问题,兼顾自由和平等这两种价值。伴随着现代转变,平等的自由权利带来更多样化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我们提到了自由主义是一个大家族的说法,它就像家里有一大堆孩子,都去学校上学,有的特别会考试,有的会打篮球,有的会跳舞,但同时呢,有的数学不好,有的语文不好,有的和同学关系不好。于是这个大家族三天两头就会听到表扬和赞赏,也受到接连不断的批评和抱怨。这就解释了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幺自由主义一直在“死亡”。其实是因为,自由主义有着丰富的内在多样性,多样性造成了它的一...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诺齐克对罗尔斯究竟做了什幺批评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认为,罗尔斯没有完全充分地尊重个体权利,理论不够自洽,只能算“半个自由主义者”。比如,罗尔斯说,一个人天生的优势完全是偶然的运气,不应该由此获得分配的优势,除非这种优势能让处境最差的人获得改善。诺齐克说,这岂不是把个人天赋当成了公共资源来分配吗?这样就侵犯了个人自由权,完全不可接受。诺齐克举了个例子,你天生有两只明亮的眼睛,而我天生双目失明,那为了公平,你是不是应该捐一只眼睛给我呢?这听上去太恐怖了,显然不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当然,罗尔斯也不是主张要直接分配人的天赋,而是说,如果天赋优势让一个人获得了更高的社会经济收益,那幺收益的一部分应该用来补偿处境最差的人。而诺齐克又举了一个例子。假如有四位男生向一位女生表白,她接受了一个高大英俊的男生开始交往,这就影响了其他三位的处境,其中一位颜值不高,天生情感脆弱,感到痛不欲生。那幺应该怎幺来补偿这位处境最差的男生呢?是不是要让那位被选中的英俊男生额外缴税,用来帮那位“落选”的颜值最低的男生做整容手术?这似乎也不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当然,恋爱交往与经济分配并不相同,但诺齐克认为,它们都可以看作一个市场。在相亲市场中,我们只要有自愿交易就是正义,没有谁应该对谁做出补偿。在经济市场中也应当如此。比如,有两家蛋糕店,一家生意兴隆、门庭若市,而另一家经营不善、门可罗雀,最后倒闭,员工全部失业。那幺生意好的那家蛋糕店,难道就应该出钱救济隔壁失业的员工吗?在诺齐克看来,罗尔斯在政治权利方面坚持了自由主义原则,让每个人享有基本自由,但在社会经济领域,却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个原则,而是把平等分配当作默认选项,认为唯一可以接受的不平等的分配,必须满足两个限制条件(“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的限制)。所以,罗尔斯被称为“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和文化上坚持自由主义,但在社会...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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