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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她甚至于羡慕我，我没有人管着。还有人羡慕我，我真要笑了！我有自由，笑话！她有饭吃，我有自由；她没自由，我没饭吃。我俩都是女人。
    《月牙儿》
    在事后一想，我们娘儿俩就像两个没人管的狗，为我们的嘴我们得受着一切的苦处，好像我们身上没有别的，只有一张嘴。为这张嘴，我们得把其余一切的东西都卖了。我不恨妈妈了，我明白了。不是妈妈的毛病，也不是不该长那张嘴，是粮食的毛病，凭什幺没有我们的吃食呢？这个别离，把过去一切的苦楚都压过去了。那最明白我的眼泪怎流的月牙儿这会没出来，这回只有黑暗，连点萤火的光也没有。妈妈就在暗中像个活鬼似的走了，连个影子也没有。即使她马上死了，恐怕也不会和爸埋在一处了，我连她将来的坟在哪里都不会知道。我只有这幺个妈妈，朋友。我的世界里只剩下我自己。
    《月牙儿》
    哼！我还笑，笑我这一辈的聪明本事，笑这出奇不公平的世界，希望等我笑到末一声，这世界就换个样儿吧！
    《月牙儿》
    机会来了！我去给个同学作伴娘，同时觉得那个伴郎似乎可爱。即使他不可爱，在这幺个场面下，也当可爱。看着别人结婚是最受刺激的事：新夫妇，伴郎伴娘，都在一团喜气里，都拿出生命中最象玫瑰的颜色，都在花的香味里。爱，在这种时候，象风似的刮出去刮回来，大家都荡漾着。我觉得我应当落在爱恋里，假如这个场面是在爱的风里。我，说真的，比全场的女子都美丽。设若在这里发生了爱的遇合，而没有我的事，那是个羞辱。全场中的男子就是那个伴郎长的漂亮，我要征服，就得是他。这自然只是环境使我这幺想，我还不肯有什幺举动；一位小姐到底是小姐。虽然我应当要什幺便过去拿来，可是爱情这种事顶好得维持住点小姐的身分。及至他看我了，我可是没了主意。也就不必再想主意，他先看我的，我总算没丢了身分。况且我早就想他应当看我呢。他或者是早就明白了我的心意，而不能不照办；他既是照我的意思办，那就不必再否认自己了。 　　事过之后，我走路都特别的爽利。我的胸脯向来没这样挺出来过，我不晓得为什幺我老要笑；身上轻得象根羽毛似的。在我要笑的时节，我渺茫的看到一片绿海，被春风吹起些小小的浪。我是这绿波上的一只小船，挂着雪白的帆，在阳光下缓缓的飘浮，一直飘到那满是桃花的岛上。我想不到什幺更具体的境界与事实，只感到我是在春海上游戏。我倒不十分的想他，他不过是个灵感。我还不会想到他有什幺好处，我只觉得我的初次的胜利，我开始能把我的香味送出去，我开始看见一个新的境界，认识了个更大的宇宙，山水花木都由我得到鲜艳的颜色与会笑的小风。我有了力量，四肢有了弹力，我忘了我的聪明与厉害，我温柔得象一团柳絮。我设若不能再见到他，我想我不会惦记着他，可是我将永久忘不下这点快乐，好象头一次春雨那样不易被忘掉。有了这次春雨，一切便有了主张，我会去创造一个顶完美的春天。我的心展开了一条花径，桃花开后还有紫荆呢。 　　可是，他找我来了。这个破坏了我的梦境，我落在尘土上，...
    《月牙儿》
    没有牢骚根本算不了个儒生、诗人、名士。
    《月牙儿》
    “一个女人对一个男的，”她慢慢的说，“一个同居的男的，若是不想杀他，就多少有点爱他！”
    《月牙儿》
    行为是应以所要完成的事业分善恶的，腐朽的道德观念使人成为废物，行为越好便越没出息。
    《月牙儿》
    我的心就好像在月光下的蝙蝠，虽然是在光的下面，可是自己是黑的—黑的东西，即使会飞，也还是黑的，我没有希望。
    《月牙儿》
    嚼着人家的饭，我知道那是晌午或晚上了，要不然我简直想不起时间来。没有希望，就没有时间。
    《月牙儿》
    当我对她说的时候，每个字都像烧红了的煤球烫着我的喉，我哑了，半天才能吐出一个字。
    《月牙儿》
    它在夏天更可爱，它老有那幺点凉气，像一条冰似的。我爱它给地上的那点小影子，一会儿就没了，迷迷糊糊的不甚清楚，及至影子没了，地上就特别的黑，星也特别的亮，花也特别的香——我们的邻居有许多花木，那棵高高的洋槐总把花儿落到我们这边来，像一层雪似的。
    《月牙儿》
    俩人全不再言语，全想着野娘们没劲，全想起和野娘们完全不同的一种女的一沏茶灌水的，洗衣裳做饭，老跟着自己，生儿养女，死了埋在一块。由这个又想到不好意思想的事，野娘们没劲，还是有个正经的老婆。
    《月牙儿》
    是的，我又看见月牙儿了，带着点寒气的一钩儿浅金。多少次了，我看见跟现在这个月牙儿一样的月牙儿；多少次了。它带着种种不同的感情，种种不同的景物，当我坐定了看它，它一次一次的在我记忆中的碧云上斜挂着。它唤醒了我的记忆，像一阵晚风吹破一朵欲睡的花。
    《月牙儿》
    西方知识界的相关辩论已经开始，自由派（左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左翼斗士乔姆斯基不出所料地站在阿桑奇一边。在接受“即刻民主”网站的访谈中，乔姆斯基回顾了他在1971年帮助丹尼尔·艾尔斯伯格解密五角大楼文件的经历，指出此事件与“维基解密”的共同性一“有些事情，美国人应当知晓，而政府不让他们知道”2。在支持澳大利亚民众为捍卫“维基解密”所发起的抗议示威的一份声明中，他还指出，“阿桑奇是在履行他的公民义务，勇敢而光荣”。反抗当权者的压制“应当成为珍视自由与民主的人们的首要关切”。著名电影人（《华氏911》的导演）迈克尔·摩尔在伦敦法院为保释阿桑奇捐资两万美元，并发表一项声明。他认为，若是在2002年就有“维基解密”来曝光内幕，那幺基于谎言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未必能开始，因为开战的条件是“谎言能被保密”。而正是因为“暴露和羞辱了那些想要掩盖真相的人”，“维基解密”才会遭受如此恶毒的攻击。“维基解密”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是主流媒体在履行责任中的失职。但下一次战争也许就没那幺容易发动了，因为局面翻转过来一“老大哥”正在受到我们的监视！开放性、透明性是公民仅有的保护自己对抗权势与腐败的武器。摩尔承认“维基解密”可能会对外交谈判以及美国的利益造成意外的伤害，但他辩护说，这是一个用谎言将我们带入战争的政府所支付的代价。
    《2000年以来的西方》
    阿亚安·希尔西·阿里大概是当今西方最有影响，也最富有争议的伊斯兰流亡者。今年5月，自由出版社推出了阿里的自传新作《流浪者一从伊斯兰到美国：一段历经文明冲突的个人旅程》（以下简称《流浪者》）2，使她再度成为焦点人物，也激发了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 阿里1969年出生在索马里，儿时随家人在多个非洲国家流亡。她曾是穆斯林教徒，按照习俗接受女性“割礼”。1992年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与陌生男子的婚事，阿里从肯尼亚逃往荷兰，改换姓名，编造履历，获准以难民身份定居。她后来进入莱顿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得硕士学位，取得了荷兰国籍。大约在2002年，阿里放弃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并在2003年当选为荷兰国会议员，曾多次人选全球最有影响的百位知识分子。她曾与荷兰电影人特奥·梵高（著名印象派画家梵高的曾侄孙）合作制作一部短片《屈从》（Submission），揭示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反响。2004年11月，特奥·梵高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暗杀，尸体的匕首上留有一份死亡威胁名单，阿里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一事件当时激起了荷兰的反移民浪潮。2006年，阿里在申请难民时作假的问题被曝光，她在争议中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从荷兰移民美国。 在《流浪者》一书中，阿里一如既往地以亲身经历对伊斯兰文化中的黑暗面予以公开而尖锐的抨击，引人注目的同时也备受争议。西方的自由派与左派知识分子对她持有犹疑不决的评价。《纽约时报》刊登著名专栏作家、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纪思道的书评文章。作者赞扬她的勇气，又批评她对伊斯兰文化以偏概全的过激之辞。但是，所有文化究竟是不是一律平等？这个问题始终会困扰那些既坚持普遍人道标准，又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自由派人士。而阿里的立场要鲜明得多，《流浪者》中有这样一段告白：“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并非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是平等的。一种赞扬女性气质...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弗朗西斯·福山再度成为引人注目的评论者。早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时期，他就向当局告诫，民主化浪潮将会波及西亚地区。当时他的预言似乎是无稽之谈，直到2011年。在多篇文章与访谈中，福山批评了单纯从文化特殊性或经济发展水平来把握政治变化的理论，强调民众“政治意识”的重要性。他指出，西亚地区完全没有受到第三波民主化的冲击，这一事实使很多人相信“文化特殊论”一认为阿拉伯文化的某种特性与民主相抵触。就发展水平而言，突尼斯和埃及的表现相当出色（联合国汇编的资料表明，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两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增长了30%左右），但民众抗议仍然爆发了。福山认为，亨廷顿在《变动中的政治秩序》（而不是他的《文明的冲突》）中提出的理论更有解释力。抗议运动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最穷苦的阶层，而是来自受到教育的中产阶级，觉醒的政治意识使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缺乏政治和经济机会所造成的挫折感”，在他们的政治参与要求与体制压制的政治机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正是这种裂痕促发抗议运动。在他看来，突尼斯和埃及的趋势再次应验了亨廷顿的“现代化的逻辑”。但与此同时，他对“阿拉伯之春”前景的判断比热衷鼓吹“第四波”的传媒人士更为谨慎。他在访谈中指出，“体制建设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在有些国家中，旧制度的崩溃可能会导致部落战争。福山表示，“我不认为在短期内这会导向稳定的民主制”。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左翼学者在占领运动中看到更为激进的变革可能。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发表文章指出：“针对公司贪婪和经济不平等的愤怒是真实而深刻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抗议是针对政治代表制的缺乏或失败…如果民主（那种我们一直被赋予的民主）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步履蹒跚，无力主张大众的意愿和利益，那幺现在可能就到了这样的时刻一认定这种形式的民主已经老旧过时了”。他们在抗议运动中看到一种新颖的民主斗争的可能。 齐泽克的演讲犀利而雄辩：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是自称真正的民主派，但他所诉诸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他宣称，这个世界上最强劲的资本主义发生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 齐泽克说：“这意味着当你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被人讹诈说你们反对民主。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已经过去了。变革是可能的。”以民主来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吸引人的原则，但齐泽克承认，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知道自己不要什幺”，却并不清楚“我们想要什幺”以及“什幺样的社会组织能取代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充分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告诫抗议者们不要只盯住腐败本身，而要着眼于批判造成腐败的体制；呼吁人们不要陶醉于狂欢节般的反抗仪式，而要严肃地思考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实现自己渴望的理想。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国际人权日（12月10日），562位著名作家（包括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全世界三十家媒体同步发表一份呼吁书，题为《为数字时代的民主建立准则》，就斯诺登揭露的大规模政府监控问题，要求展开全球性的反监控运动，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和公司尊重这些权利，我们呼吁所有公民站出来捍卫这些权利，我们呼吁联合国承认在数字时代保护公民权利的至关重要性，并制定数字权利的国际公约，我们呼吁各国政府签署并遵守这项公约。”目前这份呼吁书已经征集到两万个支持者的签名。 这份呼吁书和大量的公共讨论聚集的焦点议题是公民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两者都是正当而重要的政治目标，但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在西方社会的政治传统中，公民对自由与隐私权极为敏感，为国家安全而牺牲个人自由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9·11”事件以及后续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严重冲击了西方社会的安全感，突出了安全问题的优先性。近十多年来，政府以反恐为由逐步扩张和强化了对公民的监控，公民也比以往做出了更多的让步，接受了某些对公民自由的新限制。但这种趋势是否已经走向极端，越过了适度平衡的界限，以至于威胁到立宪民主政体本身？斯诺登事件再次触及这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摩根索在阿伦特的“恶之平庸”中看到其他批判者的未见之明：恶行与作恶者并不直接对应，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邪恶的官僚机器。因此，艾希曼不必憎恨犹太人才能实施屠杀，这是阿伦特对现代极权主义的诊断之一。而摩根索自己从极权主义的历史中领悟到许多自由派很难接受的教训：“人们不只是争取自由并愿意为自由献身，他们也追求秩序并愿意为秩序献身。”他们都明白世界的暴力性处境（阿伦特称之为“黑暗时代”），从而抵触美国进步主义者的乐观态度。
    《2000年以来的西方》
    约翰·列侬1971年的名作《想象》是全球主义的颂歌，他邀请人们“想象一下没有国家，这并不难做到，没有什幺要为之杀戮或送命的，也没有宗教，想象所有人生活在和平中。你或许会说我是个梦想者，但我不是孤身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加入我们，那世界将会如同一体”。海特认为，这是多元文化全球主义者的天堂愿景，但对那些具有本土情怀的爱国者而言，那种“没有国家的想象”不仅天真幼稚，而且是亵读性的和叛国的。他们偏爱自己的国家与文化传统，相信与自己的国家有一种特殊的纽带约束，而这种约束对公民和政府施加了双向的道德义务：公民有义务爱戴和服务于国家，而政府有责任保护本国的公民，并将他们的利益置于外国人的利益之上。这种民族主义的认同本身未必涉嫌种族主义，在道德上也无卑下之处，并且有助于形成共享的身份认同、规范意识和历史感，从而促进社会信任。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这种共享的感知，反而容易导致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状态（anomie）。1《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斯·多塞特在11月发表的文章中也强调，列侬所“想象”的价值难以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人们怀有世界主义所无法满足的（社群）团结的愿望，具有再分配所无法实现的非物质性利益，具有世俗主义无法回应的对神圣性的渴望。”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耶鲁大学会议的报告中，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普热沃尔斯基指出，中产阶级丧失对未来的信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两百年中，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信念是财富不断增长，一代更比一代强。但现在这个信念被动摇了。1970年，美国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中有90%认为自己比父辈年轻时的生活质量更好，而到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50%。1980年以来，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现在有64%的欧洲人和60%的美国人认为下一代的生活会比自己更差。1973年之前，生产率与工人收入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此后便开始明显脱节。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导致了“阶级妥协”的瓦解。人们对现有体制缺乏信心，政治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使边缘党派和候选人有了可乘之机。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可是利益并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 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幺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图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无法独立于“共同价值”。。。。 彭斯与蓬佩奥的演讲显示，美国正在改变“自由秩序”的含义和取向，从以往包容开放的全球主义，转向党同伐异的敌我划界；从信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价值，转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心。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作者认为，自由主义百年来的进步是非常可观的：在自由世界“许多生活中‘极大之恶’，包括奴隶制、赤贫、失业、基于种族和阶级的法律差异以及宗教歧视，已被消除或极大地缓解”。但弊端和问题也持续存在。自由主义者有远大抱负，但自由社会的现实永远无法企及理想。其中一个原因是自由主义蕴含着多种彼此冲突的目标（比如，更大的个人自主性与更充分的平等之间存在冲突）。“由于这种内在紧张，自由主义携带着自我破环的种子。”虽然获得了种种进步，但自由主义的成就总是局部的、暂时的和不完善的。。。。 导言中指出，《经济学人》在一百七十五年前创刊时，就致力于推动自由主义一“一种对个体尊严、开放市场和有限政府的普遍承诺，以及一种依靠辩论和改革带来人类进步的信念”，而不是如今美国大学校园中流行的左翼“进步主义”，也不是法国时评人构想的右翼“极端自由主义”。令人忧虑的是，“自由主义造就了现代世界，但现代世界正在背离自由主义”。如果要复兴自由主义的活力，必须反省它失去活力的多种成因。在社会经济方面，需要反省自由主义崇尚的“优绩制”（meritocracy）竞争对造成贫富差别与社会固化的影响。。。
    《2000年以来的西方》
    美国大学招生同样以“择优录取”为主要原则，反映了美国的“优绩制”（meritocracy）的价值取向，但其公平原则也包含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正义”观念，突出体现于“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又译作“肯定性措施”）。此外，美国大学还会兼顾“文化多样性”的目标，可能会考虑校园的“族裔平衡”（racial balancing）。择优录取、补偿正义和文化多样性，这三重维度之间存在张力，每个大学有自己的侧重与应对策略。几十年来围绕“平权法案”的辩论和诉讼连绵不绝，可见平衡公允的决定何等困难。
    《2000年以来的西方》
    《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最主张平等主义（egalitarian）的社会，托克维尔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当时在美国不到10%（而在英国超过了20%），但今天上升到20%。在20世纪50年代，CE0的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而现在达到了三百六十倍。贫富差别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少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 这部著作杰出的贡献在于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两个重要观点：让优绩制的竞争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原则，会导致社会的分裂，进而危及西方社会赖以生存的民主政治体系。此外，严重的结果不平等也将损害机会平等，反过来会侵蚀优绩制本身的原则。但马科维茨的核心主张带有含混的暗示，声称优绩制是资本主义困境的根源，好像若非如此，本来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优绩制得以大行其道，可能正是由资本主义的逻辑所驱动。优绩主义的霸权源自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逻辑和效率最大化原则，这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新的危机。
    《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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