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的作者让·格朗丹教授以史料档案为依据,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伽达默尔,描述了他如何在纳粹统治的黑暗时期圆滑行事以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他虽然没有正式加人纳粹党,但他在发现有利于自己晋升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纳粹教导营,从而不失时机地填补了遭到清洗的犹太教授所留下的位置。而在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德国后,伽达默尔又常常在课堂上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不过,格朗丹也在书中为伽达默尔辩护,认为他属于那种不过问政治的老一代大学教授,只是机智地采用了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伽达默尔曾骄傲地宣称,“从不阅读历史短于两千年的书”。格朗丹甚至认为,海德格尔对纳粹的热情也只是“羞耻”而不是“罪行”。但许多学者持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伽达默尔的学生理查德·沃林教授,他在多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自己的老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作为,认为德国学术界所谓的“内心流亡”的观念是华而不实的托词,伽达默尔从来没有对自己面对艰难问题时的行为作出反省。因此,他认为格朗丹的“生存策略”的说法并没有理解哲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特质,即以原则而不是个人利益来行事。
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罗贯中 《三国演义》1
罗贯中 《三国演义》1大多数人总要等到生病后才了解,能够活着是何等的福气。
乔斯坦·贾德 《苏菲的世界》1
乔斯坦·贾德 《苏菲的世界》1数学对哲学的影响一直都是既深刻而又不幸的。
伯特兰·罗素 《西方哲学史》1
伯特兰·罗素 《西方哲学史》1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各携枣䭅、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谓之“门外土仪”。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0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0讲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说、“啊!这一回我的病幸亏你为我治愈,我非常感激,是我生平没有钱,年轻时以教书为生,现价在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受,所得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即就算了。这一次你为我诊视了很久,我预备写一本怀素体的千字文答谢你。”我毫不谦逊地表示接受。我说:“右老是国家之宝,你能送我一本千字文,是一种殊荣、比送诊费贵重得多”他听了就仰天大笑,极为得意,我看他笑容和美髯的飘拂,真像一幅的“高士隐逸图”
陈存仁 《银元时代生活史》0
陈存仁 《银元时代生活史》0辛亥革命的成功,一夕而摧数千年帝制,不是值得大庆幸之事吗? 伍博纯是这样说的:“辛亥革命,不当谓之人民革命,而直当谓之军队革命。军队之所以革命,则惟少数贤豪之主持,与夫报纸鼓吹之力量,而与多数人民之智识能力无与。故此次革命之成功,为极欣幸事,又为极危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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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 《南国之冬》0有一次和朋友聊天谈起这个问题,他说的一句话很精彩:“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这位朋友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哲学的周濂老师(他比我年轻很多,我会亲昵地叫他“周濂同学”)。我说这可以算是“金句”,他后来就把这句话变成了他的“微博签名”。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阿伦特没有提出良知的标准,因为良知不需要标准,良知本身就是标准,它是自明的道德真理。这样我们才能理解阿伦特的一个看上去很奇怪的想法:“思考是在体验了真理之后开始的。”这是她在给闺蜜麦卡锡的信中说的。阿伦特认为存在一种流行的谬论,就是“相信真理是经历了思考过程之后的结果”。阿伦特认为:“相反,真理一直是思考的开端,思考一直是没有结果的。这是‘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差别。科学是有结果的,而哲学从来没有。思考是在体验了真理之后开始的…真理不存在于思考中,用康德的话来说,真理是使思考成为可能的条件。它既是思考的开端,又是先验的。”现代性的麻烦是我们失去了价值标准的普遍性。但我相信,某些最低限度的标准仍然是存在的。是的,现代世界关于许多问题都存在着“合理的分歧”,这就是所谓价值多元主义。但还有些分歧是不合理的。以赛亚·伯林说,人类的价值不是无数的,是有限的,你不能说世界上有几十亿人。就存在着几十价值,更可能的是有十几种或几十种价值。把有些东西称为“价信必定是错误的。他举了个例子,比如,你说杀死一个人和踢开一块石头没什幺区别。这并不是另类的“价值”,因为对于人类而言,这不可理喻。虽然伯林是不喜欢阿伦特的少数同代思想家之一,但在这个间题上,我相信他们一致的。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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