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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左翼经济学家在倡导“人民的资本主义”，而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提出了“共同善的资本主义”（common-good capitalism），出自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他11月在一所大学的演讲中，抨击了自由放任主义那种“不加以引导的市场会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观念，认为这种老办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它无法建立劳资双方在义务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虽然“老办法”可能会带来GDP和利润的增长，但它本身不会带来“有尊严的工作”。他批评当前的政府政策只追求经济增长，指出“这种增长常常只能让股东受益”，却牺牲了新的工作和更好的薪酬。卢比奥对当前政治的左右两派都表达了不满，因为右派只注重维护商界谋利和股东投资回报的权利，却忽视他们对于工人和国家应有的义务，同时也忽视了工人分享收益的权利；而左派热烈呼吁每个人获取收益的权利，也强调商人有义务分享他们的成功，却很少谈论工作的义务和商业界的权利。卢比奥所构想的“共同善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由企业的体制”，其中劳资双方都享有权利也履行义务：“工人履行他们工作的义务，也享受他们工作的收益。与此同时，企业享有创造利润的权利，也要将足够的利润重新投资来为美国人创造有尊严的工作。”。。。。。。 参加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杨安泽，在初选竞争中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Human-centered Capitalism）。他反对“重利轻人”的主流经济模式，认为“劳动力参与率”（labor forceparticipation rate）、“收人中位数”以及“寿命预期”这些指标要比传统的失业率和GDP更准确地衡量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他的竞选策略中，最受人瞩目的是“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提案，承诺给每个十八岁到六十四岁之间的美国人发放每月一千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B）。这个方案听上去匪夷所思，但他以（被美国人迷信...
    《2000年以来的西方》
    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甚至认为，从长期演化论的观点看，人的出现似乎只不过是为了发明出更卓越的超级智能的存在。他说，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思维”，人类的有机体思维（organicthinking）只是超大尺度的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其思维的速度与强度终将被机器智能所淘汰，尤其在量子计算机诞生之后。生物大脑的抽象思维奠定了所有文化与科学的基础，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前奏，是通向非有机体的后人类时代更强有力的智慧”。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关注的问题点是对美国精神的认知偏差。特朗普获得近半数选民的支持当选总统，许多评论家认为他胜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效地煽动了“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这似乎有悖于人们对美国精神的惯常理解。在美国政治教科书以及主流的政治话语中，美国不具备典型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传统，因为美国缺乏单一民族国家那种以共同血缘、人种和语言为基础的民族认同。即便论及“美国的民族主义”，也无法以老欧洲（尤其是德国式的）“血与土地”的方式来理解，而是以对“自由信条”的共同忠诚来界定，这就是所谓的“理念型民族主义”。……在美国“拒绝那个信条的核心理念就是非美国的（un-American）”。由此看来，美国的理念型民族主义以美国价值观为自豪，甚至会鄙视“旧世界”那种（基于种族和土地的）“原生论民族主义”（primordialist nationalism）。如果否定这种特色，那幺美国不过是老欧洲的民族国家的“美洲翻版”，丧失了“新大陆”的精神特质。因此，诉诸一种基于白人种族的“原生论民族主义”是对“美国正统”的背离，是“非美国的”。然而，2016年美国政坛的戏剧性变化，即便没有彻底颠覆也强烈质疑了“美国例外论”的神话。特朗普的“文化政治”成就表明，对“何为美国、何为美国的文化传统、何为真正的美国人”等问题的竞争性阐释从未终结。一些历史学家和思想家近年来的研究揭示，白人民族主义实际上从未被彻底埋葬，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步”洪流的冲击下，暂时收敛或沉寂，藏匿于舆论边缘蓄势待发。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我看来，重建公民政治的目标是正确的，但路径不是放弃，而是经由身份政治来实现（正如寻求世界主义的目标，也无法抛开而是要通过民族主义来实现）。身份政治理论实际上并不排斥公民政治，并且非常重视在多样的族群身份之间建立“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
    《2000年以来的西方》
    里拉曾对美国两大政党的网站主页做过对比，共和党的主页上推出的《美国复兴的原则》文件十分醒目，包括对广泛关注的政治问题的立场声明。然而，民主党的网站主页上却找不到类似的原则性声明，只有多达十七个不同身份群体的网站链接，其内容是各个群体分别提出的不同的主张和诉求。这样的多样性照顾到每一个身份群体的特殊性，却很难形成有效的政治联盟。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双方合意是亲密关系的基本原则，这要求双方充分尊重彼此的意愿。复杂的情况在于，亲密关系中“意愿”有时是复杂的、变化的。比如婚内的性关系，婚姻的合法性本身并不意味着某一方随时都保持性活动的意愿，违背对方意愿的强制性行为也构成性侵。而在亲密关系建立的最初阶段，性意愿处于一个相互试探和逐渐明确的形成过程，常常有暧昧不清的时刻。这里可以明确的原则是，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刻说出的“No”都足具分量，另一方应当即刻停止。但是没有明确说出“No”是否就意味着“Yes”呢？比如，肢体语言含混流露出的“勉强”应当被视为拒绝还是微妙的试探？其中有一个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当然，更安全的做法是事先签订契约，并且在亲密活动的每一步都明确询问对方（“Are you OK with this?”之类），在获得明确的肯定答复后再继续进展，但这很可能会将亲密关系变成一种道德纯洁却乏味无趣的关系。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意愿与权力结构。许多女权主义者主张，如果是处在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弱势一方，即便明确表达“自愿”，也不能算作“本真的意愿”。通常我们认为，职场中直接的上下级、校园中的师生处在明显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之中，所谓“自愿”实际上往往是权力效应的结果，因此明令禁止他们之间发生亲密关系，这可以成为正当的通则。但是，权力对意愿的影响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如男性对女性、明星对粉丝、富人对穷人、年长对年轻（或者相反）、高颜值对低颜值、高智商对低智商、专业熟手对专业新手、健康对体弱、母语对非母语、开放对保守……所有的前者都可能在亲密关系中处于强势的一方。因此，完全免于任何权力效应的“本真的意愿”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成年人自我明确表达的“自愿”不足为信，那幺应当由谁、根据什幺来判断一个意愿足够真实（从而免于性侵的嫌疑）？权力对意愿的影响是一个真命题，但具体情境下的个案判断却是复杂的，有时是极为困难的。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如果把疆界划分为居住地域、人际互动、物质交换和信息交往这四重疆界，那幺在原始的部落社会，对同一部落的人而言，这四重疆界是基本重叠且共享的，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个体的四重疆界不再重叠，而且同一社群的成员也不再共享相同的疆界。这是多种跨疆界的遭遇的结果，也形成了同一共同体内部的差异性。如今，在国际大都市中，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群的信息交往是全球性的，物质交换是跨国的，人际互动是跨地域的，虽然他们可能长久居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们的四重疆界不再是重叠的。而身处同一个国家中欠发达地区的人群，他们的各种疆界可能要狭隘得多。这个视野或许能更为精微地阐述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在这种视野中，同一国家中倾向于全球主义与忠实于本土主义的人口之间的差异，很可能被解释为双方处在不同的疆界之中。疆界的政治含义可能是权利义务的边界，在文化上可能是伦理判断的适用性边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他者”的暴力就是疆界之外的人群不被当作具有伦理意义的存在。这可能为理解各种歧视打开新的研究视野。遭遇提供了一个从生成（becoming）视野来理解政治共同体的变化和发展的视角。这个理论也为发展新的世界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另外，我仍然在思考“疆界——遭遇”的理论模式是否有可能对社会科学中经典的“能动者——结构”问题（agency-structure problem）进行新的、更精确的类型化处理。这里需要认真考虑，在什幺意义上它能够弥补比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以及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存在的局限。这当然都是很费力的工作。问：这一构想的学术渊源是什幺？《疆界与遭遇：广义政治学理论纲要》大约会在何时完成？答：关键的两个范畴都是从其他学者那里获得的启发。在对文化多元主义的研究中，有几位结构主义取向的学者发展出了“边界理论”（Border Theory），他们有时候也用“boundary”的概念，在处理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的问题上...
    《2000年以来的西方》
    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是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发展至今的全球体系，其核心部分根植于多重交叠的制度性架构，其基础不是地理、种族、血缘、宗派或带有其他被给定的土地性自然身份，而是契约性的“自由共同体联盟”。奥巴马的外交战略是从海外土地撤离，回归到更具弹性的扩张的“自由秩序”。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思想界如何对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立场，宣扬自己的优势，同时也严肃地甚至激烈地批评自己的问题，思考自身面对的挑战，并重新回到多声部的辩论之中。这种警觉的态度对我们或许不无启发。今天我们也要对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去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也要直面自己的困难与问题，并由此展开深入的思考，这样或许能更好地讲述中国的故事。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历史终结”当然不是说历史事件不再发生了，而是说无论发生什幺惊心动魄的斗争，都是过眼云烟，用黑格尔的话说是“理性的诡计”而已，无法改变终点，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除了自由主义民主，没有其他真正的选项。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们应当注意，美国对自身的特殊理解，以及它对世界图景的特殊想象，其中包含着与老欧洲那种“根植于土地”的观念相当不同的思想传统。在根本上，美国战略并不依附于领土要求。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曾经说美国外交是“无迹可寻但又无处不在”，“缺席”和“在场”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2000年以来的西方》
    问：对于如何解决民族身份给世界带来的冲突，您提出了“新世界主义”。对于这个问题，赵汀阳老师提出过“天下体系”，许纪霖老师也有他的“新天下主义”。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观点？答：我所构想的“新世界主义”当然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论述，但是，所谓“新世界主义”，它要强调的是，任何普遍主义的论述并不是现成的，而是构成的，或者说是建构的、是做成的，因为普遍主义的文明都不是无中生有的，而要发源于特定的地方和人群，发源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这也是我们要守护特定的文化的一个理由。其实每一种高级的文明都有一些具有普遍主义潜力的要素。但这种普遍主义的要素一旦创生以后，它要在文化遭遇的过程中超越“原产地”的范围，对更广泛的人类事件发生影响，而且要在新的适应与调整过程中获得持续的发展。所以它就不能仅仅是属于“原产地”的，而是要转化为人类共享的文明要素，这就是“新世界主义”所理解的一种叫“跨文化的普遍主义”的特征。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她生前曾有一位朋友在媒体上赞誉她是“美国最聪明的女人”。她却为这样一种形容感到“羞辱”。“首先，这是如此具有冒犯性和侮辱性，它如此强烈地预设了你所做的事情不适合它所命名的那种类别，即女人。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于2003年9月25日因白血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萨义德是享誉世界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被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批判知识分子之一。他的逝世引起了广泛的震惊与哀悼。在几个月内世界各地有近千篇纪念文章发表，普遍认为这是学术界和公共知识界的巨大损失。（详见“附录”《萨义德轶事》）萨义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大半生在美国度过。1957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0年及1964年分别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和牌士学位，之后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也曾先后担任耶鲁、哈佛和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的客座教授。在美国国内与国际政治事务中，萨义德始终坚持批判知识分子的立场，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重要争论，在学术界内外都拥有广泛的读者。他是当今西方世界中巴勒斯坦间题的代言人，对巴以双方在和平间题上的立场和政策都提出过强烈的批评与建设性的方案。他在文化批评、比较文学与英国古典文学等研究领域中的杰出学术工作，受到了同行的高度评价并具有跨学科的影响，其“东方主义”论已经成为当代的经典批判论述，其主要代表作有《东方学》（1978）和《文化与帝国主义》（1985）。也许，萨义德在获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逝世的消息时所写的一段话，可以恰当地用来描述他自己去世后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他的去世是如此令人痛惜以至于无法在遥远的美国独自承受，在这个对人性缺乏支持而正统的道德与权力难以挑战的年代，他的作品与知识典范对我们既是启示又是慰藉，而他的批判和反抗精神是我们必须继承和永远坚持的。”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传记的作者让·格朗丹教授以史料档案为依据，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伽达默尔，描述了他如何在纳粹统治的黑暗时期圆滑行事以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他虽然没有正式加人纳粹党，但他在发现有利于自己晋升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纳粹教导营，从而不失时机地填补了遭到清洗的犹太教授所留下的位置。而在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德国后，伽达默尔又常常在课堂上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不过，格朗丹也在书中为伽达默尔辩护，认为他属于那种不过问政治的老一代大学教授，只是机智地采用了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伽达默尔曾骄傲地宣称，“从不阅读历史短于两千年的书”。格朗丹甚至认为，海德格尔对纳粹的热情也只是“羞耻”而不是“罪行”。但许多学者持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伽达默尔的学生理查德·沃林教授，他在多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自己的老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作为，认为德国学术界所谓的“内心流亡”的观念是华而不实的托词，伽达默尔从来没有对自己面对艰难问题时的行为作出反省。因此，他认为格朗丹的“生存策略”的说法并没有理解哲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特质，即以原则而不是个人利益来行事。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今年，美国《外交政策》与英国《视野》（Prospect）联合发起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读者评选活动，具体办法是读者通过网络投票，最终在一百位候选人中选出五位。候选名单中有多位华人上榜，包括经济学家樊纲、外交政策分析专家王缉思和政治学家郑必坚等。评选活动收到两万多张选票，于今年10月公布了评选结果。当选知识分子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4827票），学者兼作家翁贝托·埃科（2464票），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2188票），捷克前总统、作家哈维尔（1990票）和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1844票）。希钦斯曾是左翼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而近十年来转向攻击西方左派在巴尔干半岛、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的立场，并强烈支持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反恐战争”。在前二十位的名单中，思想大师哈贝马斯以1639票名列第七，经济学家阿马亚·森以1590票名列第八，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以1037票名列第十八。评选结果公布之后，欧美许多报纸发表评论，认为评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知识大众的选择，但有颇多偏差，特别是非英语世界的人物被严重低估，比如法国就只有让·波德里亚（名列第二十二）进入了前四十位的名单之中。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后来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3）中，她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艾希曼的那种“恶之平庸”。于是，面对今天的世界风云，许多人借用阿伦特的思想对当下极权主义的可能做出不同的诊断。有人在谈论所谓的“伊斯兰极权主义”，比如德国前外交部长、哈贝马斯的弟子约瑟夫菲舍尔将此称作（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极权主义”，而另有作者比如罗宾最近在《伦敦书评》上发表的文章却认为，当今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具有极权主义的危险，这恰恰源自阿伦特所说的那种“仕途主义”（careerism）的平庸之恶。拉宾还提醒我们要注意阿伦特对于极端犹太复国主义的忧虑。她在1960年就指出，犹太人从几个世纪“不惜代价求生存”转向了“不惜代价维护尊严”，但“在这种虚假的乐观主义背后潜伏着对一切的绝望而准备自杀的心态”，她看到了许多犹太人宁愿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妥协，因为生怕妥协会将他们带回到那些在欧洲沉默受难的屈辱日子。
    《2000年以来的西方》
    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是美国最为微进和著名的“反对派”知识分子。他矢志不移地指控美国公共舆论受到权力与资本高度垄断，而他本人由于在公共舆论界极为活跃而名声大噪。许多人因此认为乔姆斯基的批评显得有些故作矫情，甚至有著名学者称他为“知识骗子”。而且，右翼人士对他更怀着意识形态上的敌视。这种积蓄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形成了对乔姆斯基的围侧行动一《反乔姆斯基读本》的出版。停靠授遗册障滑赏前导电。 这部文集由彼得·科利尔和大卫·霍洛维茨编辑，汇集了九篇文章，着重分析了乔姆斯基的知识生涯和反美思想的演进，论及他和大屠杀之间奇异的关联、对红色高棉独裁者波尔布特的辩护、对以色列的仇恨以及对“9·11”事件沾沾自喜的评判，并指责他长期、大量地“捏造事实”和“篡改数据”。文集的结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乔姆斯基是不可信的！但攻击的领域还不只是这些。在西方知识界，很多学人会将乔姆斯基的学术贡献与他的政治写作区别开来，前者是里程碑而后者则多半是“义愤”。这部文集中最令人不安的一章出自语言学家保罗·波斯塔尔和罗伯特·莱文，他们重新评估了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研究，发现其品质与他的政治言论相当一致一“对真相的严重轻视、掩盖内在矛盾以及对不同意见的辱骂”。与此同时，一个名为“反乔姆斯基日志”的网站收集了大量“黑材料”，宣称乔姆斯基的面具已被一劳永逸地揭穿了。在当今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形势下，对乔姆斯基的围剿也许并不出人意料。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哈贝马斯呼吁“世俗社会要获得对宗教信念的新的理解”已经不再让人惊讶。早在三年前他在与拉青格大主教（如今已是教皇本笃十六世）对话之后所写的文章中就语出惊人：“基督教（而不是别的什幺）才是自由、人良心、人权和民主的最终基础，是西方文明的基准。”
    《2000年以来的西方》
    然而，对“解构”最流行的误解就是将它看作一种无可不为的“知识无政府主义”力量，可以滥用，达成任意的结论。但是，在最原初的意义上，解构只是一种批判性阅读的分析策略，它所激发与“邀请”的多重阐释并不支持“任意阐释”的正当性，它对形而上学绝对真理的颠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陷人彻底的虚无主义。实际上，彻底的虚无主义本身正是“解构”所要质疑的一种形而上学。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解构是一种持续而积极的斗争，它所反抗的是唯理主义对生命真实复杂性与矛盾性的独断压制。也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说“解构是对生命的肯定”。学克利分校
    《2000年以来的西方》
    种族类别是一种社会建构，但严格说来所有社会范畴都是如此（只是它们与物理现实之间的关联或有不同），阐明“建构”特征本身并不否定这些范畴的有效性和适用性，而是强调它们都是被特定文化与政治所塑造的范畴，也会随历史条件而改变。种族（或族裔）依然是当今世界各国通用的身份识别范畴之一，与遗传的体征有关，但更深刻的关联是文化养成。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从事“申冤型研究”的进步学者曾是边缘性的异端，他们从反建制立场起步，如今已经演变为主流，文化左翼的批判也成为在学术象牙塔中攀升的通途。他们最终成为一种批判性的建制派，彰显了文化左派如何寄生在一个他们既攻击却又依赖的权力体制中，面对挑战他们的新异端，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党同伐异的当权派面目，成为新的压制性权力。当文化左翼成为教条的时候，他们也与自己的思想先驱（那些后结构主义大师们）渐行渐远。
    《2000年以来的西方》
    身份的特征之一是对“承认”（recognition）的要求，即对内在自我或集体自我的尊严要求“主体间的承认”。这种要求“使身份政治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因为承认主要是通过政治行动获得的”。他认为，许多被归为经济范畴的现象实际上源自人们对身份和尊严的关切，因此很难将这两种因素拆解开来。人们对“经济正义”或“同工同酬”的要求往往不是出于对资源本身的关切，而是因为“资源是地位和尊严的标志”。单纯的经济学解释放弃了这个面向，这种局限性由来已久，是因为忽视了柏拉图所谓的“血气”（thymos），“这是人类心智的一部分，要求承认一个人的尊严”。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最令人不安的倾向是运动演变为一种“告解的竞争”——“一个女人的证言越可怕，她可能从网上姊妹那里获得的同情就越多。”沉默多年容忍施害者逍遥法外、现在才站出来的指控者们赢得了欢呼，被誉为“女英雄”和“强大的女性主义者”，而那些提倡并做到了当即明确有力地拒绝侵扰，并快乐地继续自己生活的众多女性，现在却被嘲讽为“受害人的责难者”。在当下的风潮中，好像愿意充当受害者才是唯一“正确的女人类型”。将女性视为脆弱的受害者，而不是胜任公共生活的行动者，使受害成为武器，固化女性的脆弱性，挫伤女性的适应力，这是从以往取得胜利的女性进步事业中倒退。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事实层面上，以社交媒体为主要载体的自发社会运动缺乏明确的组织和领导，本身包含了复杂多样的方面和倾向。批评者很容易选取任何一个有问题的侧面或支流，以偏概全地攻击整个运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批评者在强调程序正当的同时，完全漠视了一个事实——“#Metoo”运动的激进性恰恰是对程序主义功能失灵的反弹。在职场和校园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大量的严格意义上（以人们普遍认可的标准而言）的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但受害者或投诉无门或举报无果，纸上的法律与规章在实践中变得形同虚设，积怨已久的伤痛爆发为运动的力量，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运动的宗旨并不是要瓦解法律和程序，而是要激活和改造沉睡已久的程序正义，让它在实践中恢复活力。
    《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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