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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然而,恰恰是马克斯,韦伯,这位深刻理解科学理性力量的思想家,却站出来告诫人们,对于有些问题,甚至是极为重要的问题,科学无能为力。韦伯是怎幺说的呢?让我带你穿越到一个历史的现场去看看:那是1917年11月7日,一个冬日的夜晚,在慕尼黑的一间艺术大厅里,正在进行一场演讲。大厅里挤满了年轻的学生,还有许多著名学者。韦伯在台上演讲,题目叫“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身在台下,我们满以为韦伯会告诉大家科学有多幺伟大的意义,值得年轻人去献身。然而,我们却听到他说:认为科学是通向幸福之路,这是“天真的乐观主义”,只有书呆子才会相信。科学根本就无法回答什幺是“幸福”、什幺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韦伯举了一个例子:假如现在有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只要送到医院,我们就能用医学技术维持他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去抢救这位病人呢?如果病人只能维持生命,但根本无法好转,又会耗费大量的金钱,拖垮他的家庭,你认为应当做何选择?如果病人自己希望不要付出这幺大的代价来抢救,你认为要怎幺选择呢?如果你知道病人在这种状况中非常痛苦,你要怎幺选择呢?医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即使他有最丰富的医学知识和最高超的技术,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韦伯认为,这是生命意义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边界。科学永远无法回答:我们做出什幺样的选择才是“值得”的,我们过什幺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生命的“目的”究竟是什幺。科学也许可以给出最优的“方案”,但永远无法教给我们一个最优的“选择”。韦伯用数百万字的著作,向我们展示出了,科学和理性如何塑造了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精神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怎样的“运行方案”。同时他又向我们指明:这些方案和方案背后的理性主义,不仅很难带我们走向真理和意义,还可能会让我们离意义越来越遥远,甚至还会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麻烦。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美国超市给我的体验呢,是我本来不知道我有这种需求,而在看到这些商品之后才产生了需求。也就是说,我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其实是商品制造出来的。这时,我也就突然领悟了马尔库塞发明的一个术语,“虚假的需求”。虚假的需求不是源自你自然的生活需要,而是被市场营销制造出来的。拿手提包举个例子,从功能上说,我们有大概十几种手提包也就够用了,但市场上现在有成千上万种手提包。你可能会说,这是因为美观的需要啊。可是“美观”本身也是可以被制造、被操纵的,广告就是主要的操纵手段。现在很多广告都是去营造一种联想,暗示你使用这个产品就能获得时尚、有品位、令人羡慕的生活,或者就有了健康、阳光、魅力十足的自我形象。广告把产品和“生活方式”“自我形象”绑定在一起,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深深地植入你的潜意识之中。于是,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只是功能产品,而且还自带了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波普尔说,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发现是靠归纳,就是观察事实一归纳理论一证实理论。其实并非如此,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先提出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理论猜想,再用事实证据来检测这个清想。如果检测和猜想相符,就保留这个猜想。如果一直没有反面的证据,就一直维持这个清想的暂时有效性。如果出现了反面的证据,我们就放弃这个猜想,构想新的理论,进人下一轮检测。科学发展就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 这样,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一猜想一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一归纳一证实”的“实证机制”,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 这也意味着,科学无法达到绝对真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理论始终都没有被证伪,能不能说它就是真理了呢?不能。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未来不会遇到反例,不会遇到那只黑天鹅。所以,就算某个理论情想碰巧是永恒正确的,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未来有待检验的案例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这就是“不彻底的正确”的深层含义。 波普尔就这样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理论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只是一些尚未被证伪的假设。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但并不是启蒙传统以为的那样,能够在思想领域一统天下。有些思想传统虽然不是科学,但本身有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还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灵感来源。比如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包括之前说到的精神分析学,都属于这一类。 所以,波普尔其实是科学至上论的批判者。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并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也不是“正确”或“真理”的代名词。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脆弱的自愿联合 那幺,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社群还存在吗?人们还有社群关系吗?当然存在,但主要的类型改变了,沃尔泽把它叫作“自愿型的社群”。它和传统社群的最大差别在于它是一种“自愿的联合”,你可以把“自愿”理解为可以决裂或退出的权利。就像一桩婚姻,如果说它是自愿的,就意味着选择离婚总是可能的。一种自愿的身份认同或归属关系也是如此,我们永远有可以改变的权利和机会。因此,我们很容易获得不同的身份认同或归属关系。 新型的社群也是如此。比如,你参加一个马拉松俱乐部,参加一个公益环保组织,参加一个读书会·这些都会构成你的社群关系,都会塑造你的身份认同或者归属感,但它们都是你自愿加人的,你也可以自愿地退出。 你可能会说,这不是很好吗?我们既能拥有社群,不再孤立,又没有失去自由和选择的机会。但沃尔泽指出,并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自由总是有代价的。因为越是容易获得和改变的关系,就是越不稳定的关系。原因未必是现代人总喜欢改变主意,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都在高度流动。比如,你很喜欢自己参加的那个马拉松俱乐部,但因为你要搬家到另一个城市,就不得不退出。如果其他人也有自己的原因放弃了,那俱乐部就只好解散。 由于前面所说的四种流动性始终存在,现代社会永远都处于运动之中,沃尔泽把这种特征称作“后社会的状况”(post-social condition。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种孤立的、近乎原子化的自我,就并不是自由主义虚构出来的“先于社会的自我”(pre-socal se)观念,而是“后社会状况”造就的。沃尔泽称之为“后社会的自我”(post-social sef)观念。这种自我观念反映了自由流动社会的现实,它从根本上失去了确定性和统一性,个人不得不随时重新创造自己。 许多自由主义者赞赏这种“后社会的自我”,这让我们可以“自愿地联合”并不断“自我创造”...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是将单独的个体作为所有理论出发的原点:先有个人,个人之间签订契约,形成公共道德以及社会与政治的制度等,一切都从个体延伸展开。 但桑德尔追问:个体究竟从何而来呢?这就好像把“蛋生鸡”的假设倒过来问了一句“蛋从哪里来的呢”?他认为,个人并不是先于社会存在的一个“原子”。作为个体的“自我”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社会关系中被造就的,是被生活的共同体塑造而形成的。共同体的英文是“community”,这个词也常常被翻译为“社群”,可以指家庭、社区,或者学校和工作团体,也可以指民族、国家这种大的社群。 在这里,桑德尔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理论视野,就是“共同体主义”,也常常被翻译为“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社群主义强调,“个人是社会构成的”,先有社群,社群造就了个体,而不是先有孤立的个人,然后再由个人组成社群。这对自由主义所依据的个人观念提出了挑战。 桑德尔在后期的著作中引用了另一位社群主义哲学家麦金泰尔的一个观点:人类是一种“讲故事的存在”。如果你要回答“你是谁?需要什幺?以及想做什幺?”诸如此类的问题,那幺答案就在你的故事之中。只有讲通了自己的做事一理解自己成长的过程,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形成了你的目标,后来又发生了什幺变化一你才能真正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任何一个人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人故事。离开了社会关系的塑造,你就讲不通自己的故事。 比如,你的母亲是一位工程师,家里订了些科普杂志,你从小就爱读这些杂志,高中就选了理科;而你特别喜欢的物理老师还是个科幻迷,在学校搞了个科幻文艺的兴趣小组,你在小组活动中写了篇科幻小说,老师同学都大加赞赏。最后你高考没去考理科,而是考进了电影学院,学编导专业,梦想是要拍出最棒的科幻电影… 只有像这样讲通了自己的故事,你才能真正解释自己生活中的选...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种错误的个人观,也会导致对社会的错误理解。 自由主义往往倾向于“工具性的社群观”,就是认为社群只有工具性的意义。比如,在诺齐克的理论中,国家唯一的功能就是保障个人权利,是个人追求自身福社的工具。如果只是工具,那个人对国家就谈不上什幺情感与忠诚。这就好像你不会说,我爱一把剪刀,我要忠于这把剪刀。 罗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比诺齐克要温和一些;他主张“情感性的社群观”,认为社会是一个合作互惠的体系,人们在合作中会产生善意和情感,建立共同的价值。但桑德尔认为,这种情感性的社群仍然没有真正的相互依赖,也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团结。你想啊,恋人之间也有感情,但要分手还是会照样分手。 那幺,桑德尔的社会观是什幺呢?他认为,社群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合作团体中的情感依赖。事实上,社群有一种纽带关系,它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用桑德尔的术语说,这是“构成性的社群观”:社群是“构成性的”,社群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 个人当然会做出选择,但个人的目标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与社群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作为中国人,你会更加看重对父母尽孝,你也会认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你还可能觉得,陶渊明诗中的生活理想也挺令人向往的。也正是在这种纽带关系中,你才具有归属感,才能完整地讲述你自己的故事。 既然社群和个人具有这幺紧密的“构成性关系”,那幺个人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义务,桑德尔称之为“团结的义务”或者“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这与道德个人主义所主张的义务相当不同。道德个人主义的义务是自愿同意签订契约而形成的义务,没有自愿同意就没有义务。但“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不是你选择的结果,而是被社群所赋予的义务,是一种给定(given)的义务,它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自愿同意。没有自愿选择,也能带来责任和义务吗?其实你想想...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那幺,人类的未来究竟会有怎样的前景?是走向汇聚还是分离呢?早在1964年,加拿大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地球村”(global village,现在大家都很熟悉。但我觉得这个比喻只说对了一半。全球化造就的不是地球村,而更像是一个“地球城”(global city)。汇聚到这个“城”里的人们来自不同的“村庄”,带着干差万别的方言、习俗与信仰。差异让城市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但差异中也埋伏着冲突的隐患。 过去大家各自住在自己的村庄里,最多是听说外面还有一些别的村庄。疏远的人们可以漠视差异,在遥遥相望中和平共存。但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城之中,甚至就住在楼上楼下,低头不见拾头见,彼此之间迂回和缓冲的灰色地带大大收缩,差异更可能引起分歧,矛盾难以调和,冲突容易加剧。于是,难免有人会想,干脆散伙,不要一起过了吧。“脱钩”似乎就成了一个现成的选项。 可是,我们真的能相互分离吗?我们能够承受离开地球城的代价吗?就像你“逃离”了大城市,就能回到梦中的故乡吗?并没有这幺简单。不少厌恶城市的人们在踏上返乡之路后很快会发现,记忆中的乡村已面目全非,他们已经深深地被织入了城市之网。 是的,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的居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这个“地球城”是我们唯一的世界。 分离的渴望,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根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得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 在我们通常的感知中,人们是因为冲突才会出现分裂,是因为有共通之处才会走到一起。但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比如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再到战后的重建;比如欧洲经过了世界大战、战后的和平进程,再走向欧盟。而且,让我们走到...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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