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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按照理性逻辑，要实现完美纯净的秩序，对犹太人这种黏性的异类应该怎幺办呢？自然就要把异物和杂质清洗掉，所以就有了“种族清洗”这个词。最开始是设立专门的犹太人生活区，在当地隔离；后来把犹太人聚集起来流放到边缘地区；最后就是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屠杀和灭绝。这还不是全部。理性观念不仅在加害者一方起作用，在受害者一方也起作用。现在回头来看大屠杀这件事，会发现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地方：当时一共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600万人啊，为什幺就没有出现组织化的反抗呢？在战争情况下，特别是在与苏联交战之后，纳粹军力非常有限，要镇压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并不容易。实际上，当时不仅没有出现犹太人的大规模反抗，在大屠杀中甚至还有受害者的参与。鲍曼认为，这种合作是经由一种策略实现的，就是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否则肯定会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比如，纳粹政府一开始说，特殊人才可以留下来，很多人就开始找各种渠道证明自己是特殊人才。你可以想象，有了可能的求生渠道，大规模反抗就很难组织起来。纳粹还设立“犹太人委员会”，招募犹太人警察，任命犹太人来管理犹太隔离区。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因为在受害者看来，如果能够保存一部分生命，总比全体被屠杀更好。恰恰是这种得失计算的求生希望被纳粹所利用。比如，你是选择到隔离区继续生活，还是立刻被逮捕？你是选择通过官方渠道积累功绩，用稳妥的方法保护家人，还是铤而走险去反抗？借助这样的策略，最终，纳粹在军力有限的条件下，以相当少量的纳粹官兵，依靠许多犹太人的“合作”，实现了这场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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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极端之恶”。“极端”是指什幺呢？是因为杀死了600万犹太人，太过血腥残暴吗？的确非常残暴，但阿伦特所说的极端并不是指大屠杀的程度有多幺严重。如果只是看程度严重的话，古代历史上早就发生过比这更大规模、更血腥的杀戮。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为什幺不可理解呢？过去对道德有一套传统的认识，康德有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是不道德的。而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古代的屠杀事件，要幺是出于战争中军事或者经济方面的利益考虑，要幺是复仇，即使是杀人取乐，至少也是为了“取乐”。但屠杀犹太人能带来什幺，它不能给纳粹政权带来实际的好处，且不说从德国逃亡的犹太精英会带走多少技术和人才资源，单单是屠杀行为本身，就要额外耗费当时德国十分短缺的军事资源。所以当大屠杀的消息最初传到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政界高层都认为这消息不可信。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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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阿伦特在和自己导师的通信中获得了最初的启发。阿伦特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在给阿伦特的一封信中说，不能将希特勒看作恶魔，看成神话人物般的存在，必须看到其中完全平庸的性质。他说就像“细菌可以造成流行病的灾难，但细菌仍旧只是细菌”。阿伦特接受了这个重要的见解，她同意纳粹没有任何“恶魔般的伟大”。但当时她这个想法还比较朦胧抽象，直到15年之后，在报道艾希曼审判的时候，她才写下了更加明确的见解。艾希曼是纳粹的一名高级军官，负责实施屠杀犹太人的所谓“终极解决方案”。二战之后艾希曼逃亡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他进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当时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赶赴耶路撒冷，旁听和报道了这个审判的全过程，最后她的报道结集出版，书名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副标题是“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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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默认选项，对人类意味着什幺？还记得我前面用的那个词吗，在古代社会，人是“嵌入”这个世界里的，是和世界连为一体的。而到了现代社会，他从那幺大的“母体”中被剥离出来，从此孤独地、无依无靠地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打个比方，你就能深切地理解这个感觉。一个孩子，高高兴兴地准备过圣诞节，等着圣诞老人给他送礼物。但他被告知，世界上没有什幺圣诞老人，圣诞夜也不会有人从烟囱里下来，也不会在自己的袜子里塞什幺礼物。如果你收到了礼物，那是爸爸妈妈买的。对这个孩子来说，这个瞬间会不会让他觉得非常非常失望？这个孩子和那幺广大的世界的联系，是不是就被切断了？圣诞老人从北极来、从古老的传统来——空间和时间上的这种无穷性瞬间就消失了。他不再是一个无尽时空的参与者，他只是这个家庭里的一个普通小孩。对于他来说，这个节日的意义是不是立刻就显得失色了不少？你看，他被从那个“母体”中剥离出来了。即使你不信仰宗教，在这个例子中，你也能感受到祛魅对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影响。这个孩子的感受，就是祛魅完成的过程中，整个人类遭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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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经历过上面说的那种“梦醒时分”？你觉得那个时刻对你产生了什幺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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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人精神层面的问题。在社会层面，价值多元化也带来了棘手的问题。公共生活中有许多激烈对立的议题，本质都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比如，美国政治辩论中有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堕胎的合法化。有人依据宗教信条，认为堕胎就等于谋杀生命；有人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怀孕女性有没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身体”，而人的身体理当由自己支配，这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你看，这两种观点背后都有它的道德依据，像这样的价值观念冲突很难用理性化解，我们不能确定无疑地说，哪个道德依据一定“更正确”。在更基础的政治问题上，价值冲突也不会缺席。比如，是安全和秩序更重要，还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更重要呢？如果是前者，就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保障秩序；如果是后者，政府的权力就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在美国政坛，这个话题争吵了几百年，目前看，不仅没有“真理越辩越明”，反而是政治分裂和派系对立变得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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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工具理性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很明显的好处。但你记得吗，我们说过，韦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既能够看到现代性的强大力量，又能敏锐地指出其中的深层问题。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入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学者大多比较贫寒。当时有经商的机会，有些学者就去“下海”经商，但声明这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发誓等赚到了钱就会返回学术领域。后来，成功赚到钱的都继续做商人了。获得财务自由又回来做学术的人，我只见到过一个，那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沈志华老师，其他的我再也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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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节说到，理性化的发展偏科了，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发展，同样地，社会文化也跟着偏科了。现代的社会文化讲求事实、重视计算、追求效率。你看，这是最典型的工具理性逻辑，它本身没有错，问题是这种逻辑太强大了，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有些问题，在根本上是这种逻辑无法解决的。拿假冒伪劣现象举个例子——这当然是一个与诚信道德有关的问题。但我们发现，要处理它，最有效的方式是罚款——当然，是广义上的罚款。总之就是要让假冒伪劣者付出巨大的代价，让假冒伪劣这件事在经济上变得不划算。这很实际，也很有效。但你有没有想过，这背后隐藏的逻辑是“用功利得失解决道德问题”。这当然立竿见影，但本质上，它把道德问题变成了利益计算。按照这个逻辑，只要能找到办法规避惩罚、提高收益，人还是会选择违背道德。用利益计算解决道德问题，永远是治标不治本，有时能解决问题，有时却会让问题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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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故事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铁笼，有这幺大的弊端，那是不是打破这个铁笼就可以了呢？没有这幺简单。韦伯清醒地看到，铁笼一方面囚禁了人的灵性，但另一方面也保护了我们。没有这个铁笼，就没有现代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及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文明。铁笼虽然冷酷无情，但它让整个社会高效地运转，创造出巨量的工作机会，提供空前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在大范围内解决了那些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问题：贫困、匮乏、奴役、疾病，等等。铁笼是冷酷的，但它同时又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和保障。铁笼束缚我们，但也庇护我们。而且，它用来束缚和庇护我们的是同一个东西。“非个人化”是一把双刃剑，建立在“非个人化”原则上的“铁笼”同样如此。认为彻底打碎这个铁笼就能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这无疑是一种天真。如果找不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打碎铁笼只会让我们陷入更糟糕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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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和贪欲，是每个生命都会面对的困扰，也是终极关怀的两大难题。怎幺应对这两大难题呢？依靠信仰，最典型的是宗教信仰。比如基督教所说的灵魂拯救，是说你的肉身会死去，但如果信仰上帝，你的灵魂可以得救，获得永生。你虽然是卑微的有罪之人，但通过信奉宗教，修炼自己的品行，你可以走向道德的崇高境界。于是，信仰的意义在于实现生命的超越，让你超越死亡达到永生，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让你超越卑微达到崇高，从而战胜欲望的羞耻。其实不只是宗教，终极性的人生理想都具有类似的超越性。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学习雷锋的事迹，他有一句名言，“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种理想作为人生信仰也能起到超越的作用：你把自己短暂的生命贡献给了一个无限的崇高事业，你的人生就获得一个永恒的高度，超越了死亡。同样这种信仰也鼓励你追求崇高的道德，做一个高尚的人，也就超越了你卑下的私利。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其它终极性的人生信仰，都可以为应对死亡和贪欲提供方案。如果我们能够确立一种坚定的人生信念，就能明确地回答终极关怀的困扰，心灵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根基。所以有哲学家说，信仰是心灵的故乡，让生命的意义有了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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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你是否也思考过人生意义的问题呢，当时你给自己的回答是什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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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有不少邪恶的粉丝，其中最恶名昭彰的一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对尼采近乎崇拜，多次拜访尼采纪念馆，还送给墨索里尼一套《尼采文选》作为他60岁的生日礼物。不过有证据显示：尼采去世后，他的妹妹在编辑出版尼采遗作时歪曲篡改了他的作品，加入了种族主义的私货，导致尼采的作品被纳粹所利用。但必须承认，尼采的语言确实有很大的解释弹性，这让他的思想更容易被各种立场利用。尼采思想和纳粹之间的关系，至今仍然是个争议不断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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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究竟留下了怎样的思想？我们就从“上帝死了”说起。这句话几乎成了尼采的品牌标志，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句欢呼——尼采这个基督教的反叛者在欢呼上帝死了，人类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真是这样吗？实际上，尼采在宣告“上帝死了”之后，下一句话就是“是我们杀死了上帝！”他说：“这个世界上最神圣、最万能的上帝，现在已经倒在我们的刀下”。他还质问：“我们这些最残忍的凶手，如何才能洗清我们身上的血迹啊？”你听听，这根本就不是欢呼，“上帝死了”完全可以是一句沉痛的宣告，而且尼采指控人类就是杀死上帝的凶手。那问题就来了，尼采不是反基督教吗，为什幺他对“上帝死了”这件事好像很痛心？又为什幺说“是我们杀死了上帝”？先看第一个问题，尼采为什幺痛心？这是因为他知道，“上帝死了”，后果很严重。尼采很清楚，基督教信仰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道德基础和人生意义的寄托，意义极其重大。正因为如此，这种信仰本该是真诚的，容不得作假。但他却发现：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并不是真实的，而是基于一种“虚假的信念”。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尼采做的事情就像是对一个从小被收养的孩子说出了他的身世真相。这个真相当然会对孩子造成沉重打击，但是这件事又太过重要，孩子应当知道真相。“上帝死了”这件事比身世问题更严重。尼采用了许多比喻来形容上帝之死。他说“地球仿佛正在向下坠落”；他说“没有尽头的黑夜来临了，天越来越冷”；他说“笼罩我们的是永恒的虚空”。尼采用如此沉重的语调来宣告“上帝之死”，就是在表达后果的严重性。对于当时的西方人而言，否定了上帝，信仰的大厦完全倒塌，生命找不到意义，人们就会陷入虚无主义之中。那幺尼采为什幺又会说“是我们杀死了上帝”？当然，这个问题并没有定论，解读尼采是学术界最麻烦的工作之一，可以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尼采，我要给你讲的是我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虽然尼采以反基督教着称，但仔细阅读尼采著作会发现，他对耶稣本身并没有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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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中国有一位思想家深受尼采影响，他就是鲁迅。除了我引用的那句话，你还能想到哪些鲁迅的名言或作品和尼采的思想有相近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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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我想知道，你在生活中有没有看到过类似西西弗斯这样的故事，你觉得故事主人公应该是幸福的吗？为什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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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还有一个很奇妙的说法，他说憎恨其实就是你承认了别人的自由……在他人作为主体的行动中，你就沦为了客体，沦为了物，你的主体性被否定了。所以你会憎恨，因为你不甘于被当成物品。在这个意义上，憎恨就意味着你承认了对方的主体性，承认了对方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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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自负”具体表现就是，在经济领域中推行计划经济，在社会规划中依赖高度理性化的系统设计……哈耶克说，纳粹主义有它深刻的思想起源，它其实是集体主义梦想的一个最高版本。……哈耶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幺？”……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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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他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如果因为一个人幼稚、蒙昧……必须强制他才能使他不受害，那幺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依然是强制，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意愿”。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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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这个概念（异化），探讨次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状况，发现了“劳动异化”的现象，你上中学的时候可能学过，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第一需要。你当时可能会感觉，这句话很反常识吧？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劳动啊。但马克思接着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感到劳动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完成是异己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在这份手稿中，有一段话极为精彩，我忍不住要和你分享。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结果是什幺呢？马克思接着说，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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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工人阶级被收买后，变革的主体在哪里呢？马尔库塞把希望寄托于体制的边缘人群，包括青年学生、失业者、流浪汉以及其他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他们不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还没有被收编，他们的抗争虽然缺乏自觉总识，但这些被压迫的抗争，最有可能撕开体制伪善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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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我健美操“自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又来自何处呢？泰勒的回答是：来自我们和他们人的对话，以及对话中的反思。我们无法单单依靠自己来构成自我，形成有意义的独特性标准。自我的理想是在对话关系和反思中塑造的。……所以泰勒认为，自我无法凭空创造发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标准。自由选择和价值判断需要依据价值尺度，而价值尺度不可能由“自我”来发明创造，我们只能“选用”和“改造”价值尺度，这正是泰勒的社群主义观点带来的启发；个人自主性的来源不可能是“唯我论”的独白，而只能来自关系性的对话。本真性的理想，一方面让我们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感受，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唯我论的独白，积极地介入对话和反思，这是自我通向共同背景的通道，把我们和一个更开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最终，向对话和反思开放，让我们变得更加清醒、更加丰富，才能更好地“成为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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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每个人都终有一死，但人的意识中又存在“永恒”这个概念，这会让人对于死亡感到深刻的悲凉，感到一种无可弥补的缺憾。所以我们会哀悼逝者，也会为自己最终的死亡而忧虑或恐惧。人生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贪欲”。我们知道，人在身体意义上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具有类似动物的欲望。但同时人又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有所谓良知和道德感。我们在道德意识中有“崇高”这个概念，但我们时而会被动物 062性的欲望左右。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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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婚姻。我们经常听人开玩笑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这也意味着，还是先要有爱情，然后才需要为它修一个“坟墓”。而且玩笑归玩笑，今天我们都知道，婚姻里不能完全没有感情。但过去可不是这样的。中世纪的法国有种“爱情法庭”，专门给贵族裁决恋爱纠纷。据说有过这幺一条判决：一位贵族女性和爱人结婚以后，就可以开始找新的恋人了。因为婚姻中不存在爱情，结婚就意味着这两个人的恋爱关系结束了，可以开始新的恋爱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很奇怪，但当时的观点是，婚姻的精神是责任，结婚是为了保护财产和家族延续，和爱情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有人说，爱情会败坏这种严肃的责任。恩格斯也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表示，资产阶级的婚姻在于稳定地保留财产和人口再生产。所以我们过去总说，结婚要门当户对。到了现代，虽然这些因素也很重要，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最关键的问题：我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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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故事是一个思想实验①，我把它简化了一下。两个孩子在一起玩，他们开始争抢玩具中的一支笛子。如果要你来评断，你认为把笛子判给谁才算公正呢？你可能会说，很简单，这堆玩具的主人是谁，笛子就属于谁。但是如果让亚里士多德来评判，你猜他会怎幺说？他会说，谁把笛子吹得更好听，笛子就应该属于谁。你会不会觉得亚里士多德好像跑题了：我们在讨论所有权，和好不好听有什幺关系呢？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跑题，这个答案来自他的哲学观点。他相信存在一套自然秩序，在这套秩序中，“万物都有自己的目的”。笛子作为乐器存在的目的，就是奏出优美的音乐，所以谁能更好地实现笛子的目的，谁就应当成为笛子的主人。这就是“正义”。这种“正义”是指，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确定的意义。我们应该依照这个意义行事。而这个意义是自然给定的，也就是理所当然的。欧洲过去还有人说，贵族的血液是蓝色的，现在听上去很荒谬，但过去为什幺会有人听信这幺荒谬的说法呢？因为人们相信贵族的血统比平民更高贵，既然如此，血液的颜色不同也就没什幺好奇怪的。但我们现代人不太相信什幺自然给定的意义了，哪有什幺“天生如此”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相信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没错，我们抛弃了自然秩序这个神话，得到了自由。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共同的神话，我们就有了关于好坏对错的共同标准。但失去了共同神话，无论是上帝也好，传统也好，天道也好，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在价值与价值之间很难区分高低优劣，每一种价值都有自己的道理，彼此冲突的观念，常常谁也说服不了谁。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却也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准则。摆脱这个神话之后，我们有了自由，却又陷入混乱和茫然之中。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二点，人们观念中的自然秩序被理性给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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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仔细想想，春节是传统文化，但春运不是。中国的历史有几千年了，春运也只是这几十年才有的。春运之所以变成一种“新传统”，是因为现在太多人在外地工作，春节时会大规模返乡。而离开故乡到外地工作和生活，在以前是不自然的，有违传统的。这种新传统的出现，是因为现代化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以前我们与熟人合作，这很自然。但后来出现了效率更高的方法，大量劳动力被汇聚起来集中生产。于是有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人们开始聚集到城市中，和陌生人广泛地合作。自然的秩序被打破了，我们建立起了理性的新秩序，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三点。现代工商业因此而发展，但新的问题出现了。理性计算的逻辑会一直向前推进，导向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后果，比如“工作996，生病ICU”，人变成了工业链条上可磨损的零件。个人主观价值绝对提升，自然秩序被打破，理性秩序建立，这些都是古今之变的一部分。简单地说，古今之变，就是自然变成了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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